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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为什么要阅读经典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6-14 点击: 2955 次 我要收藏

《明夷待访录》、《旧制度与大革命》,“都是一些过了时的书,何必这样大张旗鼓?”

多年前,几位关心高中生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育的朋友,发起了一个演讲会,请人来讲中西经典,我也应邀作了演说。在那次演讲中,我首先提到林肯。

林肯正式的教育背景很浅,可是他的文章和演讲却极为动人,我个人认为他主要的精神及思想资源是不断地精读包括《圣经》在内的经典。这些经典深入他的精神层次,除了源源不断地提供许多精彩的养分之外,也形成了一个规模、一个框架、一种内在的雄浑的气氛与节奏,再加上林肯在适当的时候套引经典,使得他的演讲及文字非常动人。

上个世纪芝加哥大学阿德勒教授提倡阅读伟大作品,这件事今天看来已经相当老旧,但是它的意义却从未褪色。我个人深知讨论经典阅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什么可以成为经典以及如何阅读经典,便可以从无数方面去谈。这里则只想试着回应一种质疑。

2001年,当我在台湾国科会人文处为了推动“经典译注计划”而举办一系列“西洋经典与现代人生”的讲座时,因为报纸副刊的报道,曾经引起一些注意。有一位听众打电话到人文处:“都是一些过了时的书,何必这样大张旗鼓?”这个质问促使我们思考:何谓经典?经典是不是一部没有错误、尚未过时的书?一部书之所以成为经典一定有许多原因:它的历史影响巨大、它的内容历久弥新,它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及普遍的问题,它的词采闪亮惊人,它的思路细密曲折,它的架构雄浑庞大等,不一而足。可是不容否认的,经典中的一部分内容,经过时代的淘洗,用现代人眼光看来已经错误或过时,为什么人们仍然需要读它?再者,经典是不动的,它如何与人类无限多样的存在境遇,以及人类所关心的翻新出奇的问题发生关联?

正如同一个点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处,那么一本书的内容怎么可能既是古代的、又永远是当代的?“同时代感”一定是跟我们这个时代的“相似感”吗?

三十多年前,我曾似通不通地读了神学家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的《系统神学》,觉得他很想解答这个问题。这部书中反复讨论《圣经》如何关联呼应(correlated)每一个时代?如何在不任意改动《圣经》的“讯息”下,关联呼应每一个时代特殊的“境况”?如何形成一种既不是从境况中抽取答案,也不是过度被讯息的固定性所拘限,而对时代的迫切问题提出解答?田立克花了很大的力气所提出的解答,应该只是人们亲近经典的进路之一。

有的人每隔几年就要读一遍康德的三大“批判”,是想跟着他细密曲折的思路走一遍,像磨透镜一样。王国维可能是近代中国最早深入琢磨三大“批判”的人,到了后来,当他放弃哲学(他说哲学是“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之后,我们仍然可以在他的经史著作中看到康德思路的影子。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读马克思的小册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形容这本书是在分析“为什么一个有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包括路易·拿破仑)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列维-斯特劳斯大概是要一次又一次亲近那种从四面八方、一层又一层地解剖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政变事件的锐见。

在那次演讲会中,我选择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书中的部分内容在晚清以前是非常前卫、非常锋利的,但是到今天恐怕早已成了刍狗,但是这本小册子在历史上曾经发挥无比的影响力,使它自然具有一定的分量,书中所提出的若干议题:君臣的角色、君臣的关系、读书人在政治中的角色、舆论的问题、物质力量的配置应集中在中央或分散在各地等等一连串问题,现在看来仍有一定的新鲜感。即使其内容已经过时,作为读者,我们仍想深入历史脉络,了解作者为什么那样说。古人说“误书思之,亦是一适”,设身处地深入了解经典的每一部分,正是一种磨砺自己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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