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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不换武”现象看北宋社会的重文轻武风气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771 次 我要收藏

  提 要:北宋时期,在政坛上存在着突出的“文不换武”现象,即文臣一般不愿改换武职,武将又通常难于跻身文官之列。于是,不仅昔日“出将入相”之说在北宋消失殆尽,而且士人群体也遗弃了“投笔从戎”的观念。这一现象之所以能够产生,完全在于宋初以来不断压制、歧视武将和过度抬高文官地位的结果。由此,遂加剧了当时社会中“重文轻武”风气的流行。
  关键词:文不换武;文臣;武将;重文轻武
  作者简介:陈峰,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出将入相”之说,文臣改任军职、武将转为文官的现象不足为奇。如:西汉大将周勃以主管军事的太尉之职转任丞相,唐初宰相徐世勣几度出为统兵大总管等等。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民族危亡之际,文人身上还会迸发出“投笔从戎”的豪情壮气,如唐诗所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到北宋时期,社会上却长期存在着文官不愿改任军职、武将罕有转为文臣的现象,文武之间换职出现了相当大的障碍。这一现象无疑是引人深思的社会史问题。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有专论,惟有宁可先生的《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载于《学林漫录》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黄宽重先生的《中国历史上武人地位的转变:以宋代为例》(载于《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版)两文对此问题有所涉及,但无全面论述。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希冀有助于加深宋代社会政治史的研究。

  有关北宋时期“文不换武”的记载相当多,试先列举几个文官不愿转换武官的代表性例证如下:
  其一,开宝五年冬,宋太祖有鉴于因西川武将处置不当,而引起农民起义、士兵造反不断的局面,便考虑派遣懂军事的文臣前往管军。太祖问宰相赵普:儒臣中有无“武勇兼济”者?赵普遂推荐左补阙、知彭州辛仲甫,认为其“胆辨宏博,纵横可用”。于是,太祖当即将辛仲甫改换武职,任命为西川兵马都监,同时令辛氏进京接受考察[1]。
  从史料记载来看,辛仲甫算得上是一名难得的人才。他出身于五代时文官之家,自幼好学,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后周时,辛仲甫进入武定节度使郭崇幕府。宋朝建立后,他继续在郭氏手下任职。辛仲甫精于吏事,多次妥善处理了疑难案件。宋初,郭崇遭人诬陷,太祖派人前来查验。郭崇接受辛仲甫的建议,冷静配合朝廷使者,遂幸免于难[2]。更难得的是,辛氏作为一名文官,其武功竟然超群。据说,他初投军时曾向郭崇学习射箭,但以后郭崇在射术上反要拜他为师。如此一来,辛仲甫在当时文臣中便颇有一些武名。辛仲甫入京后,宋太祖亲自在宫中对其进行测试。史称:辛仲甫手持“劲弓”,毫不费力就射中靶心。他又穿戴全副坚甲,行走如披“单衣”。太祖对辛氏的武功大加赞赏,便鼓励他认真对待军职,以后可授与剌史之位。然而辛仲甫却深感遗憾,他向太祖委屈地申辩道:“臣不幸本学先王之道,愿致陛下于尧、舜之上。臣虽遇昌时,陛下止以武夫之艺试臣,一弧一矢,其谁不能? ”表达了他钟情文官、轻视武职的心情。太祖只得加以劝勉:“果有奇节,用卿不晚。”[3]辛氏只得悻悻地走马军营。但以后,他却仍然转回文官队列。
  其二,宋真宗咸平时,陈尧咨状元及第,名噪一时。此后,其仕途颇畅,屡迁至工部侍郎、权知开封府、翰林学士。据记载,陈尧咨不仅文辞出众,而且在射术上有名于当世,有“小由基”(春秋时著名射士名养由基)的佳号[4]。“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保持来往,但辽使到开封后,常挟能骑善射之长蔑视宋朝。真宗为了挽回脸面,也打算在文臣中寻觅“善弓矢、美仪彩”者,以陪伴对方出入靶场。于是,有人就推荐了陈尧咨。真宗有意让陈氏转为武职,便托人给他带话:“陈某若肯改武,当授节钺(即节度使)。”按:节度使为当时武将最高军衔,俸禄甚至优于宰相。但当陈尧咨将此事禀告其母后,陈母大怒,一面杖打其子,一面愤愤地责备道:“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呼?”此事遂寝[5]。
  宋仁宗天圣时,由于陈尧咨与执政大臣不和,遭到谤言。结果,“方以词职进用”的陈氏,突然被宣布改为与原官地位差不多相等的宿州观察使的武职,调任知天雄军。这显然属于排挤贬逐之举,自然引起状元出身的陈氏的强烈不满。史称:“尧咨内不平,上章固辞。”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为了安慰他,特亲自加以召见,“敦谕之”。陈尧咨无奈,只得屈从。后其虽官至节钺,却终于未能像两位乃兄那样步入中书,只能抱恨死于地方衙门。值得注意的是,陈尧咨晚年性情极为暴躁,所谓“多暴怒”,动辄便对属下挥舞大棒。这又很可能是其极度失意情况下宣泄积怨的一种表现[6]。
  其三,宋仁宗庆历中,左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与文臣韩琦、庞籍及王沿共同主持西北四路对夏战事。也许是出于鼓励军队士气的考虑,宋中央突然下令,将范仲淹等四位文官统帅的文职同时改为属于武职的观察使。范仲淹接到这一任命后,上书坚决辞之。他向皇帝这样说道:“观察使班待制下 ,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朱观(二人均为观察使衔带兵将领)为伍,第恐为贼所轻”。史称其言辞“甚切”。由此可见,即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虽勇于指挥作战,但也不愿充任武职。继范氏之后,庞籍和王沿也先后上表坚辞,“不肯拜”[7]。当时唯有韩琦接受了任命,他在给天子的上启中表示了忍辱负重的意思:“虽众人之论谓匪美迁,在拙者之诚独无过望。盖以寇仇未殄,兵调方兴,宵旰贻忧,庙堂精虑,使白衣而奋命尚所甘心……”[8]。不久,宋仁宗只得又恢复了四人原来的文职。无独有偶,据《宋史.张旨传》记载,当时一名叫张旨的地方官坚守城池,打败了西夏军。事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推荐其“鸷武有谋略”,宋廷遂改任其为武职,但张氏同样“固辞”,此事只得作罢。
  其四,宋哲宗元祐时,苏轼曾几次向皇帝举荐一名“不幸”沦为武职的文士。据苏轼的奏文可知,有一位名叫何去非的文人,在先朝曾六次落第。元丰五年,才以特奏名的途径通过了省试。何氏虽屡挫于科场,但却饱读兵书,善于论军谈兵。在最后殿试时,宋神宗对其兵学见识颇为欣赏,便问他可否充任武职。何去非“不敢违圣意”,遂被迫接受了右班殿直、武学教授之职。以后迁至武学博士,先后著有《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义》及《三略讲义》等兵书。苏轼与何氏相识后,叹服其才学,认为其识度高远,有补于世,于是在元祐四年初向哲宗上奏推荐何氏。苏轼在上奏中称:何去非“虽喜论兵,然本儒者,不乐为武吏”。苏轼建议允许其换为文资,仍做太学博士,“以率励学者,稍振文律”[9]。以后,在苏公的关心下,何去非虽转为文资性的承奉郎,但毕竟因为有武职出身的背景,所以被差遣到徐州任州学教授,官职明显降级。如苏轼所说:“比于博士,乃似左迁”。次年十月,苏轼再次上奏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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