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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歧异:再审终极问题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024 次 我要收藏


  霍金在《时间简史》中说了些什么,他说:终极问题可以解决,而且,“解决”是人类理智的最终胜利。那时候的霍金热情洋溢,陶醉在奥秘的掌握里。很多年过去了,与霍金一同兴奋的人们却得到这样的消息,他放弃对终极理论的寻求。“我们不是能从宇宙之外观察宇宙的天使”,理由也简单,听起来却刺耳。霍金和相信他的人何时成了“天使”,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天使?
  霍金在西方思想界作为一标识,让我们认出几千年来西方人运思的轨迹。没有中断,不过在人和神之间闪烁不定。按照这样一种说法:如今科学家对神学家的尊重较过去为多,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运思之在西方,始终一迷途而已。爱因斯坦,这个科学的象征性人物,当记者询问是否有上帝时,他的回答是不要问我这个问题。问题何以让爱因斯坦为难?他拿不准。
  迷途羔羊!爱因斯坦或霍金不过一迷途羔羊罢了。

  《圣经》说人只能看见上帝的背影。西方人从古至今的运思拖长了这“背影”,命定埋没在其中。
  一切努力均告多余,如托马斯晚年所言,他以前所写的全部作品对他来说毫无价值。西方人学聪明了,最聪明者莫过于维特根斯坦:“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问题不可言说”。
  维特根斯坦的全部努力,搞明白的就是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这下好了,他应该清爽。维特根斯坦没理由让人费解。然而他为什么一会指出形而上学都是胡说八道,一会又表示对历史上伟大的形而上学家肃然起敬呢?他摇摆于说与不说之间,作为人的处境之无奈完全暴露出来了。最要命的是,维特根斯坦把问题对人的逼迫推向极致。他认为人若确实能够提出问题来,就会有答案。这是什么意思?问题不是一直让他揪心吗?怎么到头来连问题都提不出来?
  在问题面前,维特根斯坦之难堪让人印象深刻。闷罐,试着想象一闷罐,他就住在里头。
  其实,就西方的思想传统而言,人都住在闷罐里,能打开这闷罐的只有上帝。

  罗丹的雕塑《思想者》很有看头,对思的肯定连同对人的肯定。但此种肯定注定无法完成。《思想者》虽然痛苦但自信,少了点惶惑。“惶惑”很重要,它表明人不可能找到终极问题的答案。西方思想的大传统在于承认人无知,这传统的延续虽然出现过叛离,譬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等,终究因其没有撬动问题而归于浅薄。《圣经》说得明白不过:看见我的人不能存活。人终其一生无缘亲睹上帝,即是人无知。西方人从来都乐于谈论人的无知,只是到了后来,脑袋发昏才把这事忘了。当然,有些人没忘。“但澄明从何而来,何以有澄明?在这有中什么在说话?”,海德格尔如是说。海德格尔毕生运思 ,目的只有一个:恢复对上帝的信仰。要恢复信仰其实简单——只需问题,海德格尔找到的也就是问题。
  苏格拉底是希腊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知。注意,这是神说的。

  《庄子》说:“不知深矣,知之浅矣; 弗知内矣,知之外矣。”中国人也讲无知,但此“无知”不是彼“无知。彼无知有一个高于人的知,在他那有答案。此无知昭告的是人向外或在外求知会误入歧途,亦即所得“浅矣”。中国人早就知道不可站在宇宙之外求知,亦即“外矣”则“浅矣”。从这样的视角看西方人,他们的孜孜以求真乃糊涂。人的思胡搅到最后什么也得不到,便在预料之中了。中国的思想传统没有高于人的知,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没有溜出宇宙之外。“内矣”则“深矣”,从此可进入中国思想之核心。“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冥一,万虑皆遗”,司马承祯如是说。不知就是让人放弃思,因为宇宙之存在与人类认识无关。上帝的知打杀人的思。人不思,上帝连出场的份儿都没有。《易经》说:天下何思何虑!

