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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啼处,血染胭脂雨——话说云间词派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839 次 我要收藏

  在明代末年令人窒息的奄党专制下,兼具精神解脱与放纵的双重含意义,悄然流行;在江山易代的血雨腥风中,并涵家国之痛与民族之恨,脱胎换骨;在民族压迫与文字狱四起之际,包蕴着痛苦与传承,苦苦挣扎……兴起于明代天启、崇祯年间,至清代康熙中叶,便成绝响的“云间词派”,在艰难地延续了近半个世纪后,便悄然消散,可是它的精髓却实际上却引领了清词的中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追溯历史,云间词派出现的原因是多元的。
  东海之滨的古老的华亭,河港纵横,九峰蜿蜒,却又一马平川。鹿奔鹤鸣,俨然世外桃园。所以,直到东晋南渡之前,在中原地区人们眼中,这里还只仿佛是一片隐藏在云间的神秘之地。可是,陆机、陆云的出现,却高屋建瓴,构筑起高山仰止的云间文学艺术奇峰,从而使松江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了举足轻重的份量,同时也使这方水土上的文人自信倍增,从而使人材辈出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北宋南渡,元末的战乱,更不断地把文人墨客,推到这方净土,他们的到来,同时也带来新鲜的血液。如赵孟頫、杨铁崖、元维桢、陶宗仪……又为云间文学艺术构筑起新的文学平台,为新一代巨人的出现作了新的铺垫。在曲子词的创作方面,陶宗仪的《辍耕录》中有一段话更值得注意:“吾乡柯敬仲先生,际遇文宗,起家为奎章阁鉴书博士,以避言路居吴下。时虞邵庵先生在馆阁,赋《风入松》词寄之。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换句话说,受到虞集等人的影响,在明代初年,词仍在生活于松江地域的文人中流传,这无疑为云间词派日后的崛起,作好了最初的准备。
  另外,到了明代中叶之后,以董其昌为代表的云间画派、云间书派崛起,标志着松江文化又一高峰期的到来。云间诗派初露端倪,又自然成了云间词派诞生的产婆。

  放眼明代,云间词派的酝酿与出现,又有着一种必然。
  明代的集权,加上宦官专政,特别是到了中叶之后,特务横行达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于是人们更需要寻求解脱。从文坛看,曾经风行一时的文学复古已走进死胡同,于是物极必反,新、真、自然、趣味,成为文学的新追求。历史上长期处于潜隐状态的表现个人性情的闲适文学,自然地显现兴起,并流行起来。于是在意生命自性的存在。他们以种种放逸的举动来体现这一存在:书画琴棋,笙箫弦管,挟妓冶游,放浪山水,更以文墨著作留名身后,来证实此种存在的痕迹与价值,从而肆无忌惮地表现对生命本体的张扬与放纵。
  加上明中叶以来,王阳明哲学思想盛行,非名教,反传统,弘扬主体,表现自我,肯定个人价值,追求平等自由,这种“异端”思想,成为晚明小品创作的精神武器。李贽更是把个性解放的精神带进文学创作领域。他的“童心说”影响了更多的当时的文人墨客。袁宏道的“性灵说”,更将文学创作引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境界,文学的精神、形式都为之一振,获得了解放。“真”字灵魂的小品,由此迅速发展。受其影响,整个文坛上创作求真求实成为一种时尚。而社会生活的病态开放,更为文人墨客提供了更多渲泄的可能。
  而当时文坛,盛行拟古,“诗必盛唐,文必秦汉”,缺少创造。至于原本以抒情意为旨的词,也因此萎靡不振。加上元曲的兴起,南北曲可以联起若干支小令组成套数,写成戏曲剧本,演绎故事。无论抒情纪事、状物写景,更有了自由发挥的余地。相比之下,词的篇幅较小,施展不开拳脚,文人填写曲子倒更习惯成了自然,即使偶尔填词,也无形中会露出曲的特征。于是,一时之间,以曲为词,不守词律、随意填词、词曲不分,成为元、明间文人的通病。不过,也是物极必反。到了明代中叶之后,如何摆脱这种通病,让词重新闪烁出迷人的光彩,成为有抱负的文人的一种追求。
  在这一背景下,地域的富庶,伴随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新的惊天动地腾飞的松江,也因纺织业以“衣被天下”的气势,跃成为全国经济重镇。经济的腾飞与繁荣、必然促进文化的发展。作为文人雅士的聚集之地,文化与经济结合下涌现的江南私家园林,也促进了文化的多无化发展。他们在这里交游唱和,互相标榜,曲径通幽的亭台之间,词所特有的那种“小红唱歌我吹箫”式的赏心悦目,最适宜良朋好友聚会酬唱。于是最能用来浅斟低唱的词,取代了多年来流行于市井构栏演出的曲,重新成为文人墨客、才子佳人的新宠。
  于是,人文荟萃的松江,积聚着一种力量,在词坛涌动……

  说到云间词,有两位人物必须注意。他们就是陈继儒和施绍莘。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两位全国有名的隐士,隐居在松江北部郊区的佘山,他们依山傍水,构筑起自家的园林,呼朋唤友。一时之间,访者如云。他们与来访者之间的诗词唱和,无疑为云间词派的形成推波助澜。
  对于陈继儒,尺牍、游记、清言等小品,最能体现他的文学成就与个性特征,但诗、词、曲、赋,却构成他生活的写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词。赵尊岳的《明词汇刊.陈眉公诗余》中,他的词竟有五十首之多。沈雄《柳塘词话》更评价说:其小词潇洒,不作艳语。
  陈继儒的一首《浣溪沙.初夏夜饮归》就是这样写的:
  桐树花香月半明,棹歌归去蟪蛄鸣。曲曲柳湾茅屋矮,挂鱼罾。
  笑指吾庐何处是?一池荷叶小桥横。灯火纸窗修竹里,读书声。
  从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约略察觉到,陈继儒的词注重真实地再现生活,看重情感的真实流露的一个侧面。也正因为此,对于李煜其人其词,陈继儒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天何不使后主现文士身,而必委以天子,位不配才,殊为恨恨。”
  至于施绍莘,人称他“工词曲,一时无出其右者”。他在余山也建园林、丝竹,每当春秋佳日,与名士隐流遨游于九峰、三泖间,经常唱他自己创作的词曲。他字子野,与北宋代大词人张先(字子野)倒不谋而合。张先有“张三影”的誉称,而施绍莘,不仅把自己书斋命名为“三影亭”,还把自己的诗集取名为《花影集》,由此可见对于坛先辈的情有独钟。其中“花影”,显然与张先的“云破月来花弄影”有关。另外,他和陈继儒一样痴心爱花,至于说,这“花”与出现于晚唐的那一最早的词集《花间集》,是不是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部词集对他,对后来出现的云间词派无疑影响重大。
  施绍莘的词多真情流露,如《谒金门》“春欲去”便有“无计可留春住,只有断肠诗句。万种消魂多寄与,斜阳天外树”这样句子,寄寓着作者对身世际遇与社会政治的感叹与悲伤。
  正是由于陈、施两位山林隐逸的推崇与实践,凭籍他们在社会上的威望与影响,词便引起更多文人的青睐。并直接对陈子龙等一批后起的俊秀产生巨大影响,对于云间词派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启导作用。

  以地域命名的词学派别,云间词派明显打上地域色彩。它的作者群,以松江人或者是生活在松江,在松江进行创作者为主。云间派的代表人物有陈子龙、李雯、宋征舆,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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