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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文明冲突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000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华文明产物,贤能治国说或精英统治理论为科举考试制度的出现奠立了理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制可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的实质,是一种开放报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考试制度。废止科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和典型事例,实际上科举是废于时而不是废于制。科举制在清末被时代和历史潮流所否定,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应该永远被否定。尽管科举制有许多局限和弊端,但它在历史上曾起过重大的作用,对人类文明进程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是中国不应忽视的一份文化遗产。
  关键词:科举;考试;文明冲突
  1905年废止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关系到儒家文化的消退、精英政治的转换和传统社会的终结,甚至标志着东亚古代文明的衰弱。百年过后论科举,我们不仅要看到为兴学堂而废科举的历程和现象,还应探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动因。用更为广阔的视野,站在东亚全局,或者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科举停废,便会看出一些仅仅从清末废科举本身观察不到的东西。尽管具有明显的局限和弊端,但科举制是中华文明的产物,而科举停废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科举制在清末被时代和历史潮流所否定,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应该永远被否定。
一、科举制为中华文明的产物
  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华文明产物,是在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先秦时期的贤能治国学说为科举制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便产生了“举贤才”的理念,儒家理论主张精英治国,《论语.子张》载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典型地反映了孔门师生主张贤能治国的理想。按照中国古代最通行的解释,“学”指学习,即受教育,“优”指优秀,“仕”即做官,也就是学习优秀者便去做官。反过来理解,就是做官要经过教育和学习,学业才能不优秀者则不应为官。这种读书做官论的标准在于学识之优劣,而不在于出身高贵与否。
  《论语.卫灵公》还记有孔子另一句关于读书做官的名言:“学也,禄在其中矣。”一心向学、学业优秀就会有禄位官职。在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人,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以贤任官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王霸》还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为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的观点,则更是明确地提倡政权开放、社会阶层上下流动。中国传统社会奉儒学为经典,尊孔子为圣人,科举制正是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政治政府付诸侯实践的结果。
  除了儒家以外,春秋战国时期其他诸子百家也有一些人提出过贤能治国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墨子的“尚贤”理论。在《墨子.尚贤》篇中,集中收集了他关于尊尚贤才的观点,如:“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在墨子看来,尚贤举人的标准不能依据一个人的血统和家庭背景,有才者可以从贫贱的下层进入社会上层成为政府官员,无才者则使其抑废为下层民众。从此观点出发,墨子提出了一个颇具民主色彩的“尚贤”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这种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依据才能高下作为社会定位的标准的观点,将贤能治国说直接明白地宣示出来,达到了尚贤思想的极致,为后来贤能治国理论付诸制度实践作了充分的舆论先导。[1]这些思想家关于贤能治国的学说,也有助于打破世袭贵族体制,他们主张人们生来具有为官或为民的各种可能,国君必须任用贤才来治理国家。这种贤能治国说或精英统治理论为科举考试制度的出现奠立了理论基础,也是科举制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
  正是因为有“举贤才”、“尚贤”和学优则仕的观念,从汉代开始,实行了察举制度的实践,并在考察推荐中逐渐加入了考试的因素。而为了防止选举人才中的弄虚作假,杜绝“人事因缘”和“属托之冀”,[2]考试在选士中的成分越来越大,最终导致科举制的出现。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进士科举之后,经过发展和逐步完善,到宋代,科举制已成为一种“至公”的制度。在明代,人们甚至认为:“我朝二百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3]而清代科举制度为保证考试公平、防止作弊,其复杂严密程度更是登峰造极,可以说没有研究过科举制的人无法想象它的严密精巧,研究过科举制的人无法忘却它的严密精巧。