  中国思想有一个谜,中国人从来不受终极问题的困扰。
  为什么会有?老子说:有生于无。有学者称,这等于没有回答终极问题。没有回答还是无意于回答?何以不回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有答案:道生万物。什么是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自己如此。万物自己如此!所谓无中生有,最后的答案就在这里。
  《易经》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又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乾坤为万物的本原。乾坤不在万物之外,可以具体为天地、男女、日夜等等。追溯万物的本原,而在万物之内,即回到自身。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开句便为:无极而太极。无极,也就是无。“无”,打断了人的思。藉此“打断”,中国人的思始终被定位在存在之内。
  在存在之内,问题无法提出。
  中国人回避终极问题,这种看法很流行。实际上,没有回避,只是问题消失了。
  探求万物的本原,为什么中国人讲“自本自根”,而西方人讲“被造”?因为后者带着问题去思,前者之思却起自问题消失之后。

  维特根斯坦徘徊于说与不可说之间,他的不可说是说的失败,而说暴露的是不可说之痛。维特根斯坦很惨,作为哲学家的他远不如神学家幸福。当然,其“惨”,正好为神学铺路。
  问题在中国思想里消失了,中国人就是清爽!“非乐不足以语君子”,程子如是说。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不错,但深层原因却不是他说的那些,而是中国人之思不受问题的侵害。张子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若有问题,则不得说“不能”,而“不得已而然”,也就是自己如此。因为没有问题,中国人心灵澄澈。
  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它消失了,在西方,却如梗在喉。结果,由问题导出的本原很不一样,一者在内,一者在外。只有触及问题,才可懂得天道与上帝是不可比的。中国人讲“天生万物”或“道生万物”,一个“生”字,说的是本原与万物如母子般不可分。西方人讲上帝创造世界,“创造”,有一个从无到有的时刻,以此时刻划界,本原与世界判然有别。不可比就是这样凸显出来的:中国人之思消解于无,西方人之思越过无不肯止息。
  问题,把西方人带到上帝面前。
  问题消失,中国人回归自身。
  象维特根斯坦那种尴尬,不会出现在中国哲人身上,因为中国的智慧让问题消散无余。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子罕言性与天道”,孔子的弟子如是说。不可说或少说,在此,似乎找到了中西思想共通之处。但与前面谈到“此‘无知’不是彼‘无知’”一样,此“不可说”亦非彼“不可说”。彼不可说是想说却说不出来或说不到底,此不可说不再有意于说。当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以他的知见,当已透识一切。而耶酥,那个自称上帝之子的人,谈到其父时却极尽谦卑,甚或诚惶诚恐。什么造成了如此大的区别?问题在而无答案,人何其失魂落魄!问题消失,人无须向外祈求,又何其悠游自在!孔子的见道之
言可谓从容不迫,“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大道流行,就在眼前。其实孔子也没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道就在人之所见中,说为赘说。与中国不同,西方的说难免隔靴搔痒。玩味一下奥古斯丁的这句话吧,“信,就是信你所未见的,信的回报,就是看见你所愿见的”。走到生命的尽头,人依旧一无所见,只得靠信来维持期盼。期盼什么呢?上帝!这个问题答案的最终掌握者。
  有学者把老子和海德格尔捆在一起做研究时,兴奋地发现后者是前者的异域知音,真是谬之千里了。海德格尔说得再清楚不过,“还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海德格尔认为真理自遮蔽,又自敞开。敞开即澄明。海德格尔见道而又与之隔了一层,即他终有一问,露出了西方人的本色。老子叫人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当然没有此问。
  敞开而在其中,这是中国人。
  置身于外,钻入闷罐,这是西方人。

