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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论疑难破解——纪晓岚《赋得绮丽不足珍》的诗学解读价值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068 次 我要收藏

  摘 要:纪晓岚试帖诗《赋得绮丽不足珍》,集中对李白论诗诗中是否轻贱建安诗人,及其诗论与创作实践的矛盾等疑难问题,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其穷源而竟委、 “了解之同情”、辩证以求真的诗学解读方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由此可见,对试帖诗的潜在价值也有转换视角、重新考量的必要。
  关键词:纪晓岚;试帖诗;李白;诗论
  试帖诗,又称赋得体。它始于唐人试律,至有清一代,与八股文一起,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文体之一。对其价值评判亦如同八股文一样,历来多从文学标准考量,而为文士所鄙。但从试帖诗的创作实际来看,若一概而论并例行抹煞,则显然也是不可取的。试帖诗中亦有佳作,并且大多具有某种特殊价值,惜其长期为人所轻忽。如清代乾隆朝大文人纪晓岚《我法集》中《赋得绮丽不足珍》一诗[1],即包蕴着很多值得探究的东西。其诗云:
  谁居天宝末,敢薄建安人。
  才自归文苑,心原溯圣津。
  尊王昭衮钺,正始述雎麟。
  屈宋非年辈,曹刘岂等伦。
  遗经方独抱,丽句漫为邻。
  肯舍渊源古,而夸纂组新。
  斯言虽莫践,所论未无因。
  正似歌周鼓,兰亭不见珍。
  这首试帖诗,题目出自李白《古风》第一首[2]: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纪氏试帖诗以李白此诗中诗句为题,对其进行阐释,表明了他的独特见解。作为一家之言,具有释疑解难的特殊诗学研究价值。
一、李白是否轻贱建安诗人
  李白《古风》“大雅久不作”一诗,可以分为两部分。从开头至“绮丽不足珍”,俨然一篇诗歌史论。后半部分,盛赞当代,提出了诗人的诗美理想。此诗前半部分中“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两句,古今人对之解释颇为纠结不一。其关键在于“自从建安来”一句,是否包括“建安”在内,即诗人对建安诗人的态度究竟如何,其本意是什么。
  宋严羽批本《李太白诗集》云:“以建安为绮丽,具眼。”认为李白此句意思包括“建安”在内,并以“绮丽”目之。今人王运熙、詹锳、罗宗强等即主此说。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二云:“‘不足珍’,谓建安以后也。《谢眺楼饯别》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一语可证。”今人苏仲翔、郁贤皓、徐仁甫等人主此说。
  纪晓岚在这首试帖诗的开头即说:“谁居天宝末,敢薄建安人。”明确提示了李白“自从建安来”是包括“建安”在内的。梁章钜《试律丛话》卷二说,纪氏在此诗后有一段自注:“太白此诗,人多不解。以建安为绮丽,语颇难通。沈归愚曲为之说曰:‘所指乃建安以下如齐、梁之类,故曰自从建安来。’‘来’字似有著落,而‘自从’二字究不知作何安放。然则由周而来,为除周不论乎?此由逐句论诗,而未理会其全篇也”。[3]
  纪氏首先是从字词句式层面着眼的。他认为,沈德潜说此句指“建安以下如齐、梁之类”,“来”字似乎讲得通,但“自从”二字却又讲不通。意思是说,“自从……来”的表述方式,就应包括“建安”在内。这一解释是颇富启示意义的。它告诉我们,要注意诗的细部,以准确把握其意义。持不包括建安说者,也注意到字句训释问题。徐仁甫《李太白诗别解》谓:“‘自从建安来’,‘来’非来去之来,‘来’当训‘后’,谓自从建安后,乃绮丽不足珍。建安本不在‘绮丽不足珍’之中,读者不可不辩!’”[3]这是否受到古人启发,不得而知。但从这一方面释疑,却是古已有之的。将“来”字训为“来去”之“来”也好,还是训为“后”也好,都有各自的根据,而难以定案。
  纪氏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从整体上探求破解之道,即摆脱“逐句论诗”之弊,而要“理会其全篇”。其《赋得绮丽不足珍》一诗,即贯穿着这一精神。归纳起来,大体包括本原论与流变论两方面。下面分别述之。
  所谓本原论,指的是从返乎其本的理路来探求其持论的最终根据。纪氏诗中的“心原溯圣津”、“尊王昭衮钺,正始述睢麟”、“遗经方独抱”、“肯舍渊源古”诸句,即提示了李白诗论宗圣返本的诗学归属。
  李白诗首二句为一篇大旨。“大雅久不作”,与后面“绮丽不足珍”相贯通,而“吾衰竟谁陈”,是以孔子删诗自命,与后面“绝笔于获麟”相照应。前者属于正变论,后者属于本原论。
  李白论诗而“心原溯圣津”,其着眼点即非同凡响,直溯孔子,而心接宣尼。“吾衰竟谁陈”,是以一种文化担当者自任的。“孔子删述诗书,名为维系周文化,其实是创造新文化,可算文化史上一件大事”。[4]早在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即系统发为“原道”“征圣”“宗经”之论,所谓“道沿圣以垂文”、[5]“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6]“征于周孔,则文有师矣”。[7]刘勰所称之圣,指的即是孔子。李曰刚《斟诠》云:“彦和此篇(指《征圣》)所称之圣,即指孔子,虽曾有‘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焉’之言,特叙笔偶及公旦耳。故篇中独孔子之言论述为多。两谓夫子,屡称文章,皆指仲尼。况征诸《序志》‘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等句,则实属意于孔子无疑矣”。[8]李白言诗而溯“圣津”,是渊源有自。
  李白由“心原溯圣津”而历览前贤,对诗史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形成了他的颇富个性的“正变”论。由于他把孔子作为论诗之大本大源,所以他必然也以孔子删订《诗经》的风雅传统作为诗评准则,而以之为“正”,认为战国之世,正声即已微茫,难乎为继。此后颓波流荡,古诗之法度沉埋衰歇,诗道不振,疏离于“正”而发生了变化。“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就是基于这样的正变诗史观而得出的一个结论。纪氏在诗中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认为李白“心源溯圣津”“尊王昭衮钺”“正始述睢麟”,所以连屈宋曹刘亦加以贬斥,以“丽句”“纂组”为非,而薄建安诗人的。这一看法,是可以自成一说的。
  从纪氏全诗看,他并不认为李白一概否定建安诗人,而是因为宗圣,有意尊之而俯瞰建安诗人的,所谓“正似歌周鼓,兰亭不见珍”,即是说“犹之昌黎咏石鼓而举出史籀,则不得不以羲之为俗书耳。”[9]这就较为客观公允地揭出了李白论诗之用心,而避免了简单轻率的评判。
二、李白诗论与其创作实践的矛盾
  纪氏推求李白论诗之心,委曲切当而立论超卓,值得注意。他同时也进而指出了李白创作实践与其诗论的矛值,即“斯言莫践”的一面。这又触及了李白此诗的关键。
  如上所述,纸氏认为李白并不全盘否定建安诗人。但以“绮丽”论定建安以来诗歌为不足珍,毕竟表明了他的价值取向。那么,李白是否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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