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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水缘何能赋诗?——兼及山水诗的形成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789 次 我要收藏


  说起中古时期的“曲水赋诗”,很容易让人想起另一个与特定环境相关的文化现象,即先秦的“登高赋诗”传统。“登高赋诗”本来是指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在交接邻国时,登上高高的台阶、升堂入室开展外事活动的过程中,援引《诗经》诗句以应对酬酢、伸发志意、展示才学的一种特定礼仪,《诗经》毛《传》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见“赋诗”——实际上是引《诗》——已经成为当时士大夫的一种必备素质和能力。后来,“‘登高’一词于汉末进入了文学领域,魏晋之后更成了社会上的一种习俗”。(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49页) 文人们登高望远,视野开阔,大自然的美景与个人心志神交冥会,极易激发诗情。曹操的“登高必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陶渊明的“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移居》诗之二) ,都说明了创作意愿的萌生与“登高”的特定关系。不过,这时的“赋诗”已经不是引用诗句,而是一种真正的文人创作了。
  自然环境对人的情绪心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登高”如此,“临水”也同样,而且二者常常共同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萧子显《自序》也说:“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就是将这两种人类活动引起的文化反应等量齐观了。如果说,“登高赋诗”传统经历了一个由庙堂仪式向民间习俗渐次转化的过程,那么,“曲水赋诗”现象则相反,它先是民间信仰和习俗的派生物,因为符合文人创作的心理机制而流行,最后被帝王和贵族所提倡,成为文人士大夫游宴雅集的一个特别节目,进而成为“公宴诗”的一个重要品种。
  “曲水赋诗”的民俗学背景是复杂而充满神秘色彩的。《周礼.春官.女巫》说:“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意谓以香熏草药沐浴。”应劭《风俗通》:“按《周礼》,女巫掌岁时以祓除疾病。禊者,洁也,故于水上盥洁之也。”《韩诗》也说:“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拂除不祥。”《论语.先进》所载“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描述的就是这一习俗。另 据《续齐谐记》记载:
  晋武帝问尚书挚虞曰:“三月曲水,其意何?”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招携至水滨盥洗,遂因水以泛觞。曲水之意起于此。”帝曰:“若所谈,非好事。”尚书郎束晰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说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羽觞随流播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出,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处,立为曲水。二汉相沿,皆为盛集。”帝曰:“善。”赐金五十斤,左迁仲治为阳城令。(《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按《晋书.束晰传》亦载此事,文字略有异同。)
  可见,“三月曲水”、“祓禊沐浴”的风俗与初民求子祈福的生殖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表达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子孙繁衍的由衷渴望。作为我国传统民间信仰和岁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习俗代代相沿,时间、地点以及祓禊、游戏活动的仪式和道具,皆有约定俗成的规制。时间一般在我国传统的“上巳节”。这是我国民间一个祓(同拂)除祸灾,祈求吉福的节日。汉代以前,上巳必取巳日,但不必 三月初三,从《西京杂记》第77条“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的记载来看,甚至 祓禊的仪式也不必定在上巳日进行。魏以后则一般用三月初三,但不一定为巳日。《宋书.礼志》记载:“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柸石沟,燕群臣,晋海西钟山后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后来,“三月三”也就成了“上巳节”的代名词。

  从文献的记载看,三月三的曲水春游,是非常热闹的。晋成公绥《洛禊赋》载:“考吉日,简良辰,祓除鲜禊,同会洛滨。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渔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砂场,列垒樽,飞羽觞。”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也说:“三月三日 ,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不仅民间老少咸集于水滨,帝王贵族也都车马辐辏络绎不绝地赶来,以示“与民同乐”。《史记》和《汉书》都记载,吕后曾于上巳日在灞上举行祓禊典礼。汉末时,袁绍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仪,也曾在“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后汉书.袁绍传》)。晋元帝司马睿初到江南,为收拢人心,“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王)敦、(王)导及诸名胜皆骑从。”(《晋书.王导传》)这些都说明历代统治阶层对这一民间习俗的重视。
  不过,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汉代的节日,始终笼罩在一种宗教化的神秘氛围中,几乎所有的节俗活动均为媚神、娱神而设,故而节日的气氛是庄重而压抑的。魏晋以来,世积乱离,生命贱如草芥,朝不保夕,及时行乐的思潮就在时代文化的领导和弘扬阶层——士族分子中间广为流行。节日成为他们抒发情思、寄托情怀、肆意玩乐的集中时段。禳灾去秽的上巳变成了高朋聚会、游戏水边的佳节良辰,而岁末逐疫的大傩也变成了闹哄哄的假面舞会”。(张承宗、魏向东《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23页)对水的崇拜渐渐被一种“戏水”、“玩水”的心理和风气所取代。在水滨畅游时,节目自然很多,或执兰沐浴,或“张乐于流水”,或“曲水流觞”纵意酣畅。
  不仅如此,据七世纪初的杜宝《水饰》记载,三月三日 ,还有大型的民间文艺演出。当时的新城(洛阳附近)热闹非凡,达官显贵和黎民百姓都聚在“曲水以观水饰”。演出的剧目自“神龟负八卦出河”以迄“长鲸吞舟”共有 72势,皆是与水有关的传说故事。演员为长二尺许的木人,“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木人奏音声,击罄撞钟,弹筝鼓瑟,皆得成曲;及为百戏,跳剑,舞轮,升竿,掷绳,皆如生无异”。场面很是壮观。(《太平广记》二百二十六引《大业拾遗》)梁庾肩吾“百戏俱临水,千钟共逐流”(庾肩吾《三月侍兰亭曲水宴诗》)的诗句,描写的就是当时的盛况。
  民间的情况是这样,文人雅士圈中自然花样更多。正如《韩诗章句》所说的,三月上巳,于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详,“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于是,在俗众的游戏之外,又多了两个节目,那就是清谈和赋诗。《世说新语.言语篇》载: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着。”(刘注引《竹林七贤论》曰:“王济诸人尝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问济曰:‘昨游,有何语议?’济云云。”)
  根据刘孝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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