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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晋书》看唐代的《世说新语》接受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731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唐修《晋书》采用《世说》入史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公案,其褒贬毁誉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义。本文从接受史角度入手,在取舍与剪裁、统整与编排、订补与训释、赞润与篡改等四个方面,详细梳理《晋书》对《世说》的采撰实况,认为唐代史臣基本上是把《世说》作为一般史料来看待和处理的,其采撰行为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恰好说明《世说》在唐代业已成为一部知识分子喜闻乐见的通俗经典。
  关键词:《世说新语》;《晋书》;唐代;接受
  作者简介:刘强(1970-),男,河南正阳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研究,现为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讲师。
  《世说新语》(下称《世说》)在隋唐时期的接受情况,要比南朝明朗得多。
  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目录学著作的著录;(二)《大唐新语》的模拟;(三)文人诗文的征引;(四)史家刘知几的评论;(五)官修《晋书》的大量采撰。这一时期,传统的小说文体概念已经形成,但总的来说,唐代对《世说》的接受仍在史学的笼罩之下。所以,在对其传播接受的历史进行深入考察后,我们将唐代归入《世说》接受的“史学期”。[1]关于这一点,更具典型性的例子是唐太宗御敕修撰的《晋书》。《晋书》对《世说》的大量采撰,以及后人对《晋书》得失的褒贬,无形中为我们确立了一个借以观照唐人接受《世说》情形的生动坐标:一方面,采撰本身揭示了史臣们对《世说》历史价值的确认,另一方面,采撰行为遭致的讥评又暴露了在史学目光的逼视下,《世说》那藏掖不住的文学性和小说品质。
一、《晋书》的修撰及其当代评价
  唐修《晋书》采用《世说》入史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公案,其褒贬毁誉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义。《晋书》之编撰,盖因前后十八家《晋史》未能尽善,故御敕史官更加纂撰,以成新书。从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颁布修史诏令起,至贞观二十二年(648)书成奏上,《晋书》的修撰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可谓“速成”。其成书后,“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2]。这除了说明唐修《晋书》的确是一部后出转精的集大成史著外,至少还暗示了一点——它的让人耳目一新的可读性。这可读性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当与编撰者身份才具有关。刘知几《史通.论赞篇》云:“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话虽含贬意,但其主要编撰者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棻、上官仪等人皆为当时著名文士,娴于辞赋文章,其修史风格比一般史臣更注重文学性,却是不争的事实。“远弃史、班,近宗徐、庾”,也许是刘知几的一面之词,但“加粉黛”、“服绮纨”的活儿,令狐德棻们恐怕也没少做。
  其次,《晋书》的取材十分宏富,前代的各种晋史几乎网罗殆尽。赵翼说:“唐初修《晋书》,以臧荣绪本为主,而兼考诸家成之。今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约略言之,盖有华峤《魏、晋》纪传、干宝《晋纪》、谢沈《晋书》、傅畅《晋诸公赞》、荀绰《晋后书》、束皙《晋书》、孙盛《晋阳秋》、王隐《晋书》、虞预《晋书》等,宋以后则有徐广《晋纪》、沈约《晋史》、谢灵运《晋书》、王韶之、荀伯子《晋史》、张缅《晋钞》、臧荣绪《晋书》、刘彤注《晋纪》、萧子云《晋书》等。另据《唐书.艺文志》所载晋朝史书,尚有陆机《晋帝纪》、刘协注《晋纪》、刘谦《晋纪》、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檀道鸾《晋春秋》、萧景畅《晋史草》、郭季产《晋续纪》、《晋录》之类,将近三十种。诚如赵翼所言,这些书“当唐初修史时尚俱在,必皆兼综互订,不专据荣绪一书也”。[3]这些书虽有“正典”的身份,但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撰述风格十分多样,它们所提供的千姿百态的历史图景,自然会使唐修《晋书》锦上添花,后来居上。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晋书》对魏晋时期小说、杂传的大量采用。这在当代就引起极大的争议。刘知几在《史通.采撰篇》中指出:“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刘知几作为一代史家,不可谓无识,但过于强烈的本位意识却使他对《世说》之类的“小说家言”抱有一种不可理喻的偏见。[4]在《史通.杂说篇》里,他又对《世说》特加诋诟:“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之类。”又说:“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劣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如此评价,几近于谩骂。因为不齿于“短部小书”,就将与之“有染”的《晋书》也一并骂倒,我们自然不能指望从中获得什么真知灼见;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刘知几的“酷评”在旗帜鲜明地检讨了正史修撰的方法论问题(确切说就是正史能否采小说、偏记入书)的同时,还第一个揭橥了唐修《晋书》与《世说》的亲密关系。我们认为,唐修《晋书》之所以成为一部还算好看的史书,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这种“亲密关系”。而这种显然被夸大了的关系,其实是大有深意在焉的。
二、唐修《晋书》采录《世说》之因与果
  然则,唐修《晋书》缘何会对《世说》情有独钟?目前,学者一般认为原因有三:首先,是《晋书》编撰者多为当代文人学士,注重文、史并茂,雅信兼得,而《世说》所记,文笔可观,故成为取材的上佳之选。其次,唐修《晋书》以臧荣绪《晋书》为蓝本,而后者就曾选取了不少《世说》中的记载,转相引据,自然而然。[5]第三,《世说》本身的特点(如动人的故事,优美的文辞,丰富的史料等)也使它有资格成为编修《晋书》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6]这样的分析基本上是可靠的。此外,在唐时刘孝标的《世说》注本最为盛行,刘注的详赡进一步增强了《世说》的史料价值,这恐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尽管有以上这些足够充分的理由,在小说附庸于史传的时代,《晋书》编者对《世说》的青睐还是难辞其咎。对《晋书》的批评自刘知几开始,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五代时所修的《旧唐书.房玄龄传》就说:唐修《晋书》,“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显然受了刘知几的影响。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亦云:“刘知几《史通》:‘《晋史》所采多小书,若《语林》、《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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