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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罗检秋的汉学研究——以《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为中心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791 次 我要收藏

一、绪论:本文的主旨与趣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检秋先生在汉学研究这一领域颇有创获,其专著《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于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在近几年的学术著作中分量极大,“弥补了这一领域(指嘉庆以来的汉学传统)的薄弱环节”。作为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研究丛刊之一,后学原本并无足够识力作一评介,但图方便,故为之。本文的主旨在于以《衍变与传承》(为行文方便,后皆用《衍变与传承》来替代《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一书为中心,以罗检秋先生所发表的文章为支柱,对先生的研究,尤其是对嘉庆以来的汉学研究作一总体性的评介。当代学人的研究在目前仍然处于起步的阶段,时下的书评也大有捧人之风,很少能够做到中肯,加之时下书评,内容大多局限在所评之书,创获颇少,未能打开思维,更未能提出新的见解。本文有意于此,希望能够引起学人的注意,以改变时下之风,达到共鸣的效果。在汉学研究这一领域,世人关注颇多,西方学者也踊跃加入,并且在某些方面走在了国人的前面。关于汉学——在此主要是指传统汉学,即相对于宋学而言的,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条例以治群书”的一种学风,兴起于清初,“尽出东林”,流行于乾嘉二朝,研究方法注重考证。嘉庆以后,汉学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场更新运动,这场更新运动既有汉学自身方面的原因,又有外界的原因,经世致用于是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就罗检秋先生研究而言,本文颇可参考的文章约有十来篇。这十来篇文章是本文除罗著《衍变与传承》一书外的重要参考文献,但是作为书评,或者对当今学人的研究,仅仅阅读他们的著作文章是不够的,相关学术著作文章必须参考,这样才能做出更加公正合理的评介。长期以来的汉学研究,或者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研究颇为重视名人而忽视一般学人,梁启超、钱穆二人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很能反映这一取向。同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也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但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同的是,《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论赞的性质颇重。而后关于有清一代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研究著作大多趋一,三者本应有的区别在研究著作中并不明显。故在这个角度来说,罗著《衍变与传承》一书创获颇大,至少在某些方面打破了思想史、哲学史的束缚,而学术史的意味更浓。
  嘉庆以来,清朝昔日的“康乾盛世”已成过去,往日文化高压逐渐放松,面临的形势是国事日衰,内忧外患的渐起。从道光年间爆发鸦片战争以来,“天朝”的部分知识份子开始关注昔日他们所鄙视的西学。目光与视野所及已不再只是传统的宋学或汉学,故融合中西二学实为环境变迁的必然。而实际上西学至明中后期开始东渐以来,国人对其重视者亦有,但是一种文化的优越和传统学术的影响并没有使更多知识份子沉入其中。在这一层面上来说,坚船利炮的作用恰与基督徒的传教不同,它所带来的器物上的先进使国人逐渐发现西学不可忽视。就本文来说,所能参考的其他著作颇多,囿于条件,不能作过多的引申,但是凡本文所涉及者,笔者皆会有所交代,并且使之尽量公正合理,不会犯知识性的错误。而又因为罗著《衍变与传承》一书分五章及导论、结语共七部分分别论述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故本文也与之相应,总此绪论及结语共七部分,大致线索以《衍变与传承》一书为中心,延伸及自身见解也因之而融入其中。
二、汉宋调和与融合的内在分析
  与梁启超的看法不一样的是,道咸以后,清学分裂,而至于分裂的原因则有“本学派之自身者”,“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钱穆认为“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平反者”。二人看法不一,梁启超强调道咸以后清学的分裂,而钱穆则着重在于汉宋的融合。罗著《衍变与传承》一书继承和发展了钱氏的主张,开门见山的认为“清代乾嘉年间,经学大盛,学者偏于注疏、训诂,注重家法,汉宋分野更加明显,两种学统相互对峙、排斥,但又存在调和的一面,后者在乾嘉以降更为彰显”。本书的第一章所着重论述者在于以“内在理路”为中心来考察汉宋趋于调和融合,与罗著《衍变与传承》有一样看法的是其另外几篇文章:一、《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二、《汉宋之间:宝应刘氏的学术传衍及其意蕴》;三、《清末古文家的经世学风及经世之学》。在这三篇文章中罗氏坚持立说的基础是一脉相承的,认为,嘉庆以来,虽然汉宋二学存在门户之见,但是因为在“内在理路”这一层面上存在联系,所以二者的界限并不明显,反映在实际的研究中则是二者的调和与融合。“像一些汉学家一样,陈澧肯定汉学长于考据,宋学长于义理,但他认为汉学之中有义理,宋学也讲训诂,两者颇有相通之处”。汉宋是否存在门户之见,按罗氏的说法是肯定的,只是嘉庆以来汉学势微,宋学日隆,汉宋趋于一致,即经世致用的色彩比门户之见更为重要。
  分析汉宋二学的调和与融合,其立足点在于对“盛世”底下汉宋紧张与反思的分析。分析这一思路,理清汉宋渊源,为二者的调整作出判断,处于统治地位的宋学在后期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反感。在明末清初,以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以考据为中心,走出理学的藩篱,“摈弃心性空谈,学风由空虚转向笃实”。在宋学趋于式微的过程中,汉学日隆,到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盛。在经史考证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然而在汉学取得这些成果之后,汉宋的对峙却更为明显,“汉学家指斥宋学空疏,也从不同角度摧毁宋学的理论基石”。虽然在乾隆晚年,理学仍受朝廷的尊崇,但是此时的汉学“已经不限于江南一隅”了。汉宋对峙因为汉学的兴盛而日渐白热化,江潘《汉学师承记》与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出版,汉宋学家各揭对方之短更为白热化,其对峙的结果则是乾隆嘉庆年间汉学占据了学术的正统。
  然而汉学并不是没有瑕疵的,“江潘的态度反映了宗派观念,也暴露了汉学存在的问题”,“乾隆末年,汉宋对峙格局已成,汉学本身积弊渐显,士人批评汉学的声音渐渐出现了”。按武道房的说法,清中叶学术发展有三个转向,之一就是汉学的义理化倾向。当汉学积弊日显时,来自士人的反思也就随之而起了,汉学家的自我调整由此成为必然,他们采取了兼容的态度。这种兼容,罗氏将其分三个方面来论述:一、“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并重;二、汉学家肯定宋学的价值,并汲取其学理;三、重释汉宋学术传统。汉学家对宋学表现出了兼容的一面,宋学家也逐渐汲取汉学营养。汉宋各自的调整,与其说是学术发展的规律,倒不如说是环境变化的使然。“自乾嘉以来,儒者修明汉、唐经训,纂述古义,力反明人空疏腐烂之士翕然向风,各鸣其所得,可谓盛矣。而执持之过,或不免穿凿附会。矫其弊者,则又狭儒者绪论以与之敌,其丑诋汉学几于洪水猛兽。所谓楚固失之,齐亦未为得也”。与张文虎看法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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