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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赟:儒家传统复兴与国家治理精神重建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6-08 点击: 4004 次 我要收藏

有学者以为秩序其实无关教化的权能,而主要是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合理“划界”的问题。如果放弃教化与教育的问题,而将政府之外的社会管理作为统治规划的目标,或者简单地认为,社会管理的问题的根本就是还社会于社会,那么,这其实也是一种责任的放弃。对于一个伦理秩序与精神秩序井然、人们内心和平无有怨恨与不满情绪的积攒的社会而言,社会管理问题的确可以视为社会的回归问题,特别是威权政治体系中,在社会没有独立运作于政府的运作机制的情境下;但若对一个人心凋敝、风俗浇薄、伦理与精神失序的社会而言,还社会于社会,固然是自身的减负,但同时也构成责任的推诿。政府的权力从社会中的撤出,并不是社会还归社会的全部,只有在社会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教化机制,从而能够保证在什么意义上社会是人在其中得以生成的社会时,社会才真正地回归了自身。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管理的问题除了将社会让渡给社会自身,从而激活社会的活力之外,更深层的问题则是,社会在什么意义上可以避免成为市场体系与欲望机制蚕食掌控的场所。换言之,社会并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所与的自然之物,也不是那种适者生存、劣者淘汰的“自然状态”,而应是将人的引导与社会的提升纳入其中的机制与场域。由此,不得不考虑社会与教化的关系,只有学校与宗教,才是非功利地、超利益地组织与提升社会的最佳方式。故而,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核心,说到底是处理治教关系问题。

当然,治教的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方式只能在制度化层面展开,即以制度性安排规定治教的分工及其协定。在将治教问题制度化解决的同时,又必须摆脱“制度的神话”,即那种对存在着一种最完善的、最后的制度,它可以解决所有政治问题的无法加以证实的信仰。而且,对已有的宗教在放开的同时,需要采用不同的引导方式。因为,对于一个民族而言,高于治统也高于教化权能因而也可以将二者统一起来的最高原理,乃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道统”,对于当今与未来中国而言,“道统”乃是历史性展开、但却永远不会完成的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它本身并不能化约为某种制度,但可以作为公民的基本教养而获得制度化的保护。与中华文明的“道统”密切相关的,毫无疑问,是承接了“四书”与“五经”两大经法系统的儒家传统。传统中国的大一统,并不能理解为与“一个人的自由”相关的治统权力的高度垄断,其精义存于最高主权原则与最高经法原理的统一性上,一言以蔽之,即是统一于儒教的诗书礼乐之教所揭示的大道。民国时代,仁人志士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常有“亡国族者必先亡其文化”的自觉,并认识百年来的中国危机根本上是文化的危机,即儒教的危机。回顾几千年中国历史,虽有治统上的王朝的不断更替,但中华民族却不会解体,其所以能如此者,在于诗书礼乐所承载的儒家教统不曾中断,此所以古之君子在治统上不能存身者,在教统上犹可以“斯文”而经营“天下”。中国的改革开放,着眼于未来的久远大计,必定事关此一儒家道统。事实上,儒家传统并不是一个博物馆里的业已对象化的陈列品,而是积淀在中国人生命与生活世界中的活着的传统,对于这样一种传统,不论是无视她的存在,还是抵制她的存在,都必将遭遇反弹,唯一可行且智慧的处理方式便是,给她存活并发挥能量与作用的场所或空间。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点,业已被“中立化”了的政治,将是一个没有灵魂与生意的僵化躯壳。

总而言之,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改革最终指向的乃是以儒教为主体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即以在地域、主权等方面有限性的国家政治承载(文明、文化层次上的)“无限政治”,培育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对世界秩序的远景规划能力。但这样一个宏大的世界规划必然折中千古之智、集合全民之力,而后才有可能。因而,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应该着眼于未来,为此而准备。这就要求更加崇尚个人思想自由的政治秩序,更加注重个人创造力的教育体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全球性的知识生产与思想对话场域,在文明论层次上,深入地激活与运用古老的儒家传统,为人类新一轮的知识与社会革命进行在地性的思想准备。

重建伦理生活与精神秩序

当前中国的最大问题,与其说是阶层与贫富的空前分化及其所折射的社会正义问题,毋宁说是深层次的思想上的分歧与共识的缺乏。相比之下,后者乃是更大、更重要、更深远的危机,它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作为政治—文明共同体的凝聚力。而不能形成一套行之有效、深入人心的有效意识形态或话语,从而主义纷纭,异说驰骋,又没有一个主义或话语成为主导的思想意识,只不过是这个危机的外在表现形式。换言之,如果说共识的危机是相对内在的,那么话语或意识形态的危机则相对外在一些;如果没有共识,就不可能建立真正有效的“意识形态”。就共同体自身而言,如果没有以观念形式出现的“意识形态”[4]的凝聚与约束,一切活动也没有理想与方向,从而成为权宜性与策略性的临时举措,它将高阶的治理之本质还原为低阶的权力与利益层面的协调、平衡。共识的危机体现的心性秩序的失序,一旦治理不能进入到心理与精神层面,着眼于外部活动的“维稳”就会成为不得不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心性失序在当代的内在表现是精神与价值层面的无所敬畏,外在表现是伦理失序。无所敬畏,意味着在内心无法无天、肆无忌惮,一切神圣的、值得敬畏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一在当代业已可见的现象常常被表述为信仰危机。如果说信仰是内在的与主观的,那么,伦理则是外在的与客观的。做本分人(老实人)吃亏,物质利益至上,已经成为这个社会流行的看法。安分守己乃是传统中国发展出来的尽心伦理学的核心,但现在它却遇到了挑战,又没有替代性的东西出现。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心性秩序的现状并不是偶然自发形成的,它是历史地长期建构的结果。秋风曾将当代中国精神秩序概括为物质主义的信念体系与国家哲学。“物质主义就是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信念,它首先体现为物质主义的国家哲学。它渗透于改革之前正式制度结构的最深处,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生了一次转向,但其物质主义精神并无根本变化。政府在物质主义国家哲学支配下所采取的种种积极的作为与消极的不作为政策,默许、诱惑、推动乃至强制民众产生了物质主义的伦理观和生活方式,使物质主义精神在中国社会无所不在,塑造了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既令人兴奋也令人尴尬甚至令人担心的制度格局、财富配置状况及伦理状态……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纵欲逐渐成为荣耀。”[5]这种物质主义,曾与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至少受到了后者的鼓励,而从根子里敌视并腐蚀着精神性。在治心已经成为最紧迫、最深层问题的当代,从国家哲学或公民宗教的层面建立尊重精神性的新价值体系,已经成为不容后推的时代性课题。

