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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伦理本位”的自由观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738 次 我要收藏

  摘 要:一些学者认为严复虽然是译介西方自由主义的第一人,但他对西方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的理解还不到位。然而,从严复抓住“个人与群”的关键问题,并道出“两害相权,己轻群重”的至理名言来看,他不仅从文化层面深刻理解了西方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而且对它在中国社会传播的问题与危害有了警觉与担忧。无论是引进还是批判西方自由主义,严复皆以中国的伦理文化为本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便无所谓“积极的自由主义”或“消极的自由主义”,亦无所谓保守或激进。
  关键词:严复;自由观;个人与群;伦理本位;中国文化本位
  作者简介:汪丹,1964年生,女,北京市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严复不仅是近代中国译介西方自由主义的第一人,也是批判西方自由主义的第一人。与那些将自由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顽固派或对自由主义顶礼膜拜的西化派不同,严复以其学贯中西的学学术实力和严谨的思辨力,不断地深化着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认知,改变着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他较成熟的自由观。
  严复的自由观反映出的是中国伦理本位文化所能容忍与接受的自由意志,而非西方个体本位文化中原汁原味的自由意志。概括说来,经过严复思想过滤过的“自由主义”,与形形色色西方自由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就体现在处理“个人与群”的关系上。
一、提倡以富国强民为目的的、伦理本位的“个人自由”观
  最能代表严复自由观的著作,莫过于严译《群己权界论》。〈1〉美国学者史华兹教授指出:
  严复的《群己权界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最明显的通过翻译阐明他自己观点的例子……假如说穆勒常以个人自由为目的本身,那么,严复则把个人自由变成一个促进“民智民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1](P141)
  这一来自西方的、对严复自由观的“目的抑或手段”的质疑,使一些学者发现,原来严复的自由主义不仅与穆勒的自由主义大不相同,而且,在处理“个人与群” (个人与国家)的自由关系时,还是“大有问题”的。于是,不少人开始步其后尘,比照穆勒的《论自由》文本以及包括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在内的西方各色自由主义论,考察严复的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差异与差距;同时,又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究严复“没有把个人自由作为目的”的“所以然”,甚至开始质疑严复“以富国强民为目的”的自由观的“现代意义”。综其要,大抵认为严复在救亡的威胁下“大声疾呼舍己为群,己轻群重,重视‘国群自繇’,这样一来他的思想虽然不具有集体主义的色彩,也肯定个人自由具有的终极意义,却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的特色,而忽略了强调群体的观点对个人自由可能会有的威胁”[2](P250),即在他“企图建立一种环绕着‘积极自由’的民主观念”时,却“没有注意到积极自由有偏向专制的危险”[2](墨子刻序,Pvii)。更鲜明的一种观点是:
  严复的自由主义所服务的目的,一开始就偏离了斯密为其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所规定的目的。
  自由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致力于增加个人的普遍幸福,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却只用自由主义来追求国家的强盛,把自由主义以个人的幸福为目的变成了以国家的富强为目的。而自由主义在直接服务于国家的强盛的目标上远不是最有效的手段,这样自由主义不得不让位于其他更有效服务于国家富强的主义。[3]
  更极端的一种说法是:近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这种“偏离”,不仅代表着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落”甚至是失败,也导致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专制集权思想及其社会势力的死灰复燃,不仅是“救亡压倒启蒙”,而且是“革命取代改良”,进而是“专制战胜民主”。〈2〉
  在众多中国学者仍把自由主义视为富国强民的手段,或者把富国强民当作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最终目的时,史华兹教授以西方学者的眼光,敏锐地发现了严复的“自由主义” (其实也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不同点。尽管在对严复的“自由主义”的价值判断上,史华兹教授又难免陷入西方文化的云雾中,未能准确把握严复“自由主义”的中国文化内涵,但对于广大“身在此山中”的中国学者而言,这一发现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然而,却很少有人比照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探究严复“把个人自由置于国富民强大前提之下”在中国文化传统上的“所以然”;更少有人反思一下严复以及以严复为代表的大多数中国人,可不可能认同并实行穆勒那种“把个人自由主义作为目的”的个体本位自由观。
