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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皇权,肇始宰辅专政——李沆论(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一)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788 次 我要收藏

引言
  对于李沆,恕我寡闻,迄今为止尚未看到专门论述的文章。大概在众多的宋代士大夫中,李沆实在不太引人注目的缘故吧。他仕于宋初太宗、真宗两朝,官至参知政事和宰相。虽居高位,决策主政,但在他的任期内,既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事件,也缺少有声有色的作为。仅仅是承平时期的正常作为。因此,在后世,他便成了一个为人遗忘的“大人物”。而引起我注意的,首先是李沆所处的时代。作为政治家,李沆主要活动于太宗末、真宗初。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王朝的草创期业已结束,各种制度初具规模,一代创业的君臣也渐渐凋零。而在和平环境下成长的士大夫群,则随科举规模的扩大迅速崛起。他们以不同于以往的观念和方式影响乃至主导着整个朝廷的政治运作。而李沆则是他们当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从君主的角度看,随着“亚开国皇帝”太宗的逝去,第一位正常继统的真宗的登场,宋代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在传统的权力构架中,君臣关系往往决定着政治走向。新君即位,君臣关系如何定位,又决定着皇权如何定位。环境塑造着人,士大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也改变并塑造着君主。而对第一位正常继统的真宗的塑造,则对此后漫长的宋代历史中皇权的走向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李沆作为太宗指定的太子师傅和真宗亲擢的宰相,在真宗即位前后,对真宗影响甚大。因此,考察李沆的作为,对于了解宋代中央政治,特别的皇权的演变之渐,我想绝非毫无意义。因为此文,以期学界诸贤“疑义相与析”。

  李沆太平兴国五年(980),举进士甲科,授将作监丞、通判潭州,任内以郊祀恩迁官太子右赞善大夫。在通判潭州时,转运使赵昌言“谓其有台辅之量,表闻于朝”[1]。而当时长沙守何承矩也“厚待之,以为有公辅器”[2]。相对于皇帝来说,整个士大夫官僚可以视为一个阶层。而这个阶层内,又由于各种利益、出身及政见,划分为不同的集团。同一集团的人互相汲引已属常事。李沆入仕后,很幸运地得到前辈官僚的汲引,对其以后的升进,可以说起到不小的作用。
  八年,任满还朝,转著作郎。李沆的政绩或才干,加之关系网背景下的舆论褒扬,使其名已为太宗所知。正如杨亿撰写的墓志铭所言,“稔熟于上听,喧塞于公议”。因而,“中谢日,太宗命中贵人送丞相府试文一通,以本官直史馆,赐五品服”[3]。《宋史》本传对此事的记载是,“相府召试约束边将诏书,既奏御,太宗甚悦,命直史馆”[4]。不管怎么说,李沆首先是以文才见知于太宗的。此后过了三年,雍熙三年(986),右拾遗王化基上章自荐。对于非正常继统的皇帝来说,怕的是士大夫们不合作。如果有人伸手要官,则是正中下怀。因此,对于王化基的自荐,太宗很高兴,对宰相说:“化基自结人主,诚可赏也。”这时,太宗还想起了在文才上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李沆和宋湜。就说:“李沆、宋湜皆嘉士也。”于是,让中书一并召试三人。然后,三个人都被授以右补阙、知制诰。在这三个人中,看来太宗还是最赏识李沆。由于李沆官阶最低,所以同是知制诰,他排在最后。太宗特地把他升到最前边。在“各赐钱百万”之后,“又以沆素贫,多负人钱,别赐三十万偿之”。