历史地看,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体系,具有治教一体的特征,它通过历史观、世界观而构建人生的信念,给出生活的价值与方向。但它以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式从外部植入,不得不诉诸人心人性的改造,因而并不具有“大地性”与“人民性”,这是其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替代的内在根源。后者作为国家道路的“政策纲要”而被实施时,它主要关注还是公共层面,尤其是在国家经济道路等层面,而具体个人的身心安顿这样一种精神需要,则尚未得到关注。近年来在话语层面一再被突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明了从上到下对价值危机的状况的认识,但其内容具体为何,却尚待充实。不仅如此,在多元价值观念已经成为现实的状况下,必须考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构成一般个体可能的内在需要,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承担其安身立命的精神需要,而不仅仅是外在的规划、安排与植入,或者只是治理层面上的维稳要求。换言之,作为“政策纲要”,它展示的“价值观”的人民性问题,是需要进一步论证并加以充实的。历史地看,从治统之外选择根基于社会的价值观并对之加以调整,而不是以行政政策方式由上而下加以推行,才是确立具有社会性、人民性的价值观的有效方式。

百年来中国人自我确证的焦虑,到今天也没有消解,甚至随着社会生活的迅猛变化以及生活节奏的提速而被加剧。作为“受众”的人们不安地生活在追赶、攀援的临时性外在目标中,而对身心静定与安顿的向往,却一直被挤压,以至于当下与最终,可以安于什么、定于什么,随着千年传统所提供的架构的被动式微,反而成了最大的问题。这就极大地突显了“治心”问题的急迫性。治心的问题,涉及到秩序的内在层面。从理论上看,秩序的外在层次与内在层次是相通相济的,所有的秩序都要在治世与治心之间获得平衡与统一。这也意味着所有的秩序都有其心性论的根基?就秩序自身而言,如果不仅仅是追求彼此相安的稳定,那么它最终要保护什么呢?这就涉及对生活方式及其目的的思考,以及对人性的可能性及其意义的理解,涉及关怀身心生死的方式,等等。在哲学的层面,这是一个心性论或者精神哲学的问题,是每一种文明落实到个人身心里面的方式。其内容或许最终不能完全纳入到话语体系中,或被话语化,相反,在一切伟大而深刻的文明系统中,话语与秩序要么作为这种心性论或精神哲学的护卫者,要么必须为之预留空间,任其自由发展。而没有达到心性层次的秩序,不可能行之久远,深入人心。

在伦理生活与精神秩序失序的情境下,民间宗教如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取得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复兴,就可以视为人们在“价值虚空”状况下精神性要求的反映。但严格说来,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在最终意义上都是注重超越论意义上的精神性的宗教,人间的秩序、尤其是伦理生活,并不是其最终关注。因而,即便推动这些宗教的复兴,以解决中国的精神秩序问题,也必须将它们搭建在人间秩序的基础上,至少它们所追求的相对“出世”的精神境界应该有一个入世而又不反对出世的精神力量的平衡。这个精神力量在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就是儒家传统。

儒家教化体系的特征往往被概括为“内在超越性”,即以人间伦理秩序为基础实现超越论的价值。的确,儒教以它对人间伦理生活秩序的高度关注,显示了其大地性;但另一方面,它又在伦理生活的基础上建立了超越之路,即将精神提升到超越论的天道层次。由此,儒家传统一方面用天道提升大地上的人间世俗生活,另一方面又用人间的生活来调校内在于心性的超越论企向,从而使得世俗与超越之间保持了动态的平衡,而没有西方历史上一再呈现的那种紧张。对于重建人间伦理生活而言,儒家可能是不能绕过的资源。儒家传统在保护大地性的伦理秩序的同时,又内蕴着超越性;不仅自身具有这种超越的精神追求,而且它还具有在超越论层次上向着一切精神性宗教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就此而言,它理应是国家哲学或意识形态改革的首选目标。即以儒家传统重建国家伦理与社会生活,而在个体性的内在超越精神秩序上,向着一切宗教开放。反过来说,即将儒教之外的其他宗教的功能限定在个体性的、内在的、私人性的层面,而在社会伦理层面,建立儒教的主导性。只有这样一种新意识形态的改革方向,才能解决深层的治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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