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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记》中看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784 次 我要收藏

  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的生存目标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借司马谈之口所说的:“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在描述一个个或得意或失意的人生历程时,司马迁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不是上天注定的,而是知识分子要求充分张扬生命意志的性格与集权政治之间的矛盾和对立造成的。
  司马迁是一位人生经历坎坷曲折的封建知识分子,在《史记》这部伟大的史学名著中,他试图透过历史的迷雾,寻找一条知识分子的生存之路,从而诠释他们的悲剧命运。《史记》中记述了三类性格命运各不相同的知识分子:第一类是因正道直行不容于世而被黑暗的政治势力所吞噬;第二类是为求自保,隐居避世;第三类是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但最终也难逃被毁灭和嘲讽的厄运。

  第一类知识分子以孔子、屈原、韩非、贾谊、司马迁等人为代表。他们以才入世,因才遭嫉,被放逐或囚禁,最终或自戕、或被害、或郁郁而终。司马迁在字里行间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其中饱含着他对人生、国家、人类命运的思考。
  屈原“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因此得到了楚怀王的器重和赏识,“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文帝召以为博士”,“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然而,也正是他们的匡世之才而遭到了无耻小人的嫉妒,上官大夫与屈原“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齐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贾谊则从维护汉王朝统治的大局出发,“更奉之法”,使列侯就国等高瞻远瞩的建议而得到汉文帝的信任,“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然而却遭到小人的嫉妒,“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在遭受谗言与冷遇之后,面对昏聩的君主和朝中阿谀逢迎的小人的诋毁,他们没有跳出是非圈子,隐居遁世,独享清高,追求自保和解脱。而是坚持自己正确的政治主张,更加积极地投入火热的政治斗争中,屈原在对外政策上主张联齐抗秦的正确路线,反对联秦绝齐的政治短见,由此又进一步加深了与令尹子兰的矛盾。贾谊被贬到卑湿之地的长沙之后,仍心系国事,当文帝封淮南厉王子四人为列侯的时候,多次冒死上书,“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否则“患之兴自此起矣”。文帝不听。楚怀王死后,长子顷襄王立,屈原被放流,但他忠心不改,“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返”;与屈原相比,贾谊还是幸运的,文帝在无聊寂寞中想起了贾谊,格外开恩,在宣室中召见了他,但向他咨询的不是治国之道,而是“问鬼神之本”,“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特殊的经历与知识分子特有的正直,使他们的灵魂如同一座座积雪的山峰、压抑的火山,一腔爱国情、报国志燃烧着他们那颗忧郁的心,使他们将为政治的人生转为为人生的艺术,为后人留下了《离骚》、《天问》、《招魂》、《哀郢》(以上为屈原著)、《鵩鸟赋》、《过秦论》(以上为贾谊著)等千古名篇。
  司马迁是满怀着感情去描述两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对他们寄予着深深的同情,时运不济,命运多舛,相似的人生经历,使司马迁更深刻地理解了屈原、贾谊,对屈原的自戕和贾谊的早逝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和痛心,他在《史记》中不无遗憾地替屈原谋划:“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当他读了贾谊的《鵩鸟赋》中的“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又“同死生,轻去就,爽然自失矣”。无论是怀石自沉汨罗江的屈原,还是因为“为陵游说”而遭腐刑的司马迁都在探讨自己的命运。屈原一生正道直行,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却没有认识到自己悲剧命运的根源,“人生禀命兮,各有所措兮”(《怀沙赋》),把自己的遭遇归结为“命”,并始终在命里挣扎,最后认命。司马迁纵观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的命运,发出了“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的质疑,但他终究没有敢说出那几个关键的字眼。
  在专制社会里,知识分子超前的思想意识和坚定的道德操守,使他们在强权政治和个体生命意志的张扬之间,寻不到一丝生存的空间,为政治的人生意志又无法使他们超脱,冷酷虚假的现实更使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的心灵找不到一处可以休憩的港湾,在残酷的现实环境里,巨大的精神折磨使他们难以走出心灵的羁绊,因此他们选择了毁灭,以此来抗争,来张扬自己的生命意志。实际上,具有屈原、贾生、司马迁等同样悲剧命运的,他们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孔子、韩非、以至后来明朝的高启、清朝的金圣叹等人的命运无不是他们生命历程的翻版。

  第二类知识分子以范蠡、张良等人为代表,他们抱着立身扬名的思想参与政治斗争,功成而身退。范蠡是战国时期的越国重臣,刚愎自用的越王勾践不听范蠡的劝告,以致兵败夫椒,失败了的勾践才听从大臣的忠告,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伐灭了吴国。伐吴战争胜利之后,范蠡在长期与勾践的共事过程中,深深认识到了勾践的本质,所以他毅然决然地“取珠玉,率从属”而隐居于齐国,“自谓鸮夷子皮,耕于海畔,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万。”并同时发信给同朝大臣文种,提醒他“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但文种最终也没有清醒过来,一直对已志得意满的勾践抱着一丝希望,然而等待他的却是赐剑自裁的命运。范蠡在齐国又被聘为相,但对统治者有着深刻认识的范蠡始终保持着头脑的清醒,“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就辞掉了相印,散尽余财,隐居于陶,终其天年。在集权政治与个人生命意志张扬之间难以寻觅生存空间,转而跳出政治斗争的漩涡,是范蠡对勾践这个曾共患难的君主有了清醒的认识后的明智选择,毅然放弃了临时的荣华富贵而去追求生命的解放和自由。
  汉留侯张良年轻时侠肝义胆,为给韩国报酬,曾与一壮士在博浪沙谋刺秦始皇,以后加入刘邦集团,为刘邦的帝业立下了赫赫功勋,刘邦对张良高度评价并给与了丰厚的赏赐,“运筹帷幄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但深深了解刘邦的张良知道这个无赖皇帝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遂推卸了这份厚赐。几年后,“前年杀韩信,去年醢彭越”的血的现实证明了张良的判断。刘邦死后,吕后称制,张良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波的到来,也清醒地认识到吕后的残忍本性,因此他自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竟然煞有介事地“学辟谷,导引轻身”
,向吕后显示自己并无颠覆的野心,没必要对自己下毒手,最终以这种“隐于市朝”的特殊方式躲过了杀身之祸,保全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这是一种以消极方法对抗集权政治迫害的生存方式,司马迁对这种明哲保身的生存方式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表达了一种无奈的认可。后世的知识分子如陶渊明等多有采取这种方法,以求得心灵的解脱和思想的自由。

