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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松独立玉山崩——嵇康遇害的社会学思考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041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嵇康遇害,广陵绝响,“竹林七贤”集团的解体,这一切都和社会系统间的沟通问题有关。本文尝试以社会学沟通理论为视角,结合嵇康“名士”的身份、“直道”而行的性格特征、双重思想认识结构等,对其死因作综合而深刻的探讨,肯定其超越个人意义之上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嵇康;名士;沟通;双重性格;社会价值
  作者简介:温新瑞,男,1977年生,山西太原人,现为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
  嵇康(公元223—262年),字叔夜,“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阮籍并称为“嵇阮”,是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其“目送归鸿,手挥五弦”[1](P21)尤为后人所称道。钟嵘在《诗品.卷中》言嵇康文“颇似魏文”[2]、“叔夜‘幽愤’,斯皆五言之警策也”[3]明人陆时雍认为嵇诗不含蓄委婉,“嵇阮多才,然嵇诗一举殆尽。”(《诗镜总论》)[4]他诗文中“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5]嵇康的诗作不多,常为人称道的是其在狱中所作的《幽愤诗》,从《幽愤诗》里“实耻讼冤,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岂云能补”[1](P23)、“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1](P24)我们知道嵇康因“义直”而救朋友,却被奸人所害,他是气愤难平的。不用说他在“岩岫”间自由地“永啸长吟,颐性养寿”,就连受辱的人格也是他无法挽救的。这是嵇康的不幸,更是社会的悲哀。嵇康遇害的原因历来众说不一,拙文试从社会学的视角入手,结合嵇康“名士”的身份、性格特征、双重思想认识等,对其死因作综合而深刻的探讨,以弥补学界这一领域的空白。
一、“士”的演变与嵇康的名士情怀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通过合法手续,以谋反罪收捕曹爽兄弟及何晏、丁谧、邓扬、毕轨、李胜、桓范等,皆诛其三族。曹爽与司马懿的这次斗争,可说是曹魏灭亡、司马氏代兴的关键。”[6]而后景元元年(公元260年),曹髦在仓促中自率宫中兵士、僮仆等讨伐司马昭,因计划被泄漏而失败被杀,从此司马氏在朝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司马昭也更加肆无忌惮,朝野上下面临着血腥的政变。在各种传统的价值观念遭到扭曲而变质,而又未及建立稳固的新价值观念的情况下,“竹林七贤”对名教失去了奉儒守礼的热情,完全投入到对个体生命的观照中,就这样魏晋士风以“竹林七贤”为中坚,在司马氏的虚伪政权下展开。
  孔子曾最先揭示出“士志于道”(《里仁》)[7]的内涵,从而规定了“士”的基本价值观;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8]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是身为士者,当作正义的事业,为普天下百姓的安乐着想。《世说新语》有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9]“每叹嵇生琴夏侯色,令千古他人览之,犹为不堪,况其身乎!”(明.王世贞《艺苑卮言》)[10]名士的风范千古无人可及,余英时认为,“士”的地位处于贵族与平民之间,在社会流动十分剧烈的时代,恰成为上下升降的汇聚之所。在封建秩序解体的过程的,这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阶级关系首先在“士”的层面上发生最深刻的裂隙,决不是偶然的。[11]在时代最需要他的时候,嵇康却遇害了,只剩后人的赞叹在风中回荡。“魏晋是一个伤感的时代。魏晋名士的任情并不全是花花公子毫无心肝的肆情纵欲,而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植根于苦难重重的现实。”[12]我们知道,魏晋名士的处境是危险的,他们的责任是重大的。
  嵇康等七贤在当时作为“名士”的代表,他们的言行举止不仅影响着儒界名流的效仿,而且在心灵深处时刻牵动着庄玄道友的心绪。学界认为魏晋乃文学自觉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士”的个体自觉。“士大夫之内心自觉复可征之于对个体自我之生命与精神之珍视。”[13]嵇康作为当时“士”人中最为优秀者,不是偶然的,他自幼学习儒家经典,深知司马昭以名教为虚幌的罪恶;嵇康对老庄的喜好更是无人可及,“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14]向秀曾在《思旧赋》里道出个中原委:“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嵇意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并以事见法。”[15]并且结合儒道思想开创了文士道教,“在魏晋道教发展史上,嵇康促进了道教从下层社会向中上层知识分子阶层的转移、促进了道教从民间道教向士族道教官方道教的转化;但嵇康的道教信仰与士族道教官方道教有明显的区别,嵇康是魏晋文士道教的开创者。”[16]霍松林先生说过“到了黑暗的现实迫使他思考了许多重大的问题之后,他反对的就不仅是司马氏;而他的出发点,也就不再是曹魏的立场所能范围的了。”[17]可见,嵇康的名士影响不仅来源于他的作为曹魏女婿亲缘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来源于他深刻的心灵境界,名士行为,名士道教的开创及其造成的社会风气这一重要方面。也因此,名士身份造成了嵇康遇害的第一个因素。
二、儒家的君子观念与嵇康的“直道”而行
  学界一般认为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1](87),是彻底否决儒家思想的。其实不然,他在《家诫》曾说:“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贰。”[1](P124)告诫儿子说:“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闻义让生,若孔文举之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1](127)明确地告诉家人要奉行儒家的立志观,要做儒家所赞赏的真正君子,这里我们要注意“口与心誓,守死无贰”的意思,不难看出,君子立志后当无所畏惧,“直道”而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实而已。”(《申鉴.政体》)元陈绎曾评价嵇康说:“人品胸次高,自然流出”(《诗谱》)[18]嵇康的诗文如同其“称情而直往”的玄学思想一样,被后人称为“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诗品注》)[19]何焯《文选评》曰:“四言不为《风》、《雅》所羁,直写胸中语,此叔夜高于潘、陆也。”[20]转引“《幽愤诗》作于因友人吕安的冤案被购陷入狱时,自述身世、志趣和耿直的性格。”[21]嵇康自己也承认自己“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与山巨源绝交书》)[1](44)“嵇中散语赵景真说:‘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恨量小狭。’赵云:‘尺表能审玑衡之度,寸管能测往复之气。何必在大,但问识如何耳!’”(《言语》)[22]如此直率的言语,岂不给人难堪。孙登就告诫他说:“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23]
  孔子的弟子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子张》)[24]当君子行“直道”时就要小心了,不可不慎。子曰:“……直而无礼则绞”(《泰伯》)[25]作为君子名士,对人一定要以诚相待,要明白儒家礼法与君子行“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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