  事实上,史华兹教授在用西方人的眼光审视严复的“自由主义”时,一方面指出了严复“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另一方面,也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对中国式的自由主义提出了一个“伪问题”——根据波普尔的“证伪学说”,不能证伪的命题决非“科学命题”,而指责严复“没有把个人自由作为目的本身”,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显然是无法证伪的“伪命题”。因为在中国伦理本位文化传统中,个人与群的关系从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用严复的话说: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
  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4](P2-3)
  也就是说,在个体本位文化中,个人生存的前提条件就是“个人自由”,凡是侵害个人自由的“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在西方,“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4](P3)。但对于中国人的“自由意志”而言,在家国同构、伦理本位的文化体系中,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之道”,所谓“一枯俱枯,一荣俱荣”,就是指中国人大大小小、圈圈相套的血缘拟血缘群体的生存与繁衍模式。所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没有比以大大小小的圈子构成的群体本位文化生存的“自由”更可贵的自由了。故中国文化曰恕,曰絜矩,提倡“张公百忍”,无论用今天的西化了的自由观来看多么“不人道”,却是实实在在地运行了数千年的中国式的“仁道”——中国人的生存之道。正如中国谚语所说:“人有人道,蛇有蛇道”,“和尚有和尚的经,强盗有强盗的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各有各的特质,生发之道也就各不相同,怎能硬将乌蓬船划到铁轨上去行驶呢?起码,在近代以前的中国人观念中,没有因此而产生过强烈的“不自由”的感觉。用金岳霖的逻辑分析来看,在自由意志与因果关系的关系上,其实存在着诸多的“可能性”。自由与不自由,实在是一种活的感觉,一种因人而异、因时因地而异、因文化而异的感觉。就是我们把传统中国人都看做“有自由意志”但“受到现实环境约束”的,也还存在着“不
觉得不自由,也不觉得自由”、“觉得自由”和“觉得不自由”三种关系(可能性)[5](P125-136);更何况,在一个提倡着“恕”与“絜矩”的文化中,个人与个人之间,原本就不存在西方人那种建立在个体本位之上,彼此对立、彼此竞争的紧张关系。没有了文化层面的“群己对立”,又何来“己重群轻”或“群己并重”?如果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上看,当中国人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时,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生命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传统面临被西方文化殖民的危机。在这样一个大格局下,富国强民、寻求中国文化传统的穷变通久,不正是每一个中国人理所当然梦寐以求的“个人自由”吗?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为谋求民族独立与解放而展示出的强大凝聚力与抗争力,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站在这样一条历史主线上来看严复,他从一开始向西方寻求的,就是包括自由在内的那些能激发起中华民族内在活力、凝聚力与抗争力的异质文化因素,而不是西方文化本身。
  历史地看,在个体本位文化传统的西方,对自由的追求,必须“以个人的自由为目的”;而在伦理本位文化传统的中国,“个人的自由”与国富民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追求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与追求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大抵不存在着彼此对立、彼此竞争的紧张关系。所以,严复以及以严复为代表的大多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自由”观,不仅从一开始就是以富国强民为目的的,而且始终立足于中国文化伦理本位,本着为民造福的宗旨,为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幸福而着想的。只不过此自由非彼自由,此幸福非彼幸福而已。对于那些站在非中国伦理文化本位立场上的人而言,子非严复,焉知严复们“自由主义”的根本目的不是“致力于增加个人的普遍幸福”?更何况,严复在研究了西方各国的不同政体之后,早就认识到:“知民之自由与否,与政府之仁暴,乃绝然两事矣”[4](P1284);甚至在自由与幸福之间,亦没有等号:“以自由为幸福,有时而然,而自由为灾害者,亦有时而然。”[4](P1288)故而,我才将严复的“自由主义”观概括为:提倡以富国强民为目的的、伦理本位的“个体自由”观。这也正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