  中国的思想传统没有“救渡”一说,因为中国人从不受困于问题。《易经》,为儒道两家所尊奉。这部经典,其对世界的解释是自圆的,没有人之思夹杂在里头。它模拟宇宙生化,得其要领进而顺从之。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就是此意。易之六十四卦皆由乾坤两卦推衍而来,对这样一个系统,中国人没有异议。“异议”指拒斥或不接受。人何以不接受这个世界?理由只有一个:问题。此世界对人来说是有问题的。有问题,大的方面讲,意味着宇宙之存在在人只得被动接受,小的方面讲,人之生死非人所能决定。不幸!人因其不幸而需要救渡。救渡来自上帝。异议,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举足轻重。为什么西方人必得有另一个世界,方可减缓存在之沉重,对准了问题,就一点也不难理解。
  对海德格尔所说“人在大地诗意地栖居”,很多人颇为欣赏。试问有多少人透识此种“诗意”的创伤?对海德格尔来说,栖居只是暂居。他精心安排了自己的身后事,其墓碑上方那颗星星最能表明其心迹。事实上,海德格尔到死都没搞清楚存在是怎么回事。
  别样的诗意在中国,这种“诗意”洋溢于天地万物间,无须他者介入。

  对准问题,看看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怎么说:“你从虚空中创造了近乎虚空的、未具形质的物质,又用这物质创造了世界。”再看看汉代儒者在《易纬.乾凿度》中怎么说:“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太初者气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质之始。” 一者创造,一者生,是否已看得分明?这未具形质的物质或气,前者是造出来的,而后者,在太易与太初之间,即“未见气”与“气之始”之间没有他者介入,实为自生。中西思想之歧异,如果忽略了问题之有无,不管怎么看也看不出来。
  问题,是人之思,西方思想传统因此而打上人的烙印。与之相反,中国思想传统了无人的痕迹。
  什么是自然?只有在中国思想传统中领悟。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一个“损”字,就是要把人之思清除干净。惟独如此,才能还道之本然。对道之本然,庄子领会至深:“南海之帝为脩,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脩与忽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脩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道无为而人有意,浑沌的死因就在于人之思。
  对道,这一存在的根本,若存有一丝一毫的人意,便无法领受。中国思想的源头是没有人的因素的。这是说,对存在为何,人必须保持无所作为。
  不以人之思干涉存在,中国思想做到了这点。
  西方人不懂自然为何。在其思想传统里,上帝就是自然。而这个“自然”,却是人之思的产物。
  没有问题,被造意识就不会产生。没有问题,纯粹之思就是存在本身。
十一
  西方人的被造意识,除了从无到有的被造,还有这“有”的被安排。宇宙秩序何以如此井然?如果不是上帝安排了一切,将从何解释?上帝“用尺度、数字、衡量处置万物”,《圣经》如是说。在西方人看来,上帝是数学家、物理学家等,万有之精妙都是由他创设的。
  中国人也赞叹宇宙之神奇。但神则神矣,却非有意为之。《易经》说:“阴阳不测之谓神。”对此,韩康伯在《系辞注》中说:“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故曰阴阳不测。尝试论之曰:原夫两仪之运,万物之动,岂有使之然哉?莫不独化于太虚,欻然而自造矣。”无“使之然”者,即无创设者。中国人之思只用在领悟上,人的筹划是没有的。
  人一旦被问题逮住而不能脱身,西方思想就是一条出路。
  没有问题,中国人无需那条路。                        
十二
  在西方思想中,找不到“闲”的说法。而“闲”却是中国思想的底色。
  请看道士说“闲”:“一个闲人天地间,大笑一声天地阔”(白玉蟾)、“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钟离权)、“三峰千载客,四海一闲人”(陈抟)。道家窥破天机,无为为修行的极致,没有人的一点事儿,故而能闲。
  儒者怎么说呢?儒家入世,与道家相较,似乎不够格说闲。然而推到最后,一样能闲。这点,孔夫子便是榜样。《论语》载,夫子让四弟子各言其志,当曾点答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即刻大加赞赏:“吾与点也!”在此,只需指出孔子所赞赏者没有超出这个世界就够了。若这世界有问题,怎可如此悠游?
