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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南越兴亡的原因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777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南越的兴亡与西汉的强弱紧密相连。汉初,财力不足,内忧外患,内有诸侯王的威胁和叛乱,外有匈奴的进攻和掠夺,又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虚弱的西汉无力进攻南越,只好对其实行带有政治妥协性质的安抚羁糜政策,使南越获得了一个生存和发展的机遇。汉武帝时,财富充足,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解除了匈奴的威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了思想。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明显增强,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完全具备了消灭南越的条件。元鼎六年(前111年),南越内乱,西汉乘机消灭了南越。
  关键词:南越;西汉;兴亡;强弱
  作者简介:徐国伟,男,汉族,郓城人,1975年生,菏泽师专历史系毕生,中学一级教师,任教九年,现就职于郓城县郭屯中学。

  秦末汉初的南越国(前203~前111年),又叫南越或南粤,在越南被称为赵朝或前赵朝。都城番禺(今广州)。疆域包括今天广东、广西两省的大部分地区,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一小部分地区,以及越南的北部。它是由秦末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建立的,自赵佗共传五世九十三年,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被西汉灭亡。公元前196年和公元前179年,南越虽曾两次臣属于西汉,成为西汉的藩属国。但赵佗表面称臣,背后称帝,南越国实质上是与西汉并立的封建政权。

  秦汉之交,南越为何能够兴起并延续近百年呢?除与内部因素有关外,还与西汉前期的国情紧密相关。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赵佗抓住了历史机遇,具有雄才大略。秦二世时,陈胜、吴广领导了大泽乡起义,人民纷纷响应,中原大乱。此时,秦朝南海郡尉任嚣病且死,召其属下赵佗说:“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1]即让赵佗代理南海郡尉。任嚣死后,赵佗闭三关(横浦关、阳山关、湟谿关,这是从北方通向岭南的重要关口),诛秦吏,安排自己的亲信党与。秦亡后,他又击并桂林、象郡,管辖整个岭南三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除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之外,在近七十年的统治中,赵佗还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措施,如“和辑百越”,重用越人,尊重越人的风俗习惯,提倡汉越两族通婚,正确地处理了汉越之间的民族关系。面对西汉的安抚羁糜政策和经济扼杀政策,时而俯首,时而进攻,机动灵活地处理了同西汉的外交关系。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
  第二,南越具备立国的条件。从南越的国情来看,它不同于汉朝所分封的其它诸侯国。首先,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它北依五岭,南靠大海,政权远离中原,相对封闭而安全。其次,地形险峻,环境恶劣,易守难攻。史载,南越“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2]“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泻霍乱之病相随属也。”[3]“限以高山,人迹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4]“南方暑湿,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蠧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5]再次,在秦末的混战中,赵佗没有出兵中原,与豪杰虎争天下。而是采取“绝道”、“闭关”和“自守”的策略,致力于发展生产。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治理,南越政权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第三,汉初,社会经济凋敝,财源不足,无力消灭南越。由于秦朝的残暴统治,再加上战争的破坏和杀戮,社会生产遭到严重损失,人口锐减,人民普遍厌战,农民大量流亡,不得耕作。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鈞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另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种残破的经济形势,对于新建立的西汉王朝是一大严重威胁。因此,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稳定统治秩序,成为巩固政权的首要任务,消灭南越,既非当务之急,也为财力所限。
  第四,西汉前期,王国问题威胁着中央政权的安全,削弱了西汉的综合国力和对外进攻的力量。楚汉战争时,为打败项羽,刘邦曾分封韩信、彭越等人为王,这些异姓王手握重兵,地域广大,严重威胁着中央集权,汉初,刘邦逐步铲除了这些异姓王。同时,又分封了一批刘姓子弟为王,高祖时,诸王年幼,权力由王国的相、太傅执掌,其弊病尚未显露。刘邦去世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势力日益膨胀,拥有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大权,他们“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6]“出入拟于天子”,“不听天子诏”,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藩”,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7]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号,率领七国叛汉。这次叛乱虽然很快被镇压,但它足以暴露出王国问题的严重性。王国问题是关系到西汉生死存亡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它延续时间长,威胁性大,削弱了中央集权,影响了团结和稳定,分散了最高统治者大量的精力,使其根本无法集中力量消灭南越。
  第五,为抗击匈奴,西汉把主要兵力调往北方,很难再抽调重兵进攻南越。楚汉相争时,匈奴冒顿单于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征丁零、坚昆等部,南灭楼烦、白羊,重占河套地区,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匈奴族已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拥有骑兵30余万,虎视眈眈,随时南侵刚刚诞生的西汉王朝,严重威胁着西汉的安全。公元前200年,刘邦被匈奴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今大同东南),七天七夜才勉强脱险。面对强悍的匈奴,虚弱的西汉被迫实行屈辱的和亲政策,但嫁女求和,收效甚微。文景时,匈奴仍不断南下,烧杀抢掠,几次甚至打到长安附近,长安城警报频传。在汉武帝以前的七八十年间,匈奴始终是西汉的最大敌人和致命威胁。这一严重局面,迫使西汉几乎把所有的国防军事力量调往北部边境,根本无力南顾。
  第六,汉初的政治指导思想是黄老学说,在其影响下,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一学说的特点是:极力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统治者“作为”越少,越能缓和社会矛盾;越“有为”,民就越“难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汉初采取“顺民之情、与之休息”[8]的政策,以适应恢复生产、稳定秩序的需要。汉初的窦太后和萧何、曹参等丞相,大都“治黄老之术”。当时百姓歌道:“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9]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虽然为恢复社会生产、巩固统治秩序创造了条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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