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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歌教育史纲要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756 次 我要收藏

  中国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学的河流里追本溯源,诗歌恐怕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如果从“杭育杭育”派的原始诗歌开始算起,那么,诗歌的历史也就几乎等同于人类语言的历史。流传至今的《弹歌》也许就是远古时候最美的诗歌了。
  有了诗歌,也就有了诗歌教育——利用诗歌来传承生产经验和社会经验、教授自然知识与社会伦理,同时完成识字写字的任务,教会读诗作诗的方法。诗歌的产生,随之产生了诗歌教育;诗歌的繁荣,随之带来了诗歌教育的繁荣。诗歌的历史有多长,诗歌教育的历史就有多长。《弹歌》的流传也正是诗歌教育的结果。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诗歌教育是什么样子,没有办法说清楚,只能凭借想象去猜测。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后,诗歌教育的内容、形式、作用大致可以说的清——因为有许多时候即使是用文字记载的所谓“历史”也往往极不可靠。
一、夏、商、周时期的诗歌教育
  依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基本可以确定:夏、商、西周的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和射御教育而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射、习舞、习乐和学艺等教育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开。西周的学校,大概分国学和乡学两极。国学即天子之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为大奴隶主贵族所有,以诗、书、礼、乐为主要学习内容。其中“乐”包括音乐、诗歌、舞蹈课的内容。据《周礼》所载,大司乐向国子传授“乐德”、“乐语”、“乐舞”。其中乐语之教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主要讲的是诗歌教学,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创作诗歌。当时,朝廷和民间诗歌十分发达,其应用范围也很广泛。诸凡举行集会,如庆功祝贺等,都要演唱传统的或贵族们创作的诗歌。在这种场合能够吟诵诗歌,乃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表现。当时的诗歌教学必须体现特定的政治伦理思想,满足社会需要,因此,西周乐教开创了我国“温柔敦厚诗教”之先声。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政治上王权衰落,诸侯割据争雄,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文化教育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打破了奴隶主垄断文化的格局,“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出现了学术下移,士阶层崛起,百家争鸣,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
  春秋时期,四言诗已经十分成熟,作诗言诗蔚然成风,举凡庙堂祭祀、外交应对、亲朋酬答,都离不开诗歌的创作和应用——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明证,其中的一部分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战国时期,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创造了一种新文体“楚辞”,使诗歌获得了饱满的生命力。诗歌的初步繁荣,为当时开展诗歌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材。
  中国有确切文字可考的历史中,最早的有意识地开展诗歌教育的人是孔子,他以自己的睿智认识到诗歌的多种作用,提出了诗歌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诗歌教育理论。孔子把“诗”作为教学内容之一,为此他整理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实际上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教育课本。“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他要求学生“诵诗三百”:“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第十七》)。用现代白话理解,孔子所说的“兴”是指诗歌运用比喻联想,托事于物,因物寄兴,有激发情感意志、使人奋发有为的作用;“观”是“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认识生活、感悟哲理、了解风俗习惯、知晓国家盛衰的作用;“群”是“群居相切蹉”,即互相启发,互相砥砺,引起感情共鸣,改变轻薄妒忌的恶习,培养群体意识,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是“怨刺上政”,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即运用讽刺的形式针砭社会不合理现象,批评当权者的政治;“事父”、“事君”则是懂得伦理道德,培养忠孝观念;“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是学习自然常识。孔子的“兴、观、群、怨”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他整理的《诗经》成为我国诗歌教育教材的典范。
  由于诗歌具有多种作用,因而孔子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的见解和主张,甚至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孔子强调学习《诗》,是认为它可以培养想象力和观察力,用其中的道理修身养性,可以用于政治和社交。自此以后,儒家把《诗》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宣传儒家学说的重要手段。墨子也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篇》);还说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墨子.非儒篇》)。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主张,对后世诗歌教育乃至语文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意逆志”就是说在读“诗”时,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理解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中记述了孟子与弟子咸丘蒙关于“以意逆志”的对话:咸丘蒙问:“《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答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知人论世”的意思是要根据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孟子.万章下》云:“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此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一直是我国阅读学理论的重要原则。
  荀子是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继承孔孟学说,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把《诗》与《书》、《礼》、《乐》、《春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发扬了儒家的“诗教”传统。
二、秦汉时期的诗歌教育
  秦王朝统一天下后,秦始皇采取了“书同文”、“行同伦”、“颁挟书令”、“禁私学”和“以吏为师”等巩固统一的重大政策和措施。“颁挟书令”导致了“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禁私学”、“以吏为师”,这实际上是取消教育制度。既禁私学,又不设官学,说明秦朝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认识不足。这是秦朝在文教政策上的重大失误,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场历史性的灾难。
  在汉代,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尤其强调诗歌与政治
