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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类要》编撰者赵升考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892 次 我要收藏

一、绪说:关于《朝野类要》
  《朝野类要》是南宋人赵升编纂的一部笔记。与普通的文人笔记不同之处,是这部笔记具有的辞书特征。历来的书目著录,或是将其归入史部政书类、故事类,或是将其归入子部杂考类。这些归类都反映了《朝野类要》的这种特征。这部笔记的篇幅不大,只有两万余字,然而却分门别类地对宋朝的各种典章制度以及习俗用语的由来与变迁做了扼要的介绍。《朝野类要》所记述的制度、习俗与用语,有不少就连当时的人都不甚清楚,很少言及。《四库提要》在介绍和评价《朝野类要》时指出:
  宋至今五六百年,其一时吏牍之文与缙绅沿习之语,多与今殊。如朝仪有把见,科举有混试之类。骤读其文,殆不可晓。是书逐条解释,开卷釐然,诚为有功于考证。较之小说家流资嘲戏、识神怪者,固迥殊矣。[1]
  因此,《朝野类要》对于制度史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不可不读的资料。尽管《朝野类要》不像许多有名的笔记小说那样生动有趣,大多是近于枯燥的词条解释,但近代以来,已为学者们所重视。从辞书编纂看,30年代日本出版的《中国法制大辞典》[2]就收录了许多《朝野类要》的条目。80年代出版的迄今为止最大的汉语辞书《汉语大词典》[3]也是最大限度地引述了《朝野类要》的条目。而《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宋史卷》[4]中有关制度史的词条,几乎就是《朝野类要》的现代语译。此外,翻检《宋史》点校本[5]的校勘记,发现在整理《宋史》时,当时的学者们也广泛利用了《朝野类要》。不仅限于比较专门的历史研究和辞书编纂领域,《朝野类要》所解释的词条,也被各个领域的学者和文人所重视。比如,“新闻”一词的出处、依靠妻族而得官的“裙带官”、形容长篇奏疏的“万言书”、防止官僚间结党营私的“禁谒”,以及“脚色”、“爵禄”“清要”等,包括30年代的鲁迅在内,迄今为止,不断被反复引用。以上所述,都显示出《朝野类要》在研究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古代文化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然而,《朝野类要》自南宋端平三年(1236)由编者赵升刊行后,几乎就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不仅《宋史.艺文志》没有著录,大量的现存宋代类书和笔记也不见引用的痕迹,宋以后的元代也没有记录。到了明代才见到著录、引用、刊刻,而且也为数不多。到了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刊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朝野类要》才像新出土的文物一样,广为人知,并得以广泛传播。
  《朝野类要》的这种遭遇,实在与编纂者赵升的出身和生平有着极大的关系。流传至今日的笔记小说,多为官僚士大夫所作。而《朝野类要》,则是一部少见的士大夫阶层以外的人的作品。在士大夫成为支配阶层的宋代,一生没有进入仕途的赵升,人微书轻。在刊刻过后,岁月很快就将《朝野类要》一书,连同赵升的生平事迹一并湮没了。知人论书,了解赵升的经历,对了解他编纂《朝野类要》的动机和经过,对于了解《朝野类要》的成书和流传,都是必要的。因此作为《朝野类要》综合研究的第一步,我想对几乎从来没有认真触及过的赵升的生平事迹,根据仅有的少量资料,钩玄索隐,试加考证,以期给赵升勾勒出一个基本的影像。
二、必也正名——关于赵升的名字
  关于赵升的的生平,就连素称长于考证的四库馆臣也束手无策,在《四库提要》中,以“其始末亦不可考”一语,无可奈何地带过。的确,在现存的历代文献中,关于赵升其人,没有留下任何记载。除了《四库提要》以外,清代的宫廷学者著录《朝野类要》,在提及赵升时,不仅没有提供新的资料,而且还对已知事实的记述出现了错误。乾隆年间编纂的《续文献通考》[6],在卷168《经籍考》的史部故事类著录:
  赵升《朝野类要》,五卷。昇,字文昌,里贯无考。
  然而,同书又在卷176《经籍考》的子部杂考类著录:
  赵升《朝野类要》,五卷。升,字向辰,仕履无考。
  同一部《续文献通考》,对同一部《朝野类要》,不仅著录重出,而且对编者的名与字的记载各异。这里,根据赵升本人《朝野类要序》的自署,可知记作“字文昌”是明显的错误。但是,赵升的名究竟是作“昇”,还是作“升”呢?
  既然这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人物考证就应当从最基本的人物名字入手。从文字看,“昇”与“升”是字义相同的异体字。两个字都是识蒸切,平声,韵部属于蒸韵。“升”本来是指计量器具,后来作为假借字用来表示上升之义。如《诗经》《小雅.天保》就有“如日之升”之句。“昇”则是后起字,是日形升声的形声字,专门用来表示上升之义。昔人的名与字之间,有一定的意义关联。然而,“昇”与“升”却字义相同。那么,怎么确定孰是孰非呢?只能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来判断了。可是我们在今天已经无法看到赵升本人的亲笔署名了,又如何判断呢?看来只能根据《朝野类要》中出现的赵升的名字为依据了。在《朝野类要》的《四库全书》本和由其衍生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中,对赵升名字的表记是混乱的。两本在书前刊载的四库馆臣所撰的提要,均将赵升的名字记作“赵昇”,而在刊载的赵升自序和各卷卷首则均记作“赵升”。我认为《四库提要》所记的“赵昇”的“昇”,是四库馆臣自做主张改写的,而赵升自序和各卷卷首所记作的“赵升”,则反映了《朝野类要》的原貌。即赵升作《朝野类要序》时,自己署作“赵升”。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比四库系统本时代要早的明刻本中得到印证。在明刻本中,赵升自序和各卷卷首均记作“赵升”。从而可以断定,《朝野类要》编者的名字应当作“赵升”,而不是“赵昇”。名字的写法问题,看上去是细微末节的小问题,但对于人物本身来说则是重要的,从研究求实的意义上说也是重要的。我想明代的杨慎杨升庵,一定不会高兴别人将他的号写作“昇庵”吧。提出赵升名字的问题,我实在是受日本学者对欧阳修的名字写法较真的影响的[7]。由于《四库提要》表记的影响极大,尽管在简体字中“昇”与“升”都被统一为“升”,但受其影响,一些辞书在写赵升的名字时,还专门使用了“昇”字[8]。
三、有关赵升生平的唯一的原始资料
  对于笔记小说作者生平的考证,人们往往有这样的经验。即遇到资料匮乏的情况,从笔记小说本身还可以挖掘出一些有用的资料。因为作者常常与书中的内容相关,点滴地叙述一些自己的经历。这些叙述可以说是考察人物的第一手宝贵资料。二十多年前,我在考证《鹤林玉露》作者罗大经的生平时,主要就是利用罗大经在书中的“夫子自道”[9]。然而,考察赵升的生平却不可能幸运地利用到这样的资料,这完全是由于《朝野类要》的辞书性质。无论是今天的辞典,还是古代的类书,都是很难从中找到“我”的。考察赵升的生平,唯一的最直接的史料,就是赵升本人的《朝野类要序》。由于对不少问题的考证都是以这个序为线索的,所以,全文移录如下:
  仆自幼入京都,观公朝仪刑政事名理,及闻夫缙绅间众所称谓,皆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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