  这种不分贫富贵贱的考试竞争制度,在16至19世纪来华的西方人看来十分神奇和先进,也被许多西方学者所肯定。在1896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环行记》一书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谈到科举时说: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它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这一制度在成千年中缓慢演进;但它需要(就如它将要的那样)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尽管有其缺陷,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它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比任何其它制度更大的作用。”[4]日本学者原胜郎在20世纪初也认为:中国千余年来进行科举考试,历朝逐次加以改良,决非可以嗤笑之物。就通过公开考试广泛选拔人才而言,中国文明可以说远远领先欧美各国,科举制度造就了中国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顶峰。[5]科举制是中华文明的产物,或者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又对整个中华文明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一书,在谈到中国的科举制时说:“这些官员是经由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所选举出来的。这个方法柏拉图将会很感兴趣;虽然这个方法已经失败,今天已不再采用,但是柏拉图一定会因为中国有这套办法而喜爱中国。就理论上来说,这个方法最能调和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人人皆有平等作官的机会,但只有那些适合作官的人才有机会作官。事实上,这个方法实施一千多年来,给中国带来许多好处。”[6]他还指出:“这个制度是有缺点的,凡由人类所构想和推行的政府机构有那个没有缺点呢?所以,这个制度的缺点是人为的,而不是制度本身的;至于世界其他各国的,则比中国的还差呢!”[7]
  科举制的影响是世界性的。据李约瑟夫妇和顾立雅的研究,科举制甚至可能还在十二、十三世纪传到阿拉伯世界,影响到中东医师职业考试制度的建立。[8]正是因为考试选才具有合理性和先进性,所以近代以后,欧美许多国家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录用制度。西方汉学家中一般都赞成科举西传说。例如,美国学者贾志扬在其《宋代科举》一书的中译本中指出:“宋代考试的重要性超出中国之外,因为中国考试本身具有相当的世界史的意义。西方传统诸如民主、人权和自由的中心在欧洲和美国现时在世界各地一再被确认。很少有人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另一个普遍特征——学校和考试不但用于教育青年人,并且在选择员工和区分地位中起关键作用——发源于中国,
并非西方。拜耶稣会员和其他晚明和清朝的观察家之赐,‘精英政治’的中国模式为启蒙哲学家们提供了有力的模式,并帮助铸造了现代西方社会。”[9]
  1972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创价大学创始人池田大作先生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曾谈到:“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约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或大或小,它成了统一中国和巩固秩序的支柱。但它同样是有限度的。鸦片战争时,在侵略中国的英国人心目中,当时的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以后英国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同样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10]他也明确肯定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曾效仿中国的科举制。
  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中国人不断学习西文、西艺、西政、西学(西方思想学说),中国许多现代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基本上是由西向东的单向传播,而科举制被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是少有的反向传播的例外,是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对世界影响的最突出的事例。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我认为,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而言,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制可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11]
  对于否定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一大发明的怀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追问: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的发明,除了科举,谁还能举出其他被西方或世界所广泛取法的制度?如果举得出,那我将感到很高兴并为我们民族的历史更加自豪,并很乐意改变自己的看法。举不出么?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一些西方学者的说法:科举考试制度的发明,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二、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制度实质
  什么是科举?科举就是一种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或方式。科举制度非常复杂,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也有诸多变化,它可以是唐代选拔数学和法律人才的明算科和明法科,也可以是考经学和文学的明经科和进士科;它可以是明清以八股文为主要考试内容的古代考试制度,也可以是1902到1904年间主要考中西政治经济内政外交知识的近代考试制度;它可以是李自成大顺政权以策论为主要考试形式的考试制度,也可以是太平天国以《旧约》《新约》和《天王诏书》等为主要考试内容的考试制度;它既可以是以满蒙文字为考试内容的翻译科,也可以是清末以内政外交理财等为考试内容的经济特科……。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有一点始终不变的是,科举制的实质,就是一种开放报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考试制度。你不能说明清考八股文的科举才是科举,而唐宋时期考《九章算术》等内容的明算科和1901年以后改革考试内容以后的科举就不是科举。因为考试内容和题型可以变化,它不是科举制度的实质所在。通过考试来竞争择优,这才是科举制的根本特征。
  为了让人们理解科举的概念,我们可以用船来做比喻。什么是船?船就是一种漂浮于水上的运载工具。不过,具体的船是各种各样的:有独木舟,有古代的木制帆船,有近代以蒸汽机为动力的铁甲船,也有现代的万吨巨轮和航空母舰……然而,船最根本的共性,就是无论其大小、形状、动力如何变化,都离不开在水中漂浮行驶这一特征。
