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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辨骚》篇要旨辨正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936 次 我要收藏

  摘 要:《辨骚》篇认为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的文学作品是宗经并将其具体化的杰出典范,体现了学习经典和发挥个人的才情以实现艺术独创性的完美结合。因此刘勰使用“骚经”这一《文心雕龙》当中不多见的称谓,给与屈骚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气往轹古,辞来切今”、“笼罩《雅》、《颂》”,继承并超越了经书。同时屈原作品在汉魏六朝的流行以及后世文人不正确地学习、模仿《离骚》而导致的“流弊不还”恰恰成为推行宗经主张的最大障碍,反而累及到对屈原的文学地位的界定,“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亦经亦辞,非经非辞。刘勰这一巧妙的安排一方面确立了经书的崇高地位,同时通过将屈骚纳入宗经评价体系的方法,合理地解决了屈骚的身份认定问题,清除了推行宗经主张过程中的一大障碍。
  关键词:《辨骚》;宗经;具体化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笼罩群言”,无论是就体系结构的完备性,还是理论思维的深邃性和创新性,它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影响。我们看到,尽管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不断深入,全书的基本内容和篇目结构逐渐明晰起来,但时至今日研究者对《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和刘勰的写作思路、体例问题仍然各说其是、聚众纷讼,难以取得共识。《辨骚》篇做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五篇当中的第四篇在学界引发的分歧和争论最为突出,尤为引人注目。从大的方面,对《辨骚》篇的“文之枢纽”地位提出质疑,将其归入下面的文体论、创作论的意见屡见不鲜,具体到本篇要旨的解读更是五花八门,新见迭出。在《辨骚》篇的研究中出现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本无可厚非,这本身就印证了龙学的繁荣,是学术研究的幸事。但是纷繁复杂的争论往往会遮蔽住我们的视线,回归原点重新解读文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辨骚》篇主要解决了下面三个问题:1.从汉代的骚辩争论出发重新检讨南朝骚辩的必要性,刘勰认为汉代对屈原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文学的评价已经不合时宜。2.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屈骚是宗经基础上的成功“蜕变”,它是宗经的典范和楷模,其文学成就和艺术价值超越了六经。3.从文学接受角度看,后世不正确的学习和模仿屈骚反过来累及到屈骚在“流变”中的文学地位和影响,“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可以说第一部分是重新树立评价的思维方法和体系问题,其余部分则是对这种方法和体系的具体演绎。下面笔者分别从这三个方面予以论析。
一、汉代的骚辩
  汉代有关楚辞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两种主流意见。一种是“举以方经”派,以刘安、扬雄、汉宣帝、王逸为代表,认为《离骚》具有类似经书的文化品格和文学价值,两者可以等同视之。诚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讲“《离骚》与经术,实不相侔”,举以方经“其实是汉人附会之谈”,①在今人看来把经书和《离骚》做简单的类比这本身就消解了《离骚》的艺术独创性,忽视了它产生的具体时代背景和作家自身的文学才情。而且刘勰从宗经的立场出发,也绝不会赞同这种将经书和《离骚》相提并论的做法,它危及到了经书作为“群言之祖”(《宗经》)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地位。另一种是“不合经传”派,以班固为代表,他认为《离骚》尽管“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但它和经书截然不同,“与《左氏》不合”、“非经意所载”(《辨骚》)。依现在我们的认识和理解,楚辞和诗经毕竟分属南楚和中原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各自具有独立性,把它和经书截然分开是合乎情理的。但处在“独尊儒术”的东汉时期的班固显然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离骚》的,他认为经书不可侵犯,地位崇高无上,而《离骚》只是辞赋小道(这是当时一般的看法,东方朔不满汉武帝以俳优身份对待自己,扬雄晚年视辞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篆刻”)。尽管班固的创作也以辞赋见长,写出不少名篇大赋,只是班固如他同时代的多数文人一样“渐靡儒风”(《时序》),属言志一派,风格以儒雅为主,这自然不同于屈原缘情一派的艳丽风格。不论是“举以方经”还是“不合经传”,都没有获得刘勰的认同,因为这两种认识“鉴而弗精,玩而未核”,没有把握住问题的内核,即正视楚辞在汉魏六朝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包括积极和消极影响)问题。汉代虽然已经有了学习楚辞的现象,也出现了骚辩的讨论,但经学始终是汉代文学思想中的主流思潮,《离骚》的文学影响尚未触动到它的根本地位。从这个层面讲汉代的骚辩有必要但并不迫切,这是刘勰不太同意汉代论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这一状况到了六朝就发生了逆转,《离骚》渐渐成为后代文人习作的标竿,大家纷纷学习、模仿,发展到最后文人一味追新逐奇,片面强调形式技巧,“辞人爱奇”(《序志》)、“率好诡巧”(《定势》),造成了文章体制的畸形发展。应该指出的是,刘勰注意到了新变派大力创新、敢于变化的时尚要求,对这股文学新思潮给予了积极响应,在《丽辞》、《事类》、《声律》、《夸饰》等篇章里准确而又恰当地介绍了他们的主张和要求,对于他们在文学的情、采、韵方面的追求以及用典、和声、夸饰等表现手法的运用,只要适度,完全可以应用到文学实践当中去。这不需要刘勰特别提倡,时俗已经非常流行。迫切需要解决的文坛流弊是这种新变文风发展过头带来的严重后果,而学习经书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剂良药。现在的障碍是要确定经书的合法性,也就是经书是源,仅仅给予经书以理论的合法地位(“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还远远不够,还必须确认经书的现实合法地位(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因为这一时期儒学逐渐走向衰落,尽管统治阶级不时提倡儒学,但儒学独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儒、释、道、玄并存于学术界,而且就受社会的欢迎程度而言后三家大有压过儒家之势。在文学界,楚辞体极受欢迎,“后之作者,思存枝叶……悱恻芬芳,楚骚为之祖”(裴子野《雕虫论》),“源其风流,同祖风骚”(《宋书.谢灵运传论》)。面对这一现实,裴子野等人一味贬低和排斥楚骚和新变派,单单从理论上讲经书的合法性,结果遭到以梁简文帝为代表的时流的声讨,批评他的创作“了无篇什之美”。刘勰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离骚纳入宗经评价体系,在这一体系里给予了离骚以理论的合法性,“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赋予《离骚》以特殊的历史地位:仅次于源(诗经的发展,“体慢于三代,风杂于战国”),又高于流(“辞家之前”)。非源非流的评价中,经书的现实合法性和楚辞的理论合法性都得到了实现。采取这样的疏导办法,特别有利于宗经主张在新变派中的推广,刘勰的这种超然态度可能就是沈约给予他“深得文理”的赞誉,萧统“深爱接之”的原因之所在。
二、屈原的艺术成就
  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根本出发点就在于解决六朝文坛中出现的“文体解散”这一弊病,他认为古代的经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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