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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世之良相”:王旦论──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二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878 次 我要收藏

  按:如标题所示,本文为笔者关于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二。依时代顺序,之一为《定位皇权,肇始宰辅专政:李沆论》、之三为《“左右天子为大忠”:寇准论》、之四为《恶的历史:佞臣如何左右皇权——王钦若论》、之五为《“罔上弄權”:丁谓論》。笔者选择的贯穿于整个宋真宗朝历史的五个宰相,可以说大体上囊括中国历史上宰相的基本类型。通过对上述五种类型的宰相的政治活动,笔者试图把皇权这样一个重大的课题,放到较为具体的历史场面来加以讨论,以期在视觉上更加清晰。
引言
  向来,政治舞台的聚光灯总是投射在少数名人和具有戏剧性的事件上,而对凡人常事则过于吝啬。王旦虽然贵为宰相,但在权相林立的宋代,他的名声并不显赫。似乎既乏惊人的伟业,也无专横之恶名,没有什么可书可写的。因而,后世的宋史学者也往往对其略而不论。然而,我以为,历史的长河并不总是波澜壮阔,更多的还是平静地流淌,平静地走过一程又一程。历史的绝大部分景观可以说都是平淡的,没有浓墨重彩。但平淡也是不应忽视的存在,平静地流淌往往铺垫着波澜壮阔。就王旦而论,他主要活动于宋真宗时代。这并不是一个英雄时代。在这个时代,创业的君主们业已逝去,留给了宋代历史上第一位正常继统的宋真宗一个偌大的江山。较之在血雨腥风中创业,或许在莺歌燕舞中守成更难。而在已经确定的“与士大夫治天下”[1]的基本框架之内,从第一位正常继统的皇帝开始,君臣关系如何定位,也不容回避地首先摆在了这一时期的君主和宰相们的面前。是启宋代君主独裁之滥觞,还是开宰辅专政之端绪,则关乎着历史的走向。我们无法推测王旦等当时的宰相们是否有着明确的认识,但他们的实际行为,则确实把宋代政治推向了宰辅专政制[2]的轨道,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君主独裁制。这中间,在宋真宗在位的二十多年内,长达十余年担任宰相的王旦,被宋人誉为“平世之良相”,[3]其作用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到目前为止,尽管在宋史学界对王旦尚鲜有专论,但我主要并不是想对其作人物褒贬论,而是意在分析其诸种行为的背后所蕴含的意义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是为论。
一、真宗时代
  至道三年(997)三月,患病月余的宋太宗驾崩,皇太子奉遗制即皇帝位于柩前。[4]是为宋真宗。这一年,宋真宗刚好三十岁,[5]正可谓是“三十而立”。在宋代历史上,宋真宗是第一位正常继统的皇帝。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即位,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即皇帝位对于宋真宗来说,也许并不能使他踌躇满志,感到坐江山的愉悦,倒可以说是一份过重的承受。
  首先是皇位继承的问题。自从宋太宗在“烛影斧声”之夜打乱了皇位继统的正常程序之后,皇位继承就成了一个变数。无论是皇叔皇弟,还是皇子皇孙,谁都可能成为、也可能不成为下一任的皇帝。宋朝的皇帝,把皇位这把交椅看得格外重,并不轻易树接班人,往往到了在位的晚期,病入沉疴之后,才在大臣们的劝说下,确定皇太子。被确定的皇太子,也未必是长子。这又是一个变数。皇太子的确立,乃至新皇帝的即位,也并不是在位皇帝一个人所能决定得了的事,一定要与主要大臣相商,获得赞同之后才能决定。因此,其幕后往往隐伏着朝廷中的派系之争。
  我们来看一下宋真宗即位的背景。他是宋太宗的第三子,在宋太宗去世的一年多前,才被立为皇太子。在此之前,凡是向宋太宗建议立皇太子的人,都被其以盛怒拒之。《宋史》卷281〈寇准传〉载:“时太宗在位久,冯拯等上疏乞立储贰,帝怒,斥之岭南,中外无敢言者。”我一向称宋太宗为“亚开国皇帝”。这不仅是因为宋太宗参与导演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政变剧,更因为他是在“烛影斧声”之后,不明不白即的位。[6]以这样一位向来被认为是强权的君主,在确定继承人的问题上,也不得不同大臣相商。也许他知道,他可以在活着的时候拒绝别人立储的建议,但却管不了身后之事,而他的大臣们却还要与新君共事,因此后继新君必须要获得他们的支持。同样是〈寇准传〉载:“准初自青州召还,人见。帝足创甚,自褰衣以示准,且曰:‘卿来何缓耶?’准对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师。’帝曰:‘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准曰:‘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准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帝遂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于是立为皇太子。”[7]寇准回答宋太宗的话,说得极为委婉,但宋太宗听得出来,我们也看得出来,寇准实际上是赞同宋太宗的提案的。这就使宋太宗作出了从诸子之中选择真宗的决定。而据《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卷四的记载,宋真宗被立为皇太子则是由于寇准的提名。总之,这些都是宋真宗被立为皇太子的幕后操作。
  然而,靠非正常方式登基的宋太宗,心胸狭隘多疑,他虽然在自己病情不得已的情况下,立了真宗为皇太子,但总有些不情愿。接着上面引述的〈寇准传〉的记载,就有如下的叙述:“(皇太子)庙见还,京师之人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帝闻之不怿,召准谓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如果宋太宗只是偶尔心情不快,也还算是人之常情。但宋太宗在对待皇位问题上,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表现了。在他登基后的第三年,太祖实际上的长子燕王德昭与其一起征伐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所在,有谋立德昭者,上(太宗)闻不悦。”以至德昭向太宗建议行军赏时,太宗竟勃然大怒,说出了“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的话来,逼得德昭自刎而死。[8]这是太祖之子,对他的皇位存在威胁,情在理中。然而皇太子是自己亲生,自己选立,还显得如此醋意,就有些过份了。在这样的父皇手下做皇太子,真宗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为了巩固自己的皇太子地位,真宗谨小慎微,生怕使太宗不快。但无论他怎么做,都难以避免心胸狭隘的太宗猜忌。他在判开封府期间,遇到旱灾,免除了十七个县的租税,被攻击他的人说成是收买人心。太宗听了也感到不悦。[9]他只好倍加勤勉职事,“留心狱讼,裁决轻重,靡不称惬,故京狱屡空”,因而得到“太宗屡诏嘉美”。[10]另一方面,真宗对大臣毕恭毕敬。在他被立为皇太子刚刚一个多月,就向太宗提出不要让大臣对他自称臣下。[11]他这样做,一方面是让太宗减少一国二主的不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的将来拢络大臣。《宋史》卷六〈真宗纪〉载:“故事,殿卢幄次在宰相上,宫僚称臣,皆推让不受。见宾客李至、李沆,必先拜,迎送降阶及门。”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固然使他顺利地登上了皇位,但也在内心无形中埋下了庸懦的种子。乃至在他即位之后,也没有改变这种性格特征。
  即位前后的真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还面临着来自自己手足兄弟的潜在威胁。“烛影斧声”的事件,虽然被宋朝的史家们记载得隐隐约约,扑朔迷离。但处于宫禁之中,作为当事者太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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