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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明诗》辨疑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865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摘要:《明诗》是刘彦和《文心雕龙》“论文叙笔”(“文类论”)的第一篇。从文论角度看,《明诗》中的疑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评价彦和对诗歌的特质及其功能的认识,二是怎样理解“感物吟志”的理论内涵及其意义。本文认为,彦和对诗歌的特质及其功能的认识,没有突破先秦两汉“言志—政教”的诗论范式。然而,当他把目光转向诗歌创作领域,探求诗歌创作奥秘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儒家正统观念的束缚,有了自己独特的发明——提出了以“感物吟志”为核心的诗歌创作理论。
  关键词:明诗;诗歌的特质;诗歌的功能;感物吟志
  《明诗》是刘彦和《文心雕龙》“论文叙笔”(“文类论”)的第一篇。彦和之所以把它放在“文类论”的首位,是因为诗为有韵文之最早,“其有韵者,皆诗之属也”[1](P23)。故黄侃指出:“彦和析论文体,首以明诗,可谓得其统序。”[1](P23)《明诗》遵循“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编撰理路,阐明诗歌的含义,描述上古至刘宋初年诗歌的发展变化,并品评作家作品,最后“撮举同异”,确立诗歌创作的纲领。做到“振叶以寻根”,“敷理以举统”。
  从文论角度看,《明诗》中的疑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评价彦和对诗歌的特质及其功能的认识,二是怎样理解“感物吟志”的理论内涵及其意义。
彦和对诗歌的特质及其功能的认识
  有的学者认为,彦和对诗歌的特质及其功能的认识是《明诗》“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考察一个文论家理论贡献的大小,关键是看他是否在其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明——“阐前人所已发”或“扩前人所未发”。和前人相比,彦和对诗歌的特质及其功能的认识是否有进步呢?先看他对诗歌特质的认识: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彦和“释名以章义”,指出诗歌的特质是“舒文载实”,“持人性情”。“舒文载实”即“发布文辞,用以表达情志”,这是由《尚书.尧典》和《诗大序》引发而来的。《尚书.尧典》有云:“帝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大序》亦云:“诗者,志之所在,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显然,“舒文载实”和“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内涵是一致的,都是强调“言志”,彦和并没有发表什么特出的见解,只是重申了两部经典对诗的主张而已。“持人性情”即持守或把握人的性情,是对《诗纬.含神雾》的“诗者,持也”的“注解”,也不是他的新见。彦和又说:“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是转述孔子对《诗经》的看法。此语出自《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难看出,彦和在诗歌特质的问题上,因袭了先秦两汉以来正统的诗论观,恪守“诗言志”的范式,没有发表独到的新观点。
  次看他对诗歌功能的认识。彦和认为,诗歌具有三个功能:一是“神理共契”的契合功能。这里的“神理”与《原道》中的“自然之道”、“神理”、“道心”、“天地之心”、“神明”的含义是相通的,是指宇宙和“文”的本原。“神理共契”,是说诗歌要与神明之理相契合,着眼于诗与天地之道。二是“顺美匡恶”的讽谕功能。“顺美匡恶”,是指用诗歌颂扬美德,纠正恶行。“大禹成功,九序惟歌”是“顺美”,“太康败德,五子咸歌”是“匡恶”。“顺美匡恶”着眼于诗与君王。三是“风流二南”的教化功能。“风流二南”,是讲风教通过《诗经》传播,以感化人心,着眼于诗歌与民众。上述看法,也并非彦和的发明,本于《诗大序》: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吟咏性情,以风其上,……
  “动天地,感鬼神”,是指诗歌对天地、鬼神的感动作用;“正得失”、“吟咏性情,以风其上”,是指诗歌对君王的讽谕作用;“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是指诗歌对民众的教化作用。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彦和之论的着眼点、内容与《诗大序》是一脉相承的:“神理共契”与“动天地,感鬼神”相通;“顺美匡恶”是“正得失”、“吟咏性情,以风其上”的约言;“风流二南”是“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概述。可谓“本同而末异”。
  可见,彦和对诗歌的特质及其功能的认识,没有突破先秦两汉“言志—政教”的诗论范式,只是“照着说”,没有“接着说”,看不出他有什么新的理论贡献。有些龙学家指出,在这一点上,彦和“表现出较浓厚的儒家正统观点”[2](P40),恪守“诗言志”的“风范”,[3](P82)是很有见地的。那种“最有价值”的说法似乎难以成立。
“感物吟志”的理论内涵及其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彦和毕竟是“妙识文理”的文论大家。当他把目光转向诗歌创作领域,探求诗歌创作奥秘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儒家正统观念的束缚,有了自己独特的发明——提出了以“感物吟志”为核心的诗歌创作理论: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这十六个字描述诗歌“‘禀情’—→‘感物’—→‘吟志’”[3](P85)的“发生—转化”过程,最值得珍视和玩味。尤其是“感物吟志”四个字,是中国文论家第一次对诗歌创作进行比较完整的理论概括。
  感。即诗人受到外物刺激而产生的感应(感发)。“感物”之说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陆机《文赋》对“感于物”又作了进一步描述:“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彦和在此基础上又作了新的拓展。首先,他阐明“应物斯感”的原因是人具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感,“禀情”是人能够对外物的刺激作出回应的前提和条件,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感”是“内情”被“物”“激活”后的外部呈现。其次,《礼记.乐记》和《文赋》都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感物”,而彦和则明确指出“感物”的目的是为了“吟志”(下文详细论说,此处从略)。再次,他表明诗歌创作活动的起点不是客观外物,也不是主观内情,而是“物”作用于“情”后而产生的“感”(其实不仅仅是诗歌创作,大凡文学创作活动皆如此)。有了这种“感”,才标志诗人真正进入了诗歌创作过程。
  物。大多数龙学家都把“物”解释为“外物”或“外界事物”。不过,有的学者则认为:“刘勰所说的‘物’是诗人的对象物,当然它最初的瞬间是‘外物’,旋即转为诗人眼中心中之物……是外物与人主观条件结合的成果。刘勰在《诠赋》篇说‘物以情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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