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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书法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844 次 我要收藏

  题记:2005年10月18日下午,听王岳川教授讲《书法美学专题》。王教授提出了“文化书法”的观点。走文化书法的路,注重体验内法与外法。内法者:字法、笔法、章法、墨法;外法者:生命之法、境界之法及道。本文试从儒家孔孟思想的立场来体验书法的外法。
  摩诘诗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纯是一片澄明。
  渊明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见和乐恬谧。
  不知何故,当这样的诗意在我的脑海中闪现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同时向我袭来:当诗人在自然中发现这纯一的美时,书家能在书法中寄寓什么呢?这像是一个不着边际的联想,然而生命的体验就这么时至兴来,不等招呼。
  相应以上诗意的,是弘一法师的书法形象,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接近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1]但在孩童而言,当他观察到兔子、大象的时候,他只能以长长的耳朵或鼻子来表示他心目中的形象,而诗意的书法显然不能等同于抽象的儿童画。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写道: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这里透露出张旭之书的两条信息:一、人的情感;二、自然兴象。也就是说,张旭之书含有人的情感及自然兴象。从传为张旭所书的《古诗四帖》来看,与李白《蜀道难》一诗的意境非常接近,据有心人将《古诗四帖》用幻灯投放于素壁,又使人伫立其下,则不期然感到振颤压迫,足见其气势撼人。应当说,这已不是具体的情感或自然兴象的再现了,而是新生命的诞生。因此可以说,正是通过书法形象这一仪式,人回到了生命本身。生命本身,表现为一股浩然之气,诚如孟子所言:
  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2]
  如此看来,张旭的情感与自然兴象因浩然之气而凝合在一起,因而使人进一步感知“生命通乎宇宙万有而为一体也。”[3]然而,艺术的形象固然可以撼人心魄,但书者是否就在喜怒哀乐的感情冲动中完成他的作品呢?诚然,人区别于动物的一大特征是人的感情冲动,但在事实上,一切感情的冲动并不能诞生真正有生命意义的作品。诗意书法里的喜怒哀乐跟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不同。尽管传说张旭常于醉中以头濡墨大书,那倒不必当真。《中庸》称: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显然,喜怒哀乐是人与环境接触时正常的情感反映,可是《中庸》要讲的并非是人之常情,而是事实真相。我们隐隐能够感觉到情感未发之前的状态——“中”含有一种深静。在静中,我们还可以观照到自身情感的波动起伏,“皆中节”,很和谐的样子。换一句话说,我们看到的是走向“内中外和”的生命的涵育,即本来性德的流露。可是,在通常的情况之下,情感的流露是自然的,难以自制的,怎么可能“致中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在儒家看来,养从哪里做起呢?从孝弟做起。孔孟直面人生,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中求其融融。[4]古人讲孝道,“孝”字乃会意,《说文》谓“子承老也。”若推而广之,老之上,还有老,子之下,尚有子,可谓继往开来,生生不息。实在讲,孝道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君子大道。[5]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6]似此至诚的情感,只能来自至诚的心,即孟子所说的“四端”:仁、义、礼、智。[7]这样看来,我们同时发现身心正在一定的环境中返视收听,其情感的喜怒哀乐已然在“内中外和”的深静中内转化为对大本大源的生命的“养”,“养”的结果,必然转化气质。所以说,仁心的培养,是通往生命深处的源头活水。由此可知,蔡邕所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其意当指敞开胸扉,屏除感情冲动,澄清主观意识,莫要鼓努为力,从而进入一种若有若无,有意无意的生命体验之中。如《大学》所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在那深静中,线条似摇篮,若川流,心在线的摇篮里,心在线的海洋中,书者似婴孩、若游者一样与物浑然,有的只是人心的流淌。线是生命呼吸间的自觉,空间即心性澄明的留白。关于书写时的这种“静”,唐.孙过庭在《书谱.序》中另外提到五合的情境,即神怡务闲;感惠徇知;时和气润;纸墨相发;偶然欲书。又说,“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
  如上所述,是就书法在“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方面说的,它倾向于“文”这一方面。现在有必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公元758年,颜真卿在50岁时写下了《祭侄季明文》这个稿子,本没想到能传下来,却获得了“天下第二行书”的美誉。与东晋大书家王羲之书《兰亭集序》,相距达400年之久。王羲之《兰亭集序》云: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这是一种在静观默察的心态中捕捉到的生命悲剧感,并将消释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以及曲水、流觞的雅人深致中。应当说,颜真卿在《祭侄季明文》中所抒发的悲剧意味更为直接:
  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每慰人心,方期戬谷。何图逆贼间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复。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
  这里,没有初唐诗人们散发的强烈的浪漫气息,更没有兰亭之会的自然山水,有的只是满纸血泪。这是对五世祖颜之推服膺的儒家的“杀身成仁”的情感体验。颜真卿正以满纸血泪消释着他的悲剧感,在颜真卿的位置上,家门的血泪,也是大时代的血泪。
  颜季明,即颜真卿堂兄颜杲卿第三子。时(755年)安禄山叛唐,颜真卿在平原任上,首举义旗,常山太守颜杲卿也同时反正。那时,季明常奔走于常山与平原两地之间,传送消息,令两军部署有致,共同对敌。次年年初,战局险恶,常山郡失守,堂兄颜杲卿被支解死于天津桥柱下,侄季明亦死于陷城之日,且归葬时身首离异,仅存头颅。颜氏一门,死者三十余人。757年,安禄山被他自己的儿子安庆绪的手下人谋杀,同年,安庆绪又给安禄山手下名将史思明所杀。在史思明降唐时,侄泉明于常山求得其兄季明之首,九月三日,扶榇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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