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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琰《悲愤诗》——“文姬别子”缘由的再商榷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873 次 我要收藏

一、前言
  众所周知,“班昭(曹大家)(?)、蔡琰(文姬)(?)、李清照(易安居士)(1084–1155?)”三者均为中国历史上才华富艳冠绝一时的独特女子。三人俱因特殊的生命实践与时势主客观条件的造就,融冶焠炼其不足为外人道却哀乐入心的深刻体验。而其中血泪交织动人尤甚者,笔者以为非蔡文姬莫属。蔡文姬与曹大家,二者虽皆识见深隽各擅胜场,但蔡文姬半生流离问天无语,较之曹大家,蔡文姬匮阙其终生安稳的风平浪静;而与易安居士相较,蔡文姬前无亦师亦友的良人在侧、后无亲朋旧知的慰怀,其凄冷可想而知!
  吾人据《后汉书.列女传》所载的五言体与赋体的悲愤诗条陈缕析,愈觉其生命乖舛实是非言可喻。而历代文人为其幽微演绎者繁不胜数,笔者从中细览,发现绝大多数只纯粹着眼抒论其斑斑血泪的蹇厄,亦即究竟其整体文学表现及其生命悲剧遭逢。虽然就鉴赏者的评论角度而言,大体无可厚非。然而此处却有一大症结点被简约带过,甚而只字不提。即是作者本身“文姬别子”何以竟能毅然割舍的所在缘由。此事其间起心动念的意绪转折,乍看之下似乎无关紧要。然若以历史观点细察,将会发现这一事件在《悲愤诗》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起承作用。何以吾人为此言,其因即在于:“文姬别子”所上承的是文本作者一十二载边荒胡风的流离异邦;接续的,即为归乡后触目尽非故物之叹!加诸何以蔡琰竟能遽舍亲子回归汉地,她个人是缘于怎样的考量,其背后让她做出非如此不可的主要成因究竟是怎么被组构而成的?凡此总总,均在吾人析探之列。
二、张修蓉先生对“文姬别子”的见解
  笔者在考察《悲愤诗》的过程,发现绝大部分文字的诠释关注面向均为义理模糊的文学角度,历代评析《悲愤诗》其抒怀弥彰处亦多对“别子”的因由视而不见。唯有近人张修蓉先生著作的《汉唐贵族与才女诗歌研究》一书,完整搜罗《悲愤诗》历代各家考评,亦着墨甚深篇幅演绎“文姬别子”所以顺理成章的因素。笔者细审其立论后,在此归结张修蓉先生的主要论证。
  张修蓉先生在论断蔡文姬舍子归汉的思量处境,其持论的观点乃在于“孝亲”观念在汉代的高度体现!
  归乡与“父母团聚”重享天伦是她日夜魂萦梦牵的最大愿望,……(页36)
  ……“返乡”的念头,渴望父母的孝思毕竟胜过了“儿子”……(页37)
  为了朝夕思念的父母,她终于抛下亲生儿子,……(页37)
  由以上举例我们可以发现,张修蓉先生以“孝亲”一事作为“文姬别子”的最大因由所在。且为强化“重孝”说,又以其父蔡邕(132–192)与历汉诸帝的庙号皆涵摄“孝”字为辅助论证。
  案:蔡邕以孝笃名,这种家风当然影响了蔡文姬,何况汉代以“孝”立国,每位皇帝之封号都冠一“孝”字。
  而以上二例确实事出有据。我们在《后汉书.蔡邕列传》可检索到相关载记:
  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未尝解衣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页1980)
  张修蓉先生立论所据即是根源于此。而遍览《后汉书》诸帝纪,亦如其所言,其封号皆冠以“孝”字,如其时“孝献帝”即其一也。附带一提的是张修蓉先生以“时间点”为立论所凭,以此论断当曹操(155–220)以重金欲赎回蔡琰时,其使者并未告及蔡琰“亲殁”一事,故蔡琰在思亲心切下,宁舍子而返乡。其原文兹摘要简录于下:
  琰之被掳,事在初平年间,而非兴平年间。(页40)
  从此一往十二年,她始终不知父母已亡。(页40)
  曹操以重金赎蔡文姬回乡,显然事先未让其知悉父母已亡。(页37)
  由此三端,即可串联张修蓉先生圆说论述的始末。其例证之一,所谓蔡琰被掳一事,“当在初平年间,而非兴平年间”。即因《后汉书》指陈其事为:“兴平中,天下丧乱”。而此处“‘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之说法,当可从。”而“初平”年号方为正朔定解。之所以需重新确认事件年代,乃因亘古迄今对此事质疑相询者多不胜数。如宋人苏东坡及便曾言及此惑:
  《苕溪渔隐丛话前编》引东坡之言曰:“又琰之流离,为在父殁之后。董卓既诛,伯喈乃遇祸;今此诗乃云为董卓驱掳入胡,尤知其非真也。”
  因此张修蓉先生在此举出与东坡先生同时之人蔡宽夫援证己见:
  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诛之后……(页40)
  即蔡邕被诛于初平三年,故张修蓉先生认定蔡琰被掳时日应为“初平二年”(即公元192年),而其间又历经三年流离,即于“兴平二年”(即公元195年)方才暂落胡地。故其笔端的“感时念父母”便更言之成理。综合上述所言吾人即可明白,张修蓉先生于诠释别子因由时,为何以“孝亲”为最大归依。
  概括上述所说可知张修蓉先生的立论根据虽其来有自。然细审其论证,却有“以文诠史”之偏,且局限一隅匮乏周览之全。盖文史哲三领域虽有同体异用之别;然不论是何抒议皆应具备清晰的史观,否则,试问将何以周解繁多史实背后的历史背景、社会因素、时代意识、及事件结果的脉络。因此,吾人将秉持史学观点照鉴“文姬别子”的始末来由。且不拘泥于人物的示现场域。亦即扩大检视范围:如曹操其人金赎蔡琰的用意与目地、蔡琰寡欢胡地的左证论析、与此一事件究竟突显出怎样纷错的人事交集。故吾人将于下段章节就此质疑罗列提问。
三、归纳“无奈弃子”的根本原因
  吾人在此章节将以《后汉书.列女传》的文本为经纬,据此言述何以笔者将由“政治权谋”观点,解析蔡琰身不由己“无奈弃子”的作为。〈列女传.蔡琰〉文本共分三段章节。首段起兴即简赅的交待了蔡琰得以归汉的因缘所在:
  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页2800)
  故后世所据以解读文姬得以归汉,即为“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亦是起因于此,故世人皆以曹操的“念旧”作为文姬得以归汉的惟一解释。然而,实情是否真是如此?其实有诸多疑处可堪质问。首先观诸曹操个性,由《三国志.武帝纪第一》可得: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
  所谓的“机警,有权术”,即为曹操一生言语行举的写照。且既然曹操“素与邕善”,则何以自蔡邕诛没后十余载,方才思忆起故友之女徐行赎归,故其赎归的出发点绝非“痛其无嗣”如此单纯。吾人由《列女传.蔡琰》中段以后叙述可窥其矛盾:
  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操谓宾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及文姬进,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改容。操曰:“诚实相矜,然文状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时且寒,赐以头巾履袜。(页2801)
  蔡琰返乡后“重嫁于祀”,董祀即为蔡琰再醮之夫,两人均为同郡陈留人。及祀犯法当死,蔡琰请见曹操一事便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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