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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先生史学述略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766 次 我要收藏

  严先生安徽桐城罗家岭人,名德厚[1]字耕望号归田,以字行[2],所谓归田者,取陶野人“归园田居”之意[3],可见其心意指归大抵在于恬淡自然、不与世事,观其一生治学亦以躬自砥砺、勤耕不辍垂范后世,余英时谓其为史学界的“朴实楷模”[4],诚然也。先生论著精当,且卷帙煌煌,如《两汉刺史太守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等,为现代学人之佼佼者,先生史学思想、研究路数从中可大抵揣度,而先生又著有《治学三书》,尤以示人治学门径为己任,综合数端,先生之史学可概而略述也。
  据先生自述其幼年对数理之学颇有天赋[5],又对地理学饶有兴趣,后因机缘[6]而转入史学之门,于民国二十六年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章实斋有言“学问不可无宗主,但不可有门户”,详绎先生所撰《钱宾四先生与我》,可知先生之学实源于宾四先生。虽然耕望先生很早便专心于制度研究,大学毕业论文的选题即是《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后作为《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上编上卷出版,但真正为其日后治学方向做了决定性指导的,当是钱宾四先生来到武大后做的第一次讲演: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便是行政制度[7]。纵览耕望先生所成诸作:五卷本《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为易簧后及门弟子李启文所整理)当属历史地理;《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两卷四册《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当属后者;其他单篇佳作几乎无一例外[8],晚年所编之论文集,即以上下分篇:上篇述地理,下篇述制度;与此同时耕望先生未能完成的几项研究计划《唐代人文地理》、《国史人文地理》也是围绕着历史地理的方向继续深入的[9]。对此,耕望先生自己和师友门生也有共识[10]。
  宾四先生不仅为其点明了治学之路所在,还将一种“通识”的眼光传授于他:“现在人太注重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一个人无论是读书或做事,一开始规模就要宏大高远,否则绝无大的成就”、“中国学术界实在太差劲,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便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此种“磅薄”的气象、“通识”的要求,正是所谓国学的精髓所在,近现代学人莫不以此为治学标的[11],而此种“通识”又是建立在专家之学基础上的,宾四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到:要先专精某一断代,然后来看通史,在这一基础上重新认识此段历史,续而再挑某一断代大下力气,回来再看通史,这样一段一段延展开来,最终豁然贯通、浑然一体。蒙文通亦有类似的看法[12]。耕望先生便如此的大力气去实践了,他也是从秦汉入手——这一点颇有宾四先生之风,先生亦曾著有《秦汉史》一书,然而耕望先生似乎对先秦之学未能深下功夫,于宾四先生学历史必以《左传》为柱石的观点[13]稍有不同——写出了《两汉太守刺史表》等作品,续而又将目光投向又一盛世唐朝,撰写了名著《唐仆尚丞郎表》,其后他又著有《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填补了汉唐之间的制度研究空白,虽然他没有写出通史类的著作但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和《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合编)和上述其他著作中已经体现了一定的通史眼光,从而在宋以前的区域内完成了从断代到通史再到断代的研究思路[14],这些都是大角度、全范围的研究课题,而鸿篇巨制《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总结性地发挥了这一“专”与“通”、“精”与“博”的治学特色,写出了古代人文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自序》中说:“盖余为学,既详征史料作深入研究,又期广被于面,严密组织,成其系统,特以强毅沉潜,遵行计划,深思虑、穷追索,不畏难辛,不求近功而已,”可谓“夫子自道”。其《治史经验谈》第一篇第一节便是谈“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可见耕望先生对此是如何的“情有独钟”啊。
  如果前两者只是治学方向和治学方法的话,宾四先生更将一种治学精神贯穿其身:“我们读书人,立志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这是极高的学术境界。耕望先生于此似乎略有所悟而实得不夥。在撰述《唐仆尚丞郎表》的过程中,耕望先生发现了两《唐书》的若干问题,曾经有意仿王谦之之于两《汉书》对二书作重新校注,同时又因搜录了若干“唐史人文地理”的材料而想就此深入,两难之下,求教于宾四先生,钱先生意在后者:“把一生精力专注于史籍的补罅考订,工作实太枯燥,心灵也将僵滞,失去活泼生机,不如讲人文地理,可从多方面看问题,发挥自己的心得”[15],于是便有了《唐代交通图考》的创写。但是,细揣宾四先生的意思,大抵在于有了一定的根基后,大可抛开细密考证的路数,从简单的史学研究上升到对国学全部问题做融会贯通的理解,将自己的精神注入其中,做到“有我之境”,即最高意义上的“春秋笔法”。而耕望先生却仍然用过去的方法,一条路线一个驿站的缀连史料、考订过去,耕望先生也意识到了自己未能达到更高的境界:“余撰为此书,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今之学为人’,不别寓任何心声意识”[16],故而他也似乎无法欣赏那些具有“有我之境”的上成之作,比如对宾四先生晚年力作《朱子新学案》,他便因不熟悉思想史而不置可否,而对陈寅恪巨著《柳如是别传》更是不屑:“表彰柳如是一人之外,除了发泄一己激愤外,实无多大意义”,“几乎失去理智地作此无益之事”[17]。在耕望先生看来似乎只有那些可以最后板上钉钉、且具宏大规模的考证类著作才有价值[18],实在是大有偏见,“人”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朱子新学案》、《柳如是别传》都是立意于“人”之精神与“史”之精神的探求,剔除了“人”,所谓“客观”的学问似乎不能算是第一流,故而在其师宾四先生的眼里,他始终只是一个专家,余英时反驳“他已经不是一个专家”的话[19],大概只能看成他是几个方面的专家。似乎是因对“人”学领悟的不深[20],耕望先生对中文出身之人颇有微辞,他在《治史答问》第十一篇中谈到:中文出身者不可能在史学上有大作为,只能搞学术史研究和史籍校订。如此的说法似乎太狭隘,这和其幼年数理特异而国学功底稍弱大概不无关系[21]。宾四先生在年轻时便熟读《文选》等书[22],其在中学所任之课程都是国文而非历史[23],大凡一流学者莫不是文史淹通,陈贻焮先生著《杜甫评传》不但综合诸家诗作详加编系、参合联串,且于地理、制度无不考订精审,绝不亚于出身史学之人,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入了杜甫的内心世界,从杜甫的眼中回看唐史兴衰,这似乎就比耕望先生那种简单地运用唐诗材料进行纯粹的史实考订要高明不少[24]。他在学术中始终没有在更高层次上灵动起来,而且也没有丝毫“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的想法,只是一个矻矻终日藏于“中研院”和港大的学者[25]。虽然业已“格物”而“致知”,在学术的高度上难有比肩者,但是似乎少了一份读书人对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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