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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应箕的文学史观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855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吴应箕既是文学家,也是史学家,对诗文的源流本末有着很强的自信。在立足晚明现实的基础上,在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深入地思考之后,他提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学发展观与继承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和诗学理论价值。
  关键词:吴应箕;文学史观;发展观;继承观
  作者简介:章建文(1967—),男,安徽池州人,池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专业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文学史观,简单地说就是对以往的文学活动的根本看法和理性认识,是文学观与历史观的有机整合。可见,一个诗论家的文学史观,既要受其文学观的影响,也要受其历史观的影响。然而对于史学家的诗论家来说,受其历史观的影响就格外明显。吴应箕不仅是文学家、诗论家,也是史学家。所以我们在讨论吴应箕的文学史观之前,有必要对吴应箕的历史观作一简单的介绍。
  作为史学家,吴应箕(1594—1645)不仅以自己的笔记录了明末至南明时期的历史,现传有《熹朝忠节传》二卷、《两朝剥复录》十卷、《东林始末》六卷等,还有具有史料价值的残本杂记《留都见闻录》二卷,并私修了《宋史》五十卷(已佚),更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还写了《廿一史史论》(已佚)、五十九篇史论和五篇史辩(两者见《楼山堂集》)。这些史学著作可以说是他的历史观演绎展开的结果,那么他的历史观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呢?在下面的两篇序中,他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
  史者,其人与事之得失为已然者也。夫第以为其人与事之得失已乎?前之不忘,后之师也。是故有国家者不可无史,乃论者又取其人与事之得失而是非系焉,此又何欤?盖是非不定,彼所为得失者乌在?其果得果失?而治乱倚伏之几,心迹晦明之数方,甲乙彼此之淆混,使后人但据其迹而师之,岂不贸其所趋而即?已然者为世患岂少哉?夫然史不可无论……使其所为倚伏晦明者,自吾论之不独其人与事为不爽,而举异事同计与异人同行者合千载上下而觏若观火,则文之力也。是故其人不好学深思与无天下大计而又好为畸识偏见者,皆不可与论史。(《楼山堂遗文》卷一《梅惠连萍庐史论序》)
  予观其书,不名一体,裁缩已成之事以为文,缀附独见之义以立断,词不病于好微,而意不苦于难属,其言约,其义该,其包络辽邈,使居今者巡复其意而可以厝之为用,非具良史才,又积岁覃精者,乌有是哉?”(《楼山堂集》卷十六《姚伯子史书序》)
  在吴应箕的眼中,“裁缩已成之事”,是要“缀附独见之义”以断是非曲直,以天下之大计去除其畸识偏见,使人读其著述能够觏若观火,据其迹而师之,“厝之为用”,持正以行。这种“迹”与“师”、“史”与“论”、“已成之事”与“厝之为用”的历史观立足于现实,从历史的发展中探寻历史的规律,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具有极强的客观性、思辨性和现实性。
  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创作有着较为明显的史的意识,“予观次尾诸诗,其屈氏遗意,与次尾之论说,与策记之为史也,犹夫《春秋》与《书》之为史,其史易见。次尾诗之犹夫骚之为史也,其隐深未易明矣。”(《楼山堂集》卷首《周镳序》)作为一个诗论家,他曾自信地说“能见古文源流”,于诗也能“颇深见本末”,并特别强调史对文的作用,说:“世有治二十一史之人而不能治文乎?有治经史以为文之人而其文一如六朝五代之为韩欧所呕弃者乎?”(《楼山堂遗文》卷一《黄韫生制义序》)作为一个史学家,他总是把考察的对象放置于历史之中来思考,所以在考察文学发展时也必然以其熟悉的史家眼光和方法来观察与思考,而且不仅如此,还以历史观来统领文学观,反对以文学的眼光和方法来考察历史,因而他说:“弟近时读史甚深,每怪李卓吾以评水浒传手眼评史,钟伯敬以评诗归手眼评史,俱可发一笑。吾兄读书当从此入,由史入经,是因流溯源”(《楼山堂遗文》卷六《又与源常书》)。基于上述明得失之迹而厝之为用的历史观,他在考察文学发展时说:“欲成弘之文再睹,于今又当先从其源流本末备论之,以明其盛者,使可复,而其敝也未尝不可反,此吾所以论次程墨由国初而迄今之意也。”(《楼山堂集》卷十七《历朝科牍序》)显然,他立足于当时衰颓的晚明文风,对文学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找寻敝者可反的途径和方法。同时他还以史学家的客观冷静的态度,摒弃了门户之见,对七子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的是非利弊进行了较为公允的批评,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进行纠偏校正,为后学指引明路。下面我们就从发展观与继承观两个方面来论述他的文学史观,揭示其形而上的理论意义和形而下的实践意义。

  明代文体意识增强,对文体兴衰嬗变的规律已有较深刻的认识,较普遍地认为文学的历史就是各种体裁兴衰嬗变的历史。吴应箕也从文学形式与表现方法的角度提出“体变理不变”(《楼山堂遗文》卷四《与周仲驭书》)的发展观。所谓“理不变”,我认为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从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价值取向上说的,他认为文要宗经明道,“裨益治教”,“资于劝惩”,这一点是不能变的,也是不可变的;二是从体的演变的规律上说的,他认为体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和趋势,是不随人的意志改变的。第二层意思说明了吴应箕对文学史现象背后发展规律的思考,围绕“变”探求“变”中之“理”,那么他是如何探求“变”中之“理”的呢?他主要从如何变和因何变两个方面来进行自己的阐释的。
  (一)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对于这一问题,吴应箕主要从勾勒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两个方面来展开的。他认为文体的发展,从一个时间段看,经历始—详—盛—敝,有着自身的周期,但从更长的时间段看,盛者可复,敝者可反,又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首先,吴应箕比较早而且也比较准确地勾勒了明代时文兴衰演变过程。他认为“文章之法肇始于洪、永,详于成、弘之间,莫盛于庆、历初年,即莫敝于万历末季。”(《楼山堂集》卷十七《历朝科牍序》)因他从久困科场,又是当时科牍选文名家,复社著名的《国表四集》就为其所选,在他的集中有关科牍时文的“序”有20多篇,对时文这一文体形式有深入的思考,对科牍的源流本末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对明代时文的分期是非常准确的,对《明史》和方苞对八股文体的分期也有着导夫先路的作用。《明史.选举志》以唐诗分期相比拟,谓“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方苞在《钦定四书文》的《凡例》中说:“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守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然矣。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雕刻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虽然清初大儒顾炎武《日知录》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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