  西方人被问题击中,紧迫成为精神常态。听听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怎么说:“正象我不知道我从何而来,我同样也不知道我往何处去;我仅仅知道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就要永远地或则是归于乌有,或则是落到一位愤怒的上帝的手里……”其实,落到了问题的手里,这使他活着如同接受鞭打。其乐也融融,那来那闲工夫!再听听波纳文图拉在《独白》中怎么说:“灵魂啊,通过净化你那静观的双眼,你认识到了那神圣救赎的恩典,你的新郎已用它将你从原罪中解救出来。”原罪的一头系着问题,另一头则系着此生。此生是拿来赎罪的,试问如何敢闲?                               
  一个“闲”字,说来简单,其中却有问题需要掂量。
十三
  西方人的紧迫当然不是儿戏。但如果这世界没问题,则视同儿戏又有何不可?
  海德格尔称人为“终有一死者”,是其所在思想传统的回音。尼采不是讨厌天主教神父老是提醒人你将要死吗?然而这“提醒”,为问题所必需。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有点莫名其妙,他们好象没有死亡问题,或者声言不怕死。证据还挺大,孔子不是说过“未知生,焉知死”吗?有结论称:中国人回避死亡问题。这结论如果由西方人作出,当然不奇怪;如果由国人作出,则入其彀中了
,即“钻入闷罐”。
  正如中国人没有回避终极问题一样,也没有回避死亡问题。如果问题在,则有所谓“回避”,没有问题,何来回避?死亡问题就包含在终极问题里头。若终极问题可以解决,死亡问题便迎刃而解。儒家从来没有试图解决死亡问题,它讲顺化,即大化流行,顺而应之。孔子把人从对死的关注导向关切生,是让生来消解死。“生生之谓易”,这与《易经》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皇帝阴符经》说:“天生天杀,道之理也”。道不可改变,死的事实岂可改变?中国人达观,原因在这里。
  把死当作问题来解决的是西方人。人岂能解决死亡问题?“解决者”为上帝。“让我死,为了不死,为了瞻仰你的圣容”,奥古斯丁这么说。这条死亡的暗道,由问题砌牢,人是永远都走不出来的。
  王夫之论死,以为“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反观西方,以死为患。西方人为什么惶惶然于死?为患者何?问题!何来问题?故张子说:“老不安死……贼生之道也”。
十四
  人不能免除死亡,让西方人手足无措。宇宙必将毁灭,更使他们凄凄惶惶。此种情状,只有带着问题去思,才能作至深体验。人之死生、宇宙之终始,皆非人所决定,黑暗的深渊!对西方思想传统而言,听不到人向上帝呼告,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 如果听到了,就是最美的语言。
  这世界的从无到有,源自上帝的大能;这有的精巧,源自上帝的大智。
  抹掉上帝,除非抹掉人之思。
  亚里士多徳认为:神是只思想思想的神圣思想。人能思,但不是思想本身,神才是。思,作为路标,指向上帝。希腊人的神学思想是理性的,即人绕着己思起舞,企图通达神思。为什么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希腊哲学作为婢女的地位不可改变?因为它从人之思到神思,神是被推想出来的。希伯来人的神学思想就很不一样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开篇第一句,神凭空而来。这“凭空”,也就是启示。启示是一种咬定,神从来就在,在人之思之前。基督教被斥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谎言!但“谎言”何以有这么大的魅力?当然不仅仅是谎言。有问题在,谎言就是真实的。希伯来人给世界贡献了一神,他们为此而骄傲。神之魅出自问题,即出自人之思。但这神的临场却从打杀人之思开始。这点,希腊人的确望尘莫及。
  希腊或希伯来思想固然有所不同,但均出自人之思。西方思想这两个源头的最后归向,决定了人类命运的悲惨。
十五