二、关注伦理本位中的“个体自由”问题,反对个体本位的自由观
  由于对西方个体本位的历史文化内涵缺乏深入研究,一些学者将西方文化中的个人自由视为一种至高无上、不容怀疑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理念,并努力证明严复早期所提倡的“自由主义”如何修正了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又如何贴近于柏林的“积极自由主义”、忽视了“消极自由主义”……他们认为严复所反对的,只是西方文化中“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观;而且,似乎没有人对严复反对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提出过什么质疑。
  “个人与群”是人类社会的一对基本矛盾,为东西方所共有;但在如何处理个人与群的关系上,不同的文化会有大不相同的对待方式。所以才有了张申府那句至理名言:“自然与人,个人与群,东西思想所由分,人生问题于此尽。”[6](P1)大体说来,在西方个体本位文化中,个人与群对立两分,权利与权力界限清晰,二者在对抗与制衡中谋求发展;中国伦理本位文化中,个人与群交织共生,权利与权力弹性渗透,二者在关系调适中谋求共存。
  在这样一个关乎不同文化如何处理个人与群的关系的大问题上,严复的态度一向是谨慎而实际的。他从中国伦理文化本位出发,一方面积极向西方异质文化寻求能够增强自身国力、发挥每一个中国人内在潜力的刺激因素,以改变伦理本位文化中过于强调群体至上,忽视个体发展的状况。正如黄克武所看到的:“严复并不就个体来谈自由,而是把自由放在群己密切相关的架构中来思索其意义”[2](P214);“严复思想中的思想、言论自由是以爱国为前提,换言之,爱国是一个真理,所以人们没有不爱国而从道的自由”[2](P282 ,注释19)这是严复引介与传播西方个人自由的本土文化大前提。在这一前提之下,严复对西方文化中可能有助于提高中国国民个人素质、能力,增强其活力,以及应对世界格局变化的适应力等诸多文化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比如他介绍穆勒自由观中有关个人独立、自由,以及对自己负责的思想,以提高每一个中国人的国民主体意识和自觉性;引入斯密的经济学说,刺激中国百姓言利富国的积极性,增加他们对西方经济发展一般理念的了解,增强他们经济入世的信心与能力;引进西学、普及新式教育,开民智、兴民德,让每一个中国人了解世界,提高自身素质……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使每一个中国人不仅能为国家发挥各自最大的潜力,同时也享有各自最广泛而得体的自由。一句话,严复的“个人自由”观,不仅是以爱国为前提的,更是打着中国文化传统深刻烙印的——在伦理本位文化中,通过内求诸己而获得群己之间最大的自由;而非西方个体本位文化中,在尽力划清个人与国家、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严格界限的同时,依靠个人的奋斗,努力向外扩张的个人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实际上关注的是伦理本位文化中“个体自由度”的调适问题,而不是个体本位文化中“个人自由权”的扩张问题。所以,严复才将穆勒的《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群己权界”不是“群己平衡”。“权界”,权宜毗连事物的分界,非划清对立物界线后的制衡。《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经者,常也,指至当不移的道理,也就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繁衍的纲常伦理。严复权群己,求自由,心有“经”在,目的在于“反于经而后求其善”,也即为的是中华伦理本位文化的穷变通久,这与将自由视为生命甚至近乎宗教信仰的西方自由观有着天壤之别。他可以向西方学习,却绝不(也不可能)唯西方自由观念而是从。
  综上以观,如果说从有关“积极自由主义”、“消极自由主义”,以及“幽暗意识”之类的视角来判断当代中国少数自以为西方化了的个人主义者们的自由思想还有几分靠谱的话,用它们来判断严复以及他所代表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自由观,却是无异于严复所谓“悬意虚造,而不详诸人群历史之事实”[4](P340)了。
  另一方面,严复则对西方文化中那些旨在扩大个人自由极限的各色自由主义,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有时甚至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文化抵制。比如,他反对卢梭的“民生而自由”思想,质疑他的“国民自治”主张〈3〉,指出:人类并非生而自由、平等,好比新生婴儿既无自由可言,也不会与成人平等;不从实际出发,一味强调国民自治,“即斯民宜令得享最大自由是已。夫此语为是为非,关乎人道最巨,今不佞且不为定论”[4](P1296)。“所不敢云其语为是为非者,盖鄙意以为,政权乃对待之事……国众有大小之殊,民智有明暗之异,演进程度,国以不同,故于此中,不得立为死法。”[4](P1296)说是“不为定论”,实际上,随着严复对西方文化了解的深入,特别是亲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之后,他对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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