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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哲学之关键(1):“万物负阴而抱阳”与“无为而治”之关系——兼谈历史上以道治国之例子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856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摘要:“无为而治”所以成为治理国家或天下之基本原理在于:(一)所有属性与价值观均有“负阴而抱阳”(有利有弊,有好有坏)的素质,所以最高领导者绝不可太“有为”。因为一“有为”就会坚持某一“原则”、“理念”而过分推行。而其结果必推至此一“原则”、“理念”之缺陷上而积重难返。更重要的,圣人领导者还要在看到人民要过于“有为”时,加以疏导。(二)人之秉性与才具倾向不同,所以在大组织中,要想取得同一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调和之。领导者不可自作主张,行一定之“理念”、“原则”而造成社会之不稳定或极化。
  西汉之文景之治虽名为用黄老无为之术,但实以法家之制度与法律为其主要内容。法家政治思想乃老子哲学之简化,以治理百性为主,而少君王对百官之治道。然以简明易行且少人情羁绊,极利于发展经济。要施行君王对百官之“无为”治道,必得有明君贤臣,且须辅以儒道(术)以化百姓。唐贞观之治乃其著例。
  老子道德经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近代物理与数学上有重要内涵。
一、老子道德经的宗旨
  据郭鹤鸣先生在其《老子思想发微》一书中所论(1):“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已经提出的对老子思想的诠释,可以大致分别为两大系统。其一是以老子之道为“客观实体”的诠释系统,这种看法把“道”理解为独立于人心之外的超越性存在;另一则视“道”为主体修养所证悟之境界,此即“主观境界”的诠释系统。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并不足以概括所有学者之思想。例如,至少徐复观,严灵峰,刘笑敢,袁保新,余培林,陈鼓应,劳思光等学者,都有超越此二模式之处。事实上,老子哲学研究方向之关键,并不在“客观实体”或“主观境界”之辨,而是在应用于何处。无论持何种观点,近代学者多有一共通处:不再像秦汉与唐代将老子道德经看成主要是政治领导之道与术,而多加了形上本体学,修身养性,论玄体空之内容。其实道德经的确包含所有这些内涵。但是这些是用来阐述领导之道,而它们本身是附带的。大多先秦的哲学思想均欲阐述治道,而其起因在不满当时之统治者。相当类似的,希腊之柏拉图哲学之宗旨也是在说明国家领导者之养成与治国之方。秦汉时之治学者对老子道家思想多是从治道观点来看的。张舜徽先生在《周秦道论发微》[1,2]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曾提及此点。他说:“这样的推崇道家(指司马谈),并且从而加以发挥,分明是从自尊的皇帝南面术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他认为只有道家所提供的“南面术”最为全面,是人君驾驭天下最原则的东西。其它各家所提供的,仅是一些片面的具体办法而已。徒有一些具体的办法,而没有总的原则,那就使得人君劳于治事而收效不大。……司马谈所以赞赏道家,便因为道家明确指出了这里面的道理,劝人君不要亲理庶务,要做到垂拱而治……”。笔者认为我们在近二千年后来读这一段话,应还是很佩服司马谈对老子之道之了解是如此切题。
  进代研究老子学者之不再专注于治道可能有三个原因:(i)魏晋时玄学之盛行,混杂了老子与庄子之思想。老子与庄子之思想之重大分别,陈鼓应先生有精辟之分析[3]。笔者认为其中之一为老子之焦点在治国,而庄子在明道与养身;(ii)受西方学院哲学之影响。本来触类旁通是优良治学法,但若未小心剖析,可能会因“配合模式”而误解先人之意;(iii)强将“宋明理学观点”加于老子思想上。宋明理学占中国学术主流近千年,对他种思想影响之痕迹常不易分辨。研究老子思想如果掉进这些陷阱,就可能会有“隔雾看花”之憾。
  1.老子道德经何以是政治领导哲学
  郭鹤鸣先生在《老子思想发微》[1]中列举老子道德经中有四十六章都直接且明显的“谈为政之理,论为君之道,勉之使行,警之所戒”。他又说“倘若比类而推,把引申发挥之近似者也包括进去,则整部《道德经》几乎无一章不与政治密切相关。”这一说法虽稍嫌过头,但是有些道理的。