  “中华帝国后期的科考制度并非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顽石,它是一个有效的文化、社会、政治和教育系统,满足了明清官僚政治的需要,有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12]只是到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遇到了空前难于应付的强有力的挑战,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科举制这艘自汉代开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500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的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作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再好也终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船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后沉没。不过,人类借鉴科举制的结构和机制,打造出了新的铁甲船——现代文官考试制度和教育考试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因此,科举制在脱胎换骨之后,实际上还以替身的形式活动于现代社会。
  本来科举只是一种考试选才的方式,但到后来,科举制承载着选拔治国人才、促进民间教育、维护社会公平、维系社会秩序的重任,利害关系重大,因而成为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和焦点。当科举竞争过于激烈之后,各种弊端日益突出,终于“载不动,许多愁”,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我们不能说船体已经开始腐朽的船(正如清末的科举)才是船,而其他各种功能齐全的新船(如唐宋的各种科目)不是船。科名中包含着“黄金屋”与“颜如玉”,利益所在,许多人趋之若骛,沉迷于其中。由于过度拥挤,导致科举这艘大船甲板磨损加快,加上年久失修,到清朝末年时,古老的科举制终于腐朽没落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人类社会还是离不开船,离不开考试制度。
  说到底,科举就是一种通过考试竞争来选拔人才的途径或工具,怎么用、谁来用效果可能不一样。这有点像船,既可以为广大善良的百姓所乘用,也可能搭载强盗。但不管其被谁使用,最早采用或制造船作为水上的运载工具,就是一大发明。科举制也类似,既然中国在世界上最早采用科举考试(至少是笔试)选才的方法,而且为后来许多国家所借鉴,因而就是一大发明创造。
  科举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的利弊和影响是复杂而多方面的:它既有巩固统一与维护公平的作用,又有铲除异端与压抑个性的后果;既有规范入仕与澄清吏治的一面,也有做官第一与片面应试的一面;既有普及文化与鼓励向学的功能,也有影响科技与知识偏狭的弊端……。确实是科举制的局限和缺点谁都无需否定,确实是科举制的贡献和优点谁都无法否定。
  磨刀恨不利,刀利伤人指。剑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科举制的局限和消极影响十分显著,但其功能和积极作用也十分强大。只看到一面而忽视另一面,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对科举制的利弊得失,应本着冷静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只是过去一味地将科举视为可恶的、腐朽落后的取士制度,对科举弊端的批判连一般受过义务教育的都已耳熟能详,我们现今要纠正人们根深蒂固的偏见,因此有必要对科举制的正面意义强调得多一些。说到底,科举通过考试选才,遵循的是能力本位或才学本位,代替以往的权力本位或家庭本位,具有足以让人称道的先进性,所以考试在中国古代才会被称之为“量才尺”。
三、文明冲突背景下的科举革废
  由于清末废科举时对科举的评价以偏概全,科举制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已形成了坏印象,
现在要还历史本来面目,需要澄清许多误解。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科举并非传统社会的万恶之源。科举被废,主要不是因为其制度太坏,而是因为后来科举考试内容不适应时代的需要,特别是八股文拖累了整个科举制度。但是,经过1901年的洗心革面,科举制的考试内容和文体几乎是脱胎换骨了,以往人们认为很坏的八股文已不存在,要说科举制很坏的主要理由也已消失。只是由于科举的向心力太大,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办。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中,在西学东渐和外来势力强力介入的情况下,科举制的废止实际上是清末时代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在主张为科举制平反的论著中,我虽然引用过从梁启超到现代学者不少否定废科举的言论,但自己却从未直接否定过废科举这一历史事件,且向来认为科举制在近代的衰废,是因为社会环境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科举制已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因此,科举制的终结是是当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在,我更进一步认识到,废止科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和典型事例。具体地说,当时这种文明冲突包含基督教文明与儒教文明的冲突,[13]以及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
  在近代以前,东西方本是两个各自独立运行的文明体系。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介入,中国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都很难走出古代的历史空间,可能很久都不会发明蒸汽机或自动产生共和政体。到19世纪,无论是技术还是学术方面,中国与西方已有相当大的差距,存在着相当大的文明落差。科举被废,不仅是时代变迁的缘故,实际上也是文明的不同与落差所导致的结果。