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董仲舒把孔子所说的“诗”奉为“经”,此后便称“诗经”。《诗经》是汉代确立的“五经”之一(《乐经》早已亡佚失传)。贾谊说:“为之称《诗》,而广显道德,以驯明其志。”董仲舒说:“《诗》道志,故长于质。”《毛诗序》中对诗歌抒发志向的作用更有具体的阐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古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以蹈之也。……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其使用的教材有所不同。《诗经》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也是私学选学教材。著名女诗人蔡文姬由于家学渊源,幼年早慧,博学能文,又善诗赋。《后汉书.邓寇列传》载,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由此可以看出汉代诗歌教育的成效。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夸赞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真实地反映了汉代诗歌教育的普及程度。
  诗歌在汉代有了新的发展。汉代乐府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继《诗经》、楚辞之后取得新的成就。汉武帝时设立“乐府”,它所收集的民歌就叫“乐府”民歌,多同民间的音乐舞蹈相结合,乐府诗大多是在这种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的,如《江南》、《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具有典型的“兴、观、群、怨”的作用。乐府诗的整理流传,推动了诗歌教育的普及。从此,五言诗代替了四言诗,在长时间里成为诗的主要形式。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作为继汉开唐、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各类文体渐趋完备,文学的概念也更明晰,文学逐渐受到重视,并最终与经学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学术和教育之林。南朝宋文帝时,学校首设文学馆,主要进行专门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活动。这些都对诗歌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但性质与西汉政权并无二致。不仅基本的政治制度与西汉一脉相承,而且在教育上同样以儒学为先。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在教学内容上仍以经学为主,《诗经》仍然是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统治者对诗歌的爱好和提倡,诗歌教育进一步受到重视。与经书相比,由于诗赋文章押韵好读,所以常作为学童阅读的初级教材。女诗人谢道韫的出现,至少说明她曾经接受过良好的诗歌教育。南朝谢灵运的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一世,人们争相传抄。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诗歌等文学教材受到学子的重视和欢迎。北朝的《敕勒歌》流传甚广,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喜爱。
  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是秦汉以来收编诗文最精彩最丰富的文学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文总集。其选文分三类:诗歌、辞赋、杂文,收录诗文共752篇,其中诗歌434篇。《昭明文选》成书之后,被认为是古代语文教材的典范,也是诗歌教育教材的典范之一。
四、隋唐时期的诗歌教育
  隋朝统一全国后,实行了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但仅是昙花一现。唐朝建立后,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高峰。由于国内南北文化的汇合和国际文化的交流,再加上统治者的重视,隋唐时期封建文化出现了灿烂辉煌的局面。唐代继承并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学校教育体系也进一步完备。唐代文学百花齐放,诗歌成就最为显著,名家辈出,流派峰起,作品繁多,出现了百花争妍、异彩纷呈的鼎盛局面,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唐都长安成为了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日本、新罗等国家纷纷派遣留学生来长安学习文化,一些留学生也成为写诗能手(如日本人阿倍仲麻侣,汉名晁衡,与李白结下深厚友谊)。中日诗人歌吟两国友好的诗篇至今尚存120多首,中朝诗人歌咏两国友谊的诗篇至今尚存70余首。唐及五代的诗歌教育就植根于这一时期灿烂的诗歌文化之中。
  隋唐时期的中央官学已实行分科教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学习内容分《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五个专业。唐太宗极为重视文教事业,先后令颜师古校定《五经定本》、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作为教材颁行天下。《诗经》被确定为“九经”之一。
  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诗歌教育的黄金时期。唐高宗以后,进士科考试逐渐偏重于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进一步繁荣,也促进了唐代诗歌教育的普及。唐人上自帝王后妃、王子公主、文臣武将、举子秀才,下至士卒小吏、渔人樵夫、村妇小儿、僧道乞丐、宫女娼妓,大多会诗能吟。中国真正成为“诗的国度”。孟郊《教坊歌儿》写道:“十岁小小儿,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诗歌的广泛普及正是诗歌教育兴盛的结果。
  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诗歌地位的提高,教授诗歌也成为家学和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经学教育,促进了唐人的精神解放。当时出现了供学童讽诵的诗歌选本如《文场秀句》等。除诗歌选本外,老师也临时指定某位诗人的作品作为教材。《旧唐书.杨绾传》中载杨绾上言:“(士人)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唐诗纪事》卷三八载:“元微之(稹)《长庆集序》云:‘予尝于平水市见村校诸童竞习诗,招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余之为微之也。”可见,白居易、元稹的诗就被教师选定为教材。白居易逝世后,刚即位的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一诗里称颂他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歌《琵琶篇》。”从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诗作流传非常广泛。
  唐末出现的蒙学用诗歌读本是胡曾撰写的《咏史诗》。在文学史上,咏史诗本不是为蒙童写的,从来也不大有人用来作启蒙教材。胡曾的百余首咏史诗,涉及的范围很广,语言特别通俗,全是七言绝句,容易背诵,因而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后来用它作为启蒙教材的越来越多。
  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诗歌写作训练成为当时诗歌教育的一项极其重要内容。在学习写诗过程中要进行声律、对仗、集事等单项训练,其中,属对训练在唐代很受重视,不仅具有语音训练、词汇训练、语法训练的作用,还有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的作用,所以它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蔡云培曾说它“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唐代许多诗人在十岁前后就能写出令人惊叹的诗句,如骆宾王七岁时写成《咏鹅》诗,王勃六岁作诗“词情英迈”,被誉为“神童”。女诗人李冶六岁时写作《蔷薇诗》,薛涛七八岁便能吟诗。王维十七岁时就写出成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不可否认,这些诗人有写诗的天赋,但如果没有较早接受诗歌教育,怕也是不行的。
五、宋元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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