  我们可以再补充的说,在老子书中那些没有直接论及为政之道的章目,其主要谈的虽是如何体认道之“窍门”,与以“道”来立身处事。但仔细分析起来,这些章之终极目的还是指向治道。例如不包括在那四十六章之第八章:“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一句,其实也是指领导者当有之行为,而与一般老百姓没太大关系。而第九章之:“功遂,身退,天之道”更是明显的隐喻为“统一或治理天下之领导者”在有了军功或政功后应注意之事。
  有一点很可看出老子一书明显之对象是上士领导者而非一般人:那就是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这段文字如果是写给下士看,一定不受欢迎。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书中对圣人之要求超乎寻常之高,如七十八章:“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主。”在这里要能受国垢与不祥而能立身的唯有能力卓绝的上士领导者始可。
  2.中国历史上以道家思想治国之例子
  (1)西汉道法兼用之内涵
  西汉之用道家思想实可追溯至开国前,张良陈平用老子奇道辅佐刘邦败秦军与项羽。汉开国后他们启老子正道欲行[无为而治]。然他们并无机缘见之。从各种迹象看来,西汉初时惠,文,景三朝所行主要乃法家之制,并非老子之道,有些学者已提到此点[4]。据很多学者分析,法家着重老子下篇[4,5],以之用于政治实务。粗略之分析,所谓”统治之术取自黄老(道家),而政治治度与法律取自法家”[4]也许说得通,笔者无政法实务专业知识,此处仅以哲学观点讨论。据研究[4],萧何取秦旧政法制为蓝本而修改之,恐多有商鞅军政法家残酷少恩之制。萧何死后,汉朝廷就有一连串除酷刑之措施,其中尤以文帝为最,文帝除收帑诸相连坐律令,诽谤妖言之罪,及肉刑[4]。他且以身作则行勤俭敦朴,同时约束皇族宫中之人[5]。此皆离“军政”法家,而就老子道家之征。从《史记.礼书》之记载看来:文帝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遂不采定礼仪之议;这是文帝倾向老子,对儒学采保留态度之明证。
  然而如果认为去严刑,尚勤俭就能造就文景之治之繁荣经济,实在有些牵强。繁荣经济一定要有政策来鼓励诱导。笔者认为造成文景繁荣经济之主因恐在源于法家之政法思想,西汉法家之重点不在军事,而在经济。此乃形势使然。战乱方止,百废待举,不须军事,极需积钱粮。据学者研究[4),他们用的简明“规则”是无私(不循法外私情),无欲(不取法外私利),贵俭(鼓励基聚财物,不浪费,不逐虚名),贵柔(反对争权夺利,固执理念)。除了贵柔之解释与老子原义有关联外,其余都是为适合百姓理解力之简化。大凡简化必循一些目标。我们分析上述二“无”二“贵”,觉得似乎都指向发展经济。发展经济须重利润,而重人情多害于经营取利;经济虽鼓励竞争取利,但争须有节而以法为度,否则将成社会动乱;财富由累基而来,须知节用,而不
铺张取文饰。政党之争,社团之争,多忽略或扭曲国家大多数人之利益,且妨碍发展经济。至于黄老之术本身,西汉初之政界之了解重点在不争,少作为,甚至固守成规,。此并非老子思想全貌,也有些曲解,更不及关键。看到窦太后与儒生辕固争论圣人之道,怒而使之入圈刺猪[4],很难相信此行乃出于真正明了老子大道(慈,俭,不为先)之人。研史之人当剖析言行内涵,不应只据表面口条而断其思想。
  综合言之,法家乃取老子“德经”简化而用于实务,故有脱离大道本源之处。于三宝中(老子六十七章)只取“俭”与“不为先”而治百姓;将“慈”保留给上士领导者。这种做法有其在政经实务上之长处。我们甚至可说因为人之才智高下差异,老子道家思想也许不得不如此落实-因为唯上士能明(全)道而行(老子四十一章)。西汉道家并未能完全发挥运用老子思想中君王对百官之道术,此道除了不争,少作为,还有兼容,知止,等内涵。这要等到有明君贤臣的唐之贞观时期始得以发挥。
  (2)唐贞观时以老子道家思想为主治国
  唐朝建国之初,与道教牵连很多。道教历史记载,自唐高祖至玄宗皇室皆尊道教;章群先生所著《唐史》[6]中描述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要待长孙无忌引房玄龄与杜如晦穿道士服入宫后始举事(此事亦载于贞观政要)。章先生以“道士出入宫廷之容易”而论皇室之尊崇道教是很有道理的。道教受尊崇与建国前道教人士助高祖李渊与太宗世民起事也有关。但笔者并不认为我们可以此结论唐朝以道家思想治国,仅能引为左证。尤其老子道德经被道教奉为教经,其诠释与政治哲学多有差异。我们若以历史记载之言行会得到较客观之结论。历史记载当以《贞观政要》最佳。而人物中以谏议大夫魏征与王珪关键人物。分析魏王二人政论,觉其以老子思想为主,而以儒术为辅。
