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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古阁刊刻《乐府诗集》源流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2090 次 我要收藏

  显而易见,同出绛宋的冯校,与毛、王二人的校记是有一定的出入的。这表现在:首先,较之冯校,王毛之校更为详细。我们曾对全书做过一个详细的统计,从数量上来说,王毛校可能要比冯校多出一倍不止;其次冯出校王毛未出校的情况亦有,但不多,应属于校勘中的自然现象,校勘中人为的疏漏在所难免。惟王毛校倍于冯校这种现象颇难解释。清初陆贻典发现了这一现象,并做出了解释。陆氏认为冯氏有据而王毛引据他书、忝加臆改是造成冯略毛详的原因:“大要冯氏所校,即未能详,而确有可据。”“惟毛氏刻本,亦出之牧翁宋刻,而与冯校往往不合。盖冯校失之略,毛校颇详,而末免引据他书,忝以臆改,宜其相去径庭也。”[4]经过对王毛校和冯校的分析比较,我们否定了陆氏的说法,理由是:
  第一,陆氏此说建立在“毛氏刻本”与冯校的对比之上,毛氏刻本是以汲祖本为底本的付刻本,与汲祖本的差异很大,有较为严重的“忝加臆改”的倾向。(详情参下文)
  第二,王毛出校、冯氏未出校者,可能有引据他书者,但更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引据他书的。我们在笺校《乐府诗集》的过程中,比较全面地接触了“他书”,诸如正史、野史、杂史、笔记小说、总集、别集等,即使将典籍亡佚的因素考虑在内,我们所涉及的“他书”的范围和数量也不会不及于毛晋、王咸。我们将王毛出校、冯氏未出校之处核之于“他书”,却发现这种异文常常是唯一的,它与各书都不相同。诸如卷八四刘琨《扶风歌》“冽冽悲风起”之“悲”,《文选》、《文选集注》、《艺文类聚》、《初学记》、《诗纪》俱作“悲”,唯有王咸出校为“长”。卷九十李白《横江词》“海鲸东蹙百川回”之“东”字,宋蜀本《李太白文集》、清缪曰芑影宋本《李翰林集》、元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丛刊影郭云鹏本《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明鲍松刻影宋咸淳本《李翰林集》、清王琦辑注《李太白文集》、《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俱作“东”,惟有王咸出校为“更”字。再如卷九四刘禹锡《堤上行》“长堤缭绕水徘徊”之“水”,宋绍兴本《刘宾客文集》、丛刊本《刘梦得文集》、《万首唐人绝句》俱作“水”,唯王咸出校为“太”。这些例子说明,王咸所出校的确实只能是绛宋本的异文。这更印证了绛宋是一个晚出的、舛误甚多的本子。
  第三,王毛出校、冯氏未出校还有一些其它情况,诸如王毛明确出校为“宋刻作某,误”者,在这种情况下冯氏不出校,可能是因为这些错误太过明显,如卷八二白居易《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之“火”字,王咸出校“宋刻作少,误”。再有卷十四傅宋本、元本皆作《上寿酒歌》,冯未出校,独王咸校为《王公上寿酒歌》,实则是根据目录本校得来,亦非据他书增改。
  总之,我们对王毛之校持肯定评价,我们认为,较之冯校,它更为详细地反映了绛云楼宋本的面貌。
  王毛校记除了详细地排列绛宋的异文之外,尚偶有按断,如最为常见的“宋刻作某,误。”此外,还有对显误者的判断,有时亦稍有考证。下列几例:
  卷六一曹植《当事君行》“好恶随所爱增”之“增”,王校曰“应作憎。”
  同上曹植《当车已驾行》“侍者打觞”之“打”,傅宋、元本俱作“打”,王校“应作行。”
  卷六二梁刘孝胜《妾薄命》“复传苏国妇”之“妇”字,毛晋明修本、丁丙明修本、陆贻典明修本作墨等。王咸补一“妇”字,出校为“宋缺臆补”。陆校作“宋本缺毛增妇。”
  同上唐李端《妾薄命》“市里共乘舟”之“舟”字,傅宋、元本俱作“舟”,王咸校曰“市里非可乘舟,疑作辀。”
  上述所列诸例亦同样证明王咸、毛晋的校记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绛宋本的原貌。
  (三)汲祖本的评价
  无疑,汲祖本在《乐府诗集》版本研究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是因为:第一,它是用绛云楼宋本校过的,是复原绛云楼宋本的最重要依据。在绛宋亡佚的情况下,它与冯校就是绛宋研究的最宝贵的材料。第二,它是汲古阁本的祖本,是研究汲古阁版本系统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绛宋本与汲古阁本之间的枢纽。
  汲祖本的底本虽然是一个无补版的明修本,但属于后期重印本,漫漶、断板现象比较严重,这决定了它会不可避免地保存底本的一些失误。用作对校的绛云楼宋本,是一个比现存的傅宋本晚出的本子,脱漏、讹变、臆改现象严重。毛晋、王咸二人的校勘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绛宋本的原貌,虽偶有按断,对绛宋的讹误稍有纠正,但要保留古本之真就必定要不可避免地保留绛宋本的诸多失误。绛宋本和明修本的版本价值在客观上决定了汲祖本的价值,也就是说,汲祖本是一个有先天缺陷的版本。
  虽然它是一个有先天缺陷的版本,但它出现在明末元本将亡的情况下,以宋本勘定,并且是为了刊刻而产生的一个校本,在其基础之上,诞生了一个新的版本系统--汲古阁本系统。在《乐府诗集》流传的历史上,亦可谓功不可没。
二、汲晋本
  汲祖本付梓印行,即诞生了汲晋本。汲晋本的刊刻时间也应在崇祯己卯(1639)。我们可以在陆贻典跋中找到确凿的证据。陆跋曰:“余少时同孙子岷自从定远借校毛氏刻本,距今已三十年矣。”陆跋作于“己酉孟夏廿有四日”,己酉为清康熙八年(1669年),那么三十年前就是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年),如此则毛晋刻《乐府诗集》于1639年应毫无疑问。王咸校毕此书在崇祯己卯腊月——“腊月廿四日灯下阅完。是夕爆声如雷”(卷一百王咸题识),这说明这部一百卷的大书不是在全部校完后才刊刻的,而应该是校一部分刻一部分。卷九十二王咸题识亦称“阅竟前一卷,日将下舂,因付刻催迫,乃复披阅,不谓遂能终之。初九日识。”正因为校刻都在同一年进行,所以才能赶在年底问世。
  (一)传世汲晋本概

  我们发现的汲晋本只有两个:一是藏于南京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题为陆烜校;一藏于上海图书馆,劳权校本。
  1.南图汲晋本
  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左右双栏。上鱼尾,每卷首页和末页的鱼尾下题“汲古阁”“毛氏正本”及页码,首页与末页之间的其它页的鱼尾下题“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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