  第三类的知识分子如苏秦、张仪、李斯、陈平等人,他们在从事政治活动中,为成名而不择手段,献媚邀宠,深知权变,有时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司马迁对这种人的品行是鄙视的,并以生动形象的描述揭露其心灵的肮脏和丑陋。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把一个无状文人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李斯一生的愿望就是要做一只“仓中鼠”,这就决定了它日后西说秦王,之后又长期为相,嫉贤妒能陷杀同学韩非,为自己私利,与赵高同谋,杀扶苏,立胡亥,最终被赵高陷害腰斩于市的生命轨迹的必然性。利欲熏心的李斯至死方才醒悟,人之一生,最可宝贵的就是生命,“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司马迁对李斯的一生作了简要的评述,“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叛,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
  汉丞相陈平少时游手好闲,为立身扬名于世,“仕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归汉之后任督尉,典护军,又大收贿赂。但陈平自恃才高,又能曲折陈述事上,化解了刘邦对他的疑忌。协助刘邦在历次困境中以无赖的手段化险为夷,世称为“陈平六出奇”。刘邦临死前,命陈平捕杀吕后的妹夫樊哙,后来闻听刘邦死讯,当即释放了樊哙。为了消除吕后的猜疑,他“日饮醇酒,戏妇女”,对于吕后有损于刘氏天下的做法,曲意逢迎。吕后死后,陈平又与周勃以兵诛吕氏集团,被汉文帝封为丞相。陈平以牺牲自己的人格为代价,战战兢兢地哺其糟而啜其醴。司马迁评述说:“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可能陈平的子孙在当时还有位居高官的,司马迁不能像评价李斯那样直抒胸臆,但于褒中见其贬,对陈平的做法提出了疑问,最后得出了陈平只不过是一个智谋之士的结论。
  对这些政治不倒翁,司马迁深恶而痛绝之,对他们不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一味地迎合统治者,在政治斗争中顺流而下,有时甚至为虎作伥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这样的人即便是能得善终,也不过是些权变之人罢了。五代时期的冯道,“临难不赴,遇事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唯以圆滑应付为能事”,历仕五朝九君,自称长乐老人,可谓是深得其中三味。

  知识分子最悲惨的结局莫过于因“文人相轻”而导致的自相残杀,给黑暗的血淋淋的政治斗争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斯为了能够保有相位,不顾同窗情谊,陷害韩非向秦王大进谗言:“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听信了李斯的谗言,把韩非逮捕入狱,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
  袁盎与晁错同朝称臣,然由于互相猜疑嫉妒,“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终于发展到了在皇帝面前互相诋毁,彼此都欲置对方于死地。“七王之乱”刚爆发时,晁错进言景帝,袁盎受吴王金钱,说吴王不会造反,请诛袁盎。袁盎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诸侯反叛皆由晁错削藩所致,汉景帝听信了袁盎的话,“使中尉召错,枱载行东市。错衣朝衣斩东市。”
  公孙弘与主父偃也是同朝的臣子,但公孙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者,虽佯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因为一己的私利,借主父偃的小过错,向汉武帝进言“齐王自杀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司马迁从主父偃的遭遇中再次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主父偃当道,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同为读书人,有的甚至还是同学,然在名利面前,却互相攻讦,置友谊、亲情于不顾,又令人感到做人的艰辛。
  司马迁在写《公孙弘、主父偃列传》的时候,一定想到了自己的遭遇,李陵之祸本可以用金钱赎罪,免于腐刑,但“左右亲近莫为一言”,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司马迁只好去受刑,忍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令人唏嘘不已。死于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的,寒心于知识分子之间的冷漠的,主父偃、司马迁都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唐代的刘晏死于杨炎的陷害,后来杨炎又死于卢杞的陷害,历史总是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包括人生。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其如椽巨笔,剖开那一座座千年古坟,把里面的每一个文人都拉出来,曝晒在阳光下,一个个端详,一个个地评说他们的过去,沿着他们生命的轨迹,拷问着他们,也拷问着自己的灵魂:不能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你们就不会隐居江湖,以求自保吗?隐于江湖就一定能够使那颗清醒的心宁静下来吗?难道一句“难得糊涂”就能使进取火热的心麻木沉寂下来吗?扭曲、改变自己的性格,见风使舵,又怎能逃得过后人的诘责?牺牲他人,保全自己,用同伴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就能够永远心安理得地安眠于地下吗?
  沧海桑田,不变的是对人生终极目标的探索和追求,历史拖着它沉重而又执着的步伐从昨天走到了今天,又必然会从今天走向明天。时间无尽头,探索无止境,可悲的是在探索前辈生命轨迹的同时,我们也正在重复着他们的心路历程,忍受着知识分子特有的煎熬与痛苦。
  有的人本来就不清醒,你糊涂什么?有的人已经清醒了,你又糊涂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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