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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史家改造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成就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792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纪事本末体史书,是一种以历史事件为主的史书体裁。这种史书体裁因“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利于彰显历史发展的大势,受到史家的青睐,逐渐成为与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相颉颃的四大史书体裁之一。晚清时期,由于西方侵入造成的严峻形势,要求史家因时变革,敢于创新体例,撰写符合时代需要的纪事本末体史书。鉴于此,晚清史家针对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流弊,注意吸收其它史体的优点,形成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多种体裁配合的新形式,逐渐形成具有近代色彩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的新模式,其成就不容低估。
  关键词:晚清;史家;纪事本末体史书;成就;近代化
  作者简介:舒习龙,男(1969—),安徽巢湖市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史学史及史学理论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纪事本末体史书,是一种以历史事件为主的史书体裁。这种史书体裁自先秦时期萌芽,经过漫长的演变发展至宋代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开始迅速发展,成为与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相颉颃的四大史书体裁之一。这种史书体裁有其自身的优点,但是它也有弱点,比如(一)用纪事本末体写史易掩盖历史的真相。历史事件如流水难以隔开,某一事件起止是不能明确划分的,“因此,把历史过程分为若干事件来看,有时反易无当于历史全体之过程”[1]。(二)用这种体裁写史多出于史家的主观。史家认定某些事来突出写史,必为此事立题目,这往往出于主观,很难恰当。再者,史家既然认定某一事件的起因结果,便以此来取舍材料,表面看起来简明扼要,“其实是写史者之主观成份反掩盖了历史的真实过程。”[2](三)用此体写史,往往使人挑选耸人耳目的事件,“在此等事件中,又使人引起二种不正确的历史观。”[3]一是英雄史观,认为历史常有几个杰出人物所引起;二是群众史观,认为历史常有一群乱糟糟的群众一时盲目冲动造成。(四)用这种方法会丢失原有的史料,“先时史料,因未能仔细保存录下,遂苦追踪无从。这一个大损失,终无可补偿。”[4]纪事本末体既有优点,也有缺点,那么要使这种史体适应晚清客观形势的需要,史家必须进行变通和改进。
  18世纪以降,尝试用新综合体形式弥补传统史书体裁的不足,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晚清史家对纪事本末体史书改造顺应此潮流,主旨表现在充分吸收其它史体的优点,形成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多种体裁配合的新形式,其主要成就略说如下。
  一、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结合,着力反映历史的真实和发展的大势。
  晚清以来,史学开始与社会生活密切结合起来,在史学著述上,史家由“考史”而转变为著史。学风的转变为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晚清史家在前人改造纪事本末体的基础上,更加注意史论这种体裁的优点,来弥补传统纪事本末体的不足。
  史论是一种主要用于品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体例。刘知几说:“序者,所序作者之意也。”“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也。”[5]可见,史论具有明确揭示作者思想感情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史书的灵魂。魏源撰著的《圣武记》主要将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体现出纪事本末体学术研究的色彩,在改造纪事本末体上作了初步的尝试。
  《圣武记》在编撰上的创新,最主要表现在将史论这种传统体例,同纪事本末体体裁有机地结合。传统的纪事本末体裁由于各条目相对独立,因而读者很难理清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关系,领悟作者表达的历史发展大势的观点。史论由于独特的史例特点,易于彰显作者对历史事件的精深思考,有助于了解作者的历史观和史书的价值,其功能和作用不容忽视。《圣武记》的史论形式包括:序论、前10卷篇末“臣源曰”、后四卷《武事余记》史论专篇。纪事本末体重视序论的作用,并且与“经世”思想紧密结合,《圣武记》可谓第一篇有特色的序论。作者交待撰述背景时说:“晚侨江淮,海警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及,乃尽发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表明作者是在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编撰《圣武记》,作者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下“尽发椟藏”,“排比经纬”,“于是我生以后之数大事,及我生以前数十大事,磊磊乎耳目,磅礴乎胸臆”。魏源论述《圣武记》的撰述目的时说:“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于御侮?斯之谓折中于尊俎。……奚必更问其胜负于疆场矣,记曰:‘物耻则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故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然大号之曰:‘必然以军令饬天下人心,皇然以军事、军实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6]作者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侵略,捍卫祖国的独立和主权,希望通过歌颂清初的“盛世武功”,激发统治者“御侮”的决心,使清王朝成为“军政修”、“官强”、“兵昌”、“令行”、“四夷来王”的强国,以抵制外来民族的侵略。
  《圣武记》的“臣源曰”仿《隋书》“史臣曰”的体例,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具有较高的政治见解和史学价值。《圣武记》记载了萨尔浒战役中,努尔哈赤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取得了胜利。他根据情报得知明军将领杜松“轻敌欲立首功”,不与南北二路配合,果断地决定“先败其中路之军”的策略,选择明军萨尔浒大营为攻击目标,集中六旗兵力将其击溃。书中还总结了康熙在严重的局势下沉着指挥的成功经验:军纪严明,“不宽王贝勒劳师养寇之罪,罚先行于亲贵”;发扬汉族和满族将领的作用,“群策群力,同仇敌忾”;布置严密互通声气,“其时乱在多方,所在鼎沸,情形日日不同。故中原腹地,皆屯重兵,以备应援。”[7]由此,作者议论说:“自古及今,或以殷忧启圣,或以道谋溃成,庙算不定,而大难克削者,未之前闻。”[8]作者认为,统治者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和对战争的态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其《武事余记》史论专篇,涉及到军事制度、战守形势、人材培养等问题,范围相当广泛,但其中《掌故考证》和《事功杂述》篇,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意识,和对新史风气的倡导,最能反映魏源的史学思想和史论特色。
  魏源的史论涉及的范围很广,既有关于清朝军事斗争的论述,也有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同时还提出了改变旧史风气,倡导新史风尚,振兴“经世”史学。史论的充分运用,能够清晰地表达作者的思想主张,使材料更加鲜活,这对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过于注重史料的剪裁,忽视通过论述彰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史书内在的生命力,无疑是一种进步。
  再如王韬撰著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普法战纪》,也是将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代表性著作。王韬注意从史料中挖掘历史事实,表达作者对历史的态度和观点。书中用“逸史氏王韬曰”对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双方胜败的分析,战争性质进行论述,体现出作者独到的眼光和视角。他认为法国政治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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