  魏征最有名之政论《谏太宗十思疏》(《贞观政要》)乃本于老子思想,今分析如下:《十思疏》中所强调的“知足”(老子道德经33章),“将有作(37章),则思知止以安人”(32章),“谦冲”(4,5,6章,冲字是关键,虚无之意),“惧满盈(9,22章)则思江海下百川”(32,8,66章),“情不胜其欲”(3,64章),“慎始而敬终”(64章)等原则,很明显是源于老子道德经之思想,甚至连用字(与儒家用字不同)都完全一样。在用句上,最后结语“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是只有宗老子思想之人才会有的用语。“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句中之“神器”(29章)与“域中之大”(25章)几乎是老子之专用语,在之后宋明理学为主流之年代很少用到。魏征也兼用儒术,如“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系出自伦语。“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是合儒道二家思想之用语。至于“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是魏征之锐见,说明守成之难。全文不用“礼”字,亦无“仁义”一词,所用一“仁”字亦非儒者用法。综观全文,我们可说,如果认为司马谈是最能突出老子思想宗旨之人,那么魏征就是阐释老子精微大义最成功的人。
  《贞观政要》有记载唐太宗之言如下。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
  在宋明理学占中国学术主流近千年里,学子很少接触道家思想,乍见此段,会以为是所有华夏先贤之教诲。可是如果你是常接触诸子之书的人,你会“嗅出来”有何种思路之人会用何词句来阐释相似之道理。“损百姓以奉其身”是老子之口吻(老子七十七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一个儒家学者即使欲言同理,也不会用此句。存百姓之[存]字亦是老子语法。“皆由嗜欲以成其祸”一句及其下之衍义可与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之首戒“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相对应。道家之形象是“清静”无为,所以特重控制欲望,主要要君王控制自己。十思疏中“知足知止”为首正标示者这一点。儒家孔孟思想则以施行仁义,崇仁德,养浩然正气为首要项目,而不是节制嗜欲。遗憾的是,唐之衰败却正起因于玄宗忘了“知足以自戒”,贪声色之欲。此可谓万里江山之败常起于方寸之间。君王也许心想仁义,然其不能自制,佞臣伺机纵其欲而窃权。
  对另一谏议大夫王珪,《贞观政要》有如下记载: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道德经49章)。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此节中用下线标示的是老子思想,斜体字是表示须用儒家教化来辅助。
  其它应还有许多处可看出贞观之治时君臣思想乃本于老子思想。但不可否认的,魏征与王珪都主辅以儒术,这是为甚么呢?
  (3)为何以道治国要辅以儒术
  其原因有二:(i)道家哲理过于高深,不能自君王通行至下民,上文提到的四十一章[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即指此。事实上人世哲理本如此,通行普及之道理多不高深;高深之理多不易普及。此在拙著《儒道互补或相通之探讨》[7]有详细剖析。简言之,老子之道切近宇宙人生之本源,但要中等资质之人来体会施行极不容易;孔子之道与宇宙人生之本源之理的契合较差,但是很容易由中等资质之人来施行;(ii)老子思想已隐含互补而行之道:如拙著《老子思想中“无,有,仁,慈,善,圣人,义,礼,法”等字涵意之探讨》[8]所解析之四十九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即隐含大道必须简化“失真”而施于民。也许政治艺术正是“政治大道”。
  魏征与王珪何以能发展出如此之政治智慧?笔者猜想此可能与晋王弼之合道儒于一炉而治之有关。袁济喜先生在其《王弼之阐释与六朝文论》[9]中有精辟之讨论。王弼增加老子思想之深度,其阐释远超汉代人。魏征与王珪从古籍见之,且触类旁通是大有可能的。
  (4)历史上以道家思想治国之结论
  老子一书之宗旨是在向上士领导者展现为政领导之道。西汉前期政治乃道法兼用,而以法家为主以发展经济。唐贞观之治以老子思想为主,辅以儒道(术)。由此可见,近世流行的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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