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转播到腾讯微博

你的位置:首页 > 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术语系统的形成与发展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737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与其他很多学科一样,中国哲学学科也是依着西方的学术规范建立的。具体来讲,中国哲学学科是以相关的中国古典学术为材料、以西方哲学的范式为形式建构起来的。不过,术语系统的建立也是中国哲学学科建立的重要方面,它既与材料相关,也与形式相涉,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特有术语系统的建立才承载和支撑起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因此,以术语的建立为视角亦可映现中国哲学的建立。本文分别探究了中国哲学术语系统五个方面的史学来源和五个方面的语言文字学来源。对这两个方面来源的探讨,不仅意在回顾中国哲学建构的过程,更重要地在于为今后中国哲学术语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哲学;术语系统;形成;发展
  与其他很多现代教育制度下的学科一样,中国哲学学科也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学术范式建立的。就学科特征来讲,中国哲学建立的主要标志是其现代哲学模式的确立。正是这一模式的确立,实现了中国传统经学学术向中国哲学的转型。不过,这种转型是依赖于术语这一载体才得以实现的,或者说,是传统经学术语系统向现代哲学术语系统的转变承载了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因此,如果说“问题意识”和“内在结构和旨趣”的变化是中国哲学学科得以建立的内在根据的话,那么,术语系统的建立则是这一学科得以建立的承载和支撑系统。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个术语系统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这个术语系统。因为无论是“问题意识”,还是“内在结构和旨趣”,最终都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而在这些语言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术语。所谓术语,是指学科的专门用语;而哲学术语,即是哲学学科的专门术语。下面,作者拟通过研究中国哲学术语系统的形成来映现中国哲学学科建立及发展的过程,并分析这种情形对于今后中国哲学术语建设的启示。

  就中国哲学学科来讲,其术语系统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是古今中外哲学学术在交流过程中渐渐形成的。就史学的意义来讲,中国哲学术语系统的形成有如下五个方面的来源。
  其一是对中国本土术语的直承。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下很多学科都是直接从西方“成建制引进”的,如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地质学、人类学、核科学等。与“成建制引进”的学科不同,中国哲学虽体现出借鉴、参照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研究视角,但它的内容却是在描述中国哲学的演进历程,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哲学特点。因此,中国哲学学科虽产生于近代西方学术的冲击,直接得益于西方哲学的规范,但这一学科并不是“引进”的。因为历史上中国哲学所缺少的只是类似于西方哲学的形式,而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本身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冯友兰指出:“所谓系统有二:即形式上的系统与实质上的系统。”[1]“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2]事实上,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只是取了西方哲学之“形式”,而内容和“质料”依旧是中国哲学的;把中国哲学的材料依着哲学的规范赋予其形式,这就是中国哲学学科建立的实情。
  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的主要术语依旧是中国学术所特有的。比如,“仁”、“义”和“忠”、“恕”这两对术语就不为西方哲学所具有,也很难在西方哲学中找到现成的对应内容。关于“仁”、“义”的含义,冯友兰写道:“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3]“这些义务的具体的本质则是‘爱人’,就是‘仁’。”[4]关于“忠”、“恕”的含义,冯友兰也写道:“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5]对于这两对术语,虽然我们可以翻译为benevolence、righteousness和faithfulness、forgiveness,但其意涵毕竟缺少中国哲学所具有的意味,因此这些翻译常常被西方哲学家误读。“体”、“用”这对术语也是如此,它们是最能体现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特点的一对范畴,不过同样也很难在西方哲学中找出与之完全相当的术语来。
  之所以在西方哲学中难以找到对应的术语,原因在于这些术语是中国本土学术所特有的。从史实上来看,从中国本土学术直承下来的术语构成了中国哲学术语的主干系统。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哲学史的不同阶段来取得证明。以儒学为例,其主要阶段的重要术语大致如下:在先秦至汉唐间,原始儒学之基本术语为“仁”、“义”、“礼”、“智”、“信”、“忠”、“孝”、“节”、“诚”等。在宋明时期,儒学的重要术语则演变为“理”、“气”、“心”、“性”、“良知”、“意”、“工夫”等。到了明末清初以后,儒学的主要术语是“理”、“气”、“本体”、“工夫”和“经世致用”等。基于对儒学的整体性研究,有的学者还从历史源流上梳理儒学本有的术语系统,将其定位于十个基本术语,即“天”、“道”、“理”、“气”、“心”、“性”、“仁”、“知”、“变”、“神”等。[6]当然,就中国哲学之整体来看,其术语远不止这些,至少它还应包括道家之“道”、“无”以及中国佛教之“空”、“性”等非儒学的术语系统。不过,仅就儒学即已可明显地看出,无论是分阶段的儒学术语,还是整体意义上的儒学术语,它们大部分都是对中国本土术语的直接承继。
  其二是佛教哲学的影响。除了中国本土学术固有的术语系统之外,对中国哲学影响最为久远的外来哲学当属佛教哲学,以至于后来产生出本土的中国佛学。从一定意义上讲,与其说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影响久远,不如说佛教哲学直接参与了中国古典学术的建构过程。在汉代后期,佛教即开始传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佛经开始大量翻译进入中国。最早将佛经进行汉译的是东汉时的安息国[7]太子安世高(约公元二世纪)。另外,“三支”(支谶、支亮和支谦,约公元二世纪)师徒以及竺法护(约231-308年)等佛学大师都对佛经的汉译做出了贡献。佛经在最初的翻译时采用的是“格义”方法,即用类比方法以中国古典学术尤其是道家本有的术语来解释佛教术语。由于忽略了中国古典学术与佛教义理上的差别,“格义”方法往往很容易造成曲解或误译。到了公元五世纪前后,随着佛经翻译数量的日益增加,佛教义理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此时佛经的翻译慢慢地有所改进。比如从印度来的鸠摩罗什(343-413年)等佛学大师虽一仍大量借用道家的术语,诸如“有”、“无”、“有为”和“无为”等,来表达佛学的观念,但他们的翻译与以前之类比已有不同:后者所强调的是语词的表面相似,而前者则开始注意到中国古典学术的习惯与所译介观念的内在联系。[8]
  在魏

文章的脚注信息由WordPress的wp-posturl插件自动生成


分享到:

标签 :
已有 0 条评论
关于我们 | 图站地图 | 版权声明 | 广告刊例 | 加入团队 | 联系我们 |
哲学网编辑部 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采用Wordpress架构,采用知识共享署名进行许可
官方邮箱:admin#zhexue.org (#换成@)索非制作|优畅优化|阿里云强力驱动
ICP证号:沪 ICP备13018407号
网站加载1.172秒
知识共享许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