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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清谈研究述评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754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魏晋清谈是我国中古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历来研究不绝。古代的清谈研究多注重政治批评,近代以来始转向文化研究,并在清谈起源、清谈分期及流派、清谈内容、清谈之形式问题及清谈的评价等方面形成了热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魏晋清谈;研究;述评
  清谈是我国中古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因其伴随魏晋玄风而兴起,故习惯上常称之为魏晋清谈。所谓“魏晋清谈”,据台湾学者唐翼明的定义,“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1]由此可见,清谈作为玄学思潮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其文化上之意义要远比其学理上之价值来得重要。
  关于魏晋清谈,古今关注点颇不相同。清谈对于今天来说,固然可以高雅文化视之,但在其所以发生之时,实有关于政治。如玄学的“有无之辨”实关乎士人名教与自然之选择,而“才性四本”之论更与当时政治集团之归属向背紧密相关,绝非“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也”。[2]清谈家们祖述虚无,好为玄远,对政治上“不以物务自婴”的风气不能没有影响,对社会上放达任诞之士风亦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古代,清谈常成为“五朝不竞”的替罪羊,正视不足而讨伐有余。西晋傅玄在《举清远疏》中的一段有名的话最能说明问题:“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晋书》本传)范宁更将“礼崩乐坏,中原倾覆”的责任归诸王弼、何晏,指斥“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晋书.范汪附子宁传》)余如干宝、葛洪、裴頠、江惇、卞壼、应詹、熊远、陈頵等亦著论严辞批评,就连清谈名士如王衍、桓温、王羲之诸人,也都或自责或反省,将亡国之咎归诸清谈。
  可以说,“清谈误国”的罪名并非后人追加,而是清谈当代士大夫阶层多数人“痛定思痛”的共识。既然“肇事者”主动投案,无怪后人盖棺论定时要作诛心之论。唐修《晋书.儒林传序》云:“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玄虚,摈阙里之正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条亦称:“讲明《六经》,郑玄、王肃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弼、何晏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哉?”又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将“亡天下”之罪一概归诸清谈。赵翼《廿二史劄记》“六朝清谈之习”条亦溯其源,察其变,于清谈习尚之弊端致意再三。古今虽偶有持平之论,[3]然终难翻案。
  总之,古代对于清谈的评论无论褒贬毁誉,皆与政治有关,直至近代,人们对于魏晋清谈的认识才真正由政治批评转向文化研究。近代以来的清谈文化研究,首先发端于东瀛,以市村瓒次郎发表于1919年的《清谈源流考》[4]振起先声,其后方波及海内,至今不绝。察波观澜,其所注意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谈的起源问题叙述清谈文化兴衰嬗变之过程,尤以近人钱穆所说最为简明生动。钱穆说:“东汉之季,士厌于经生章句之学,四方学者,荟萃京师,渐开游谈之风。至于魏世,遂有‘清谈’之目。及正始之际,而蔚成风尚。何晏、王弼为时宗师,竹林诸贤,闻声继起。至于王衍、乐广,流风愈畅。典午既东,此风盛于江左,习尚相沿,直至隋业一统,始见革除。”[5]话虽不多,清谈之起、承、转、衰无不一一点逗清楚。而清谈起源之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清谈的思想源头,二是清谈风气之肇端。对前一问题,学界不约而同追溯至东汉,但在思想渊源究竟出自王充还是马融则存在争议。20世纪20年代,钱穆以翔实材料和滔滔雄辩,率先接橥王充《论衡》一书对于魏晋玄学思潮形成的开创意义,指出:“寻至于典午清谈,视亡国若无事,亦未始非王氏之论有以助成之也。”[6]40年代,探讨和争鸣仍在继续。先是贺昌群在《清谈之起源》一文中将汉末大儒马融作为清谈“一启蒙人物”[7],而孙道昇则认为“王充的哲学思想是魏晋清谈家之思想的唯一源泉,魏晋清谈家之思想,滥觞于王充,导源于王充之《论衡》”[8]。两年后,杜国庠撰《魏晋清谈及其影响》一文,认为“清谈的滥觞也不能限自正始”,在东汉一些经学大师如贾逵、许慎、卢植、郑玄、马融的身上,“已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清谈的作风和因素”。[9]近年来,范子烨又提出清谈“由西汉时代著名学者和作家扬雄开其先河”的观点。[10]其实,一味地上溯还可追溯到战国时代的庄子,但也会使论题离清谈的思想实质越来越远。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钱穆、孙道昇等人的“王充说”较为妥帖可靠。[11]对于清谈作为一种谈辨风气的形式肇端问题,学界大多持“汉末清议说”,陈寅恪、唐长孺、杜国庠等学者多持此说,几成定论。90年代,唐翼明在钱穆、余英时的基础上,力驳众议,认为汉末“清议”主要在于议论时政和品评人物,实无关于抽象之哲理,故可排斥于清谈定义之外,而清谈之风则源自汉末太学的“游谈”之风。[12]尽管唐氏魏晋清谈之概念或有可商,但其条分缕析的逻辑论证的确使许多前人无暇深究的问题得到了廓清。
  (二)清谈的分期及流派这一研究实际上包含了对清谈起于何时、宗于何人、如何发展嬗变等诸多问题的回答。古之学者如赵翼称“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以何晏、王弼为宗,“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论列清谈流变甚清楚,但尚未作出明确分期。(《廿二史劄记.六朝清谈之习》)现代学者方始措意此一问题。陈寅恪根据与政治之关系将清谈分为前后两期,以“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魏晋南北朝史讲录》)视野宏通而略显笼统。缪钺则认为:“魏晋清谈之变,可分为四期。魏正始为第一期,魏晋间为第二期,西晋为第三期,东晋为第四期。”(《冰茧庵丛稿》)线条清析而失之简单。同持“四期说”的还有无畏,他将魏晋清谈分为“正始”、“正元至景元”、“咸宁至元康”、“永和”四期,较为具体而有欠舒展。[13]唐翼明采用的是“三分法”,将汉末“游谈”及魏太和初作为清谈的“酝酿与成形”期,魏末至西晋至元康为“将绝而复兴”期,东晋及南朝为清谈的“重振与衰落”期,时间和空间的广度均有拓展。范子烨在其新著《中古文人生活研究》中综合诸说,以年号和公元纪年两种方式出之,将中古清谈厘为萌芽(147-239)、形成(240-249)、鼎盛(250-419)、衰落(420-589)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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