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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证文:柳宗元《黔之驴》真正杀手的史学解读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848 次 我要收藏

  作者简介:曹刚华,1974年生,江苏宿迁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古代文献学、佛教史研究。
  柳宗元的《黔之驴》是中国妇孺皆知的著名寓言,讲的是一头驴,被好事者用船运到黔地,因为遭到当地老虎的骚扰,不胜愤怒踢了老虎一脚,让老虎摸清底细而被吃掉的故事。驴的高傲无知是很可笑,它的死亡也是理所应当。但众多学者在笑的背后又给读者增加了许多思考与研究。
  季羡林先生在1948年《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发表《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一文,向我们展示了《黔之驴》的佛教因素。在文中,我们见到了最早的印度母本,(《五卷书》、《故事集》、巴利文《佛本生经》等)对驴形象的记载。
  《五卷书》中大致讲的是有一城市的工匠,养了一头驴,但却因食物少而瘦的不成样子。一天,工匠在树林里面找到一张死老虎皮,就给驴披上,夜晚将它带到农田里吃麦子,守田人远远看去,以为是真老虎在吃东西,吓得都跑了。于是披了老虎皮的驴就每天享受美食。有一天,正在吃麦子的驴听见远处驴的叫声,自己也情不自禁的叫起来。守田人这才知道原来是一头披了老虎皮的驴,于是用弓箭、石头将它打死。(《益世嘉言集》与此类同,不同的是在巴利文《佛本生经》里,老虎皮变成了狮子皮,其他与此大致相似)陈允吉先生继承这一论题的研究,撰述《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黔之驴〉故事的溯源和由来》对季羡林先生的观念进一步加以补充和深化,从驴、狮子皮、老虎皮、杀驴者角度,解释印度母本、中土翻译佛经、柳宗元《黔之驴》三者之间的演化关系。(《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近日闲读柳宗元《黔之驴》及季羡林、陈允吉两位先生的溯源之作,深感前人学术之精辟。但闲暇之余则有一疑问?即面对印度寓言母本、中土佛经翻译文献选择时,为什么柳宗元选择了老虎形象结束驴的性命,而不是用人类、牛、狮子呢?再者,如果柳宗元选择了老虎,那他又是如何将母本中的“老虎皮”转化为自己笔下的“老虎”的?细检之下,再次翻阅两位先生大作。在季先生论文中,曾有《黔之驴》中的老虎形象就是来自于《五卷书》、《益世嘉言集》中老虎皮的论点。但季先生仅限于推想,并没有进行实证。陈先生则认为“《黔之驴》中所刻画的那只老虎,准确说是代表现实社会上一股强大而暴戾的邪恶势力。这一势力具有的品格,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本来就很容易同老虎联系在一起。柳宗元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在《黔之驴》里塑造了老虎这一形象,并深含着愤恨对它进行严峻的鞭挞。”(陈书第229页)陈先生这一观点不无道理,但其更多的是从文学意象上来理解《黔之驴》终极杀手的选择。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柳宗元选择老虎为《黔之驴》终极杀手?难道真是文学意象的原因吗?
  在与《黔之驴》相关的印度母本、中土翻译佛经中,柳宗元能接触到的杀手只有用武器杀死驴的人类和用角抵死驴的牛。再扩大一点,柳宗元接触到的动物还有狮子(皮)、老虎(皮)了。在这四种中,柳宗元会选择哪一个作为杀死驴的凶手呢?
  首先,柳宗元不会选择人类作为杀手。因为以人类杀死驴作为整个寓言的结局在印度寓言母本《五卷书》、《故事集》、巴利文《佛本生经》中已经是相当常见,具有印度文学的特色,并且流传广泛。如果柳宗元用人类来杀死驴,那就在故事两大主角及其结局选择上仍然落入印度母本的老俗套,根本无法体现柳宗元的聪明才智及其独到之处。作为一代文豪,柳宗元不会这么傻的。
  其次,柳宗元也不会选择牛作为杀手。一方面以牛杀死驴作为整个寓言的结局在中土佛典《增一阿含经》、《群牛譬喻经》、《经律异相》中也多次出现为人所熟知。
  《经律异相》卷第四十七《驴效群牛为牛所杀二》曰:
  群牛志性调良,所至到处,择软美草食,选清凉水饮。时有一驴,便作是念,我亦效其饮食。即入群牛,前脚把地触娆彼牛,效其鸣吼而不能改,其声自称我亦是牛,牛角抵杀舍之而去。(出《增一阿含经》第二十卷)
  如果柳宗元用牛来杀死驴,那在故事两大主角及结局选择上仍然落入佛经的老俗套,也无法体现柳宗元的聪明才智及其独到之处。再者,就个人感情而言柳宗元也不愿意让牛作为凶狠的杀手。柳宗元是牛的赞美者,他在《牛赋》一文中就对牛的勤劳和善良进行赞赏,同时又对牛最终成为牺牲品感到惋惜。可见在审美情趣上,柳宗元是非常欣赏牛的,并常以牛来喻己。因此既不愿意落入俗套,在感情上又无法接受自己喜欢的牛作为残忍的杀手,所以柳宗元也不决会选择牛来杀死驴。
  若知牛乎?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ㄕ。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仓,己不适口。富穷饱饥,功用不有。陷泥蹙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利满天下。皮角见用,肩尻莫保。或穿缄滕,或实俎豆。由是观之,物无逾者。不如羸驴,服逐驽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藿菽自与。腾踏康庄,出入轻举。喜则齐鼻,怒则奋踯。当道长鸣,闻者惊辟。善识门户,终身不惕。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柳宗元集》卷二)
  那么在剩下的动物,柳宗元只有在老虎和狮子之间选择杀手了!
  选择狮子还是老虎?如选择狮子结果会怎样?如果选择了老虎,那又如何将老虎皮转化成老虎?这一系列的选择又摆在柳宗元的面前。
  面对这些难题,选择老虎是《黔之驴》的最佳结局!这是中唐志怪改良文风及大唐民众接受度最终决定的。
  在狮子和老虎之间,柳宗元只能首选老虎,这是创造杀手的第一步。柳宗元深知文学作品要想流传长久,就必须得在民间百姓、文人士大夫阶层中扎根。选择一个民间百姓、文人士大夫很少见过的动物形象,还是选择民间百姓、文人士大夫很熟悉的动物形象是文学作品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当时无论是在中土的自然分布数量,还是传统文化、志怪文学的地位,老虎都远远胜于狮子,更为唐人所接受。
  关于狮子的记载,先秦时期已有,但仅见于书籍。汉代直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狮子更多是在书籍中见到,或是去西域诸国才能看到。《魏书》卷一〇二记载西域诸国时说:“(者至拔国)其国东有潘贺那山,出美铁及师子”、“(悉万斤)其国南有山,名伽色那第,山出师子”、“(波斯)又出白象、师子、大鸟卵。”《太平广记》卷四四一引《博物志》记载说“魏武帝伐冒顿,经白狼山,逢狮子。”
  此外,随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西域诸国朝贡献的频繁,狮子也小规模的进入到中土。《太平广记》卷四四一引《伽蓝记》说“后魏,波斯国献狮子。”《梁书》卷五四记载“滑国普通元年,又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旧唐书》卷三太宗下记载:“夏四月壬寅,康国献狮子。”同书卷八《玄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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