  处在清末“数前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国许多传统的制度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都逃脱不了被彻底否定的命运。例如,书院的命运便与科举十分类似。书院在其存在的一千多年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进行教育活动的场所,虽然也有其局限,但总体而言,书院的积极意义还是主要的。但是,到了清末,多数书院都变成应举的预备机构,也被人们视为与学习西学为主的学堂相对立的旧学的堡垒。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似乎学堂代表进步,书院代表落后,尽管有些新式书院实际上是在教育新学。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不仅奏过《请废八股试帖楷法改试策论折》,而且也上过《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也对书院的弊端大加抨击,例如熊希龄等人所呈《湘绅公恳抚督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14]便详细列举过清末湖南众多书院的各种积弊。到1901年9月,朝廷发布上谕,令所有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宣告了书院这一中国传统的教育组织形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书院被彻底否定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个负面的名词。1949年以后直到“文革”期间,书院在大陆基本上也是被否定的旧事物。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书院其实是我们的国粹之一,它在清末被西式学校所取代,并不意味着总体上应该被否定。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较易理解为什么科举制被废止,并不意味着科举制就该彻底否定。在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有大约1240年左右的时间,科举制是适应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的。只有当西学东渐、国门被迫打开之后,科举制才日益与时代脱节。将科举说成是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最大冤案之一。
  科举制被废止的时代,不仅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发生剧烈冲突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传统的农业文明逐渐被现代工业文明所取代的时代。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许多传统的事物都逃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例如,马车被动力机车所取代、线装书被西式印刷书所取代、犁被拖拉机所取代……等等,因为在时代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传统社会原有的许多事物已变得落后了,被淘汰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今天我们在看待马车、线装书、犁等东西的时候,应该历史地看其价值与作用。
  在传统社会,教育和考试以人文知识为主要内容,西方的中世纪大学和东亚的书院、科举皆然。只有到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教育的内容才逐渐转移到自然科学方面来,注重自然科学的内容,即所谓的实科,是工业文明时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坚船利炮强劲东来的西学代表的是先进的工业文明,已十分强调科技的重要性。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的时代,科举考试内容基本上还停留在古代的古典人文知识,自然逃脱不了被停废的命运。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便指出:“当这个制度以及由这个制度而带起的整个文化,被那无情的进化和历史破坏推翻时,这实在是一件最大的不幸。”[15]产生于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又像一艘专门为在江河(古代社会)中行驶而建造的大船,并不适合在大海(近代社会)中航行。一旦它驶入海域,遇到大风大浪,结果便遭到灭顶之灾。
四、重新认识科举制
  重新认识科举制,并不是主张在当代恢复科举制——实际上时过境迁之后科举制也不可能被恢复,而是要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还其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清末将科举制打翻在地,1949年至文革中,还再踏上一只脚,想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受以往思维定势的影响,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因为科举制是一个坏制度,所以当时才会被废除;如果科举制不是很坏,怎么可能被废除呢?但有一个道理,需要仔细思考和辨析才容易明白:科举制在清末被时代和历史潮流所否定,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应该永远被否定。当离清末的时空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便越来越能够认识这一道理。
  科举就像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城墙,在漫长的岁月中,曾起过保护城市、抵御敌人的重要作用。但是,到了非冷兵器时代,特别是现代,城墙已无法对付空中打击,防御作用已基本不复不存在。于是,曾几何时,在旧城改造中,城墙被看成是城市建设的障碍物,不仅阻碍道路交通,而且是保守的象征,因而被无情地摧毁。可是,时过境迁,现在人们意识到,城墙是一个城市的历史见证物和古老的象征,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于是重新修复了城墙。此时的城墙并无古代用于抵御敌人进攻的防御功能,修复城墙是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了让今人更好地了解城市的历史。
  确实,我们不要动不动就以西化后的现代的尺子,去度量中国古代的民族的历史。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传统,以西方的标准去衡量古代东方的事物,往往观察到的尽是落后、黑暗。如果都像过去那样否定孔子连同对中国文化影响至关重大的儒学,否定科举及其选拔出来的百万举人和十万进士,中国历史到底还剩下多少东西呢?大概给人的印象便只有阶级斗争和吃人的历史。今天,我们看待科举制,应该具有一种“理解之同情”的心态。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篇首中所说的:“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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