  太宗这次可以说是唯才是举。因为他在任用知制诰上是有过教训的。《长编》在卷27雍熙三年十月庚子条三人被任命为知制诰后记载:“上尤重内外制之任。每命一词臣,必咨访宰相,求才实兼美者。先召与语,观其器识,然后授之。尝谓左右曰,词臣之选,古今所重。朕早闻人言,朝廷命一知制诰,六姻相贺,以谓一佛出世,岂容易哉!郭贽河南门人,朕初即位,因其乐在文笔,遂命掌诰。颇闻制书一出,人或哂之。盖其素乏时望。业已进用,朕亦为之赧颜。然亦终不令入翰林也。”
  此后,太宗一直对李沆赏识信任有加。雍熙四年(987),他与翰林学士宋白同知贡举。由于宋白把关过严,大部分举子落榜,致使“谤议蜂起”。但所有的“谤议”都是冲着主持了三次贡举的宋白去的,史载“时知制诰李沆亦同知贡举。谤议独所不及”[5]。此后不久,李沆反而被升官为职方员外郎,并且“召入翰林为学士”[6]。过去太宗不让郭贽成为翰林学士,而对李沆则是提拔得相当快。淳化二年(991),翰林学士李沆被任命为同判吏部流内铨,同时,翰林学士贾黄中、苏易简也被任命为干当差遣院。《长编》说“学士领外司自此始也”[7]。通过自己的秘书官来掌管人事,这恐怕是太宗试图控制任官权的一种努力。对于这项兼职,墓志铭说李沆“掌选部,澄汰流品,旌别淑慝,清通简要,时誉归之”。
  李沆担任翰林学士,为其进一步深结太宗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墓志铭在叙述李沆的这段经历时说:“公之在内署也,或乙夜观书之余,备前席受厘之问。风规蕴籍,占对娴雅,弼违献可,上多沃心,称善举能,言皆有味。”从墓志铭的记载看,李沆在交结君主之际,也并不是一味奉承,而是时刻履行着宋代士大夫的责任,不忘“风规”教育君主。
  李沆担任翰林学士期间,为他与太宗之间密切的君臣关系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使他深深受知于太宗。“天子知其才可以缉熙帝载,察其德可以镇厚风俗,乃有意于大用也”[8]。不仅仅是才华,就连风度气质,也为太宗所欣赏。“沆初判吏部铨,因侍曲宴。上目送之曰:李沆风度端凝,真贵人也。”果然,“不数月,遂与[贾]黄中俱蒙大用”。在李沆以翰林学士兼任同判吏部流内铨的同一年,就顺利地进入了中央政治中枢的决策层,担任了参知政事[9]。对于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官经历的李沆来说,这种升进是相当快的。
  在参知政事任上,李沆干了整整两年,淳化四年十月,罢守给事中本官。这次罢政,不独是李沆一个人,而是几乎整个执政集团的旧有成员的全部大换班。从宰相李昉到参知政事贾黄中、同知枢密院事温仲舒全被罢免。留任的只有在六月刚刚任命的参知政事吕端、知枢密院事柴禹锡、同知枢密院事刘昌言。同时还再度任命吕蒙正为相,赵熔、向敏中同知枢密院事、苏易简为参知政事。而后又任命赵昌言为参知政事,再度出任执政[10]。
  这次执政集团大换班,表面原因是由于当时连绵阴雨百余天,形成涝灾。而传统的看法是,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除了行政工作之外,还有调节天人关系的职责。因而,发生自然灾害,当然就要归咎于他们的失职。现在看来,以这种理由来罢免政府首脑,不免有些荒唐。但透过荒唐,我们何尝不能看到这也是一种“神道设教”在政府首脑身上的运用呢。就是说所谓的天灾不过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借口。以此为借口,在野的敌对的政治集团则可以发动对执政的政治集团的合理攻击。因此,可以说政治斗争才是导致执政集团大换班的根本原因。这方面,我们从翰林学士张洎对太宗说的一番话中可以略见一斑。他说:“昉因循保位,近霖阴百余日,陛下焦劳惕虑,忧形于色,昉居辅相之任,职在燮理阴阳,而乖戾如此。而昉宴然自若,无归咎引退之意。”[11]这里,张洎以冠冕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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