  终极问题在中国思想里消失,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绝然有别于西方。以儒家论,其典籍浩繁,找不到关于生命悲惨的说法。倘若人担忧死、毁灭等等,怎能免于悲惨?其悲在于:问题非人所能解决。儒家讲天命,讲的就是听天由命。这是说:对于人存在、宇宙存在,包括其死、其毁灭,人必须接受。接受,则人无所忧。儒者更有“不必言命”的说法,这就把“无忧”推到极致。道家、道教让西方人感觉亲近,特别在有关死的问题上。葛洪在《抱朴子》中说:“况彭祖辈,何肯死哉!”不肯死,与西方人追求灵魂不朽是一致的。但如何求不死,又大不一样。还是葛洪,他说:“我命在我不在天,成金还丹亿万年。”道士不服天命,要自己搞定生死,叫人震撼!这可是西方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基督教的修士不管怎么修也成不了上帝。因问题作梗,西方人只好听从上帝。道士修炼完全自主,要理解这点,须从根子上讲。如果中国的思想传统有一丁点儿问题的阴影,即中国人之思自外于存在,怎么可能自主?道就在存在之内,道人是与道冥一之人。佛教是外来思想,曾受到儒家的阻击,还是扎下根来。中国思想为什么能够包容佛教?如果佛教没有“闲”的底色,即不受困于问题,就不可能。佛教说空,人之思被扫得干干净净。
十六
  科学改变世界。事实上,它什么也改变不了。
  要判明宗教与科学孰是孰非,只须抓住问题来讲。科学能够解决终极问题吗?不能。对终极问题这个“人之思”,科学尽显其怯弱。科学家不是想寻找宇宙的总方程式吗?神学家只需一问:这方程式从何而来?他便蔫了。曾有报道称,科学家将在实验室里造出物质。然而这实验室是什么东西?有这“物质”,有这“总方程式”,人就可以玩转一切,此乃科学之迷狂!
  西方思想,由于它的起点在人之思,而这“人之思”的要害为终极问题,其骨子里有一种改变的企图。对存在这一事实,西方人总是心怀不满。神学热衷于讲死、讲毁灭,目的在于拯救。问题驱动下的拯救,其实质是要改变。因上帝,或死、或毁灭变得可以接受。起初,西方人一点自主都没有,上帝藉问题掌控一切。在问题仍在的情况下,上帝被毁,人狂妄起来。当今科学甚嚣尘上,最聒耳的是,就算宇宙毁灭,人也能处理。只要科技发达,人便有重新安排宇宙秩序的能力。当然,此“安排”更合人意。在“改变”这点上,科学与宗教是一致的,就象一枚硬币翻转过来还是那枚硬币。
  说科学什么也改变不了,也许叫人失望。失望之余不妨想想那个问题。
  存在是个事实。人之思可以请出上帝,从被请出来的“上帝”转而打杀人之思的角度看,上帝指涉的恰是这“事实”的不可改变。
十七
  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 莫之致而致者,命也。”何为天命?天命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意味着什么?天命就是事实,指的是人对存在这个事实无可如何。中国人从来没有试图改变人所在的世界,因为这世界与人之思没有任何关涉。在中国思想中,世界保持原样,人做不得任何手脚。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第一畏便是畏天命。“畏”,就得尊重。
  西方思想破坏原样的世界。破坏由问题引致。人解决不了终极问题,上帝介入世界。“介入”,以中国思想观照,是一种侵犯。人不知自然为何,乃侵犯的恶果。
  由问题切入,西方人的思想经历大起大落。篤信上帝的年代,人之思被遏止,人服帖如羔羊。有问题轰顶,谁敢挑战上帝?科学之所以激扬澎湃,说起来叫人沮丧。什么时候科学自以为是,当下即可确认必定是置问题于不顾了。正是对存在这一事实的追问,启动了科学,最终又把它逼上绝路。科学依仗人之思,这“人之思”始终只能对着“事实”,而无法创造“事实”。科学发现了许多自然的奥秘,使人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预期,了解会进一步深入。但无论如何,发现与创造毕竟是两码事,这决定了重提上帝是西方思想的唯一出路。
  上帝自有永有,此乃西方人的“自然”。此自然当然不是中国人的自然。
  西方思想企图改变世界。
  中国思想揭示世界本身。
2006年3月5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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