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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多重面孔——试论汉魏时期的疯狂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922 次 我要收藏

  按:本文选题源自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一书的启发。
  福柯声称:“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有关疯狂的客观知识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些以科学类比观点,对非理性的某些(道德的、社会的)体验所提出的说法。”如此,其《古典时代疯狂史》的意义并不是想让历史听到疯人讲话(为理性所捕捉之前的疯狂也并未留下未经变窜的见证),而是研究理性如何捕捉疯狂的历史。[1]
  由于中西思想差异巨大,自然不可能将福柯的理论结构套用以分析中国中古时代的疯狂现象。然而此书的上述思想依然值得借鉴。本文努力的方向正是通过对材料的分析,来探讨中国中古时期的秩序与观念如何捕捉疯狂这一问题。

  “佯狂”,或作“阳狂”,是中国古代一个为人所熟知的文化现象。它总是在特定的境遇中成为中国古代士人的一个姿态,一个消极的对抗方式,宣示着不满、恐惧与拒绝。汉.韩婴《韩诗外传》第六卷:“比干谏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杀身以彰君之恶,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为之,不祥莫大焉!’遂解发佯狂而去。”[2]
  既有“佯”,则必有“真”。从佯狂者“阳为病狂,卧便利,妄笑语昏乱”[3]的行为上,我们可以看出,佯狂是对“真狂”的模仿。而“真狂”,在最初,显然是一种疾病。
  秦汉时期最重要的医书《黄帝内经》,已有颇多对于疯狂的论述。
  在中医理论中,疯狂是由于阳亢火盛,人体经脉受损或是气乱引起的一种疾病。《素问.阳明脉解》以中医理论阐述了疯狂发作时的种种表现。《灵枢.癫狂篇》则已列专篇描述癫狂症状及发病特点,并且对癫疾和狂疾做出了区分。大致是癫疾偏静,狂疾偏动,但症状往往交叉难以分清,因此常常“颠狂”并称。此外,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表示“不慧”的“痴”常常与“狂”连用并称“痴狂”或“狂痴”。人们用这些词汇来形容疯狂的种种状态。
  直到隋,才以“风狂”称狂疾。隋.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列有“风狂病候”,认为“狂病者,由风邪入并于阳所为也。……故名风狂。”[4]《正字通.风部》:“风,今俗狂疾及四支偏枯皆曰风,别作疯。”[5]不论是“风狂”还是“疯”,都是魏晋之后对狂疾的称呼,而本文之所以使用“疯狂”一词为题,则是为总括上述“狂”、“颠”、“痴”之方便。
  我们还可以看到治疗狂疾的相关记录:《汉书.艺文志》载有《客疾五藏狂颠病方》十七卷[6],惜已散佚。《素问.病能论》中载有“生铁洛”[7]一方用以治疗长期发作的疯狂,汉.张仲景《伤寒论》中则针对外感热病中伴随的发狂病症列举了各种汤药治法[8]。
  显然,中国古典医学已经对狂疾有了相当水平的认识,在疯狂的成因、症状以及治疗方面都有了细致的描述以及理论解释。作为疾病的疯狂在这个时期已经确立了它的饱满形象。
  然而,中医理论同时也表明疯狂不仅仅是一种形体受损的疾病,反常的行为和言语也标示着患者精神上的缺陷。福柯指出,疯狂在病理学分类上造成的问题是:对疯狂的描述从心智力量出发,很快在越来越细的划分中遇到了道德性特征描述。[9]中国古典文本对疯狂的描述也隐然含有某种价值判断意味:
  《国语.晋语九》:“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赵简子赏之,辞;固赏之,对曰:‘……今臣一旦为狂疾,而曰必赏女,与余以狂疾赏也,不如亡!’趋而出。”[10]董安对因“狂疾”而受赏颇感屈辱,正说明了狂疾的这种道德上的负面意味的存在。所以他宁可逃亡也不愿意接受赵简子的关照。
  这种道德上的负面意味,让疯狂显现出与疾病形象相混含的另一副面孔。
  《韩非子.解老篇》认为,思虑过度会导致智识的混乱,结果“心不能审得失之地”,主体不能进行有效的价值判断,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而便“不能免人间法令之祸”[11]。他的后两个推论已越出了医学范畴,进入了伦理道德领域。而韩非强调,即使是疯狂者因丧失行为价值判断而犯错误,也不能不受到法令的制裁。疯狂在此不得不承担使主体违法致祸的罪责。但东汉王充认为,痴狂者“性已毁伤,不可如何”[12],他主张将其置于教化之外。这一个排除的手势,赋予了疯狂以伦理上的意义——被排除于伦理秩序之外的一个负面的存在。伦理秩序对精神层面上的缺陷和异常行为是反感的,在上述非残忍即冷漠的目光中,我们看到了重叠于疾病之上的疯狂的第二副面孔。
  历史,是由士人们的写作文本构成的。士人们通过选择、编排、解释或者评价赋予一些事件以意义。因而他们记述的历史不可能是一个“客观”的事件陈述。他们对事件的思考和表述,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当然摆脱不了一定的观念或价值判断、甚至诗性的想象的渗入。
  由于伦理对疯狂的反感,在先秦到两汉的历史书写中,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独立的、明显罹患狂疾的病人的完整形象。即使有一些病例,书写的关注点也集中在对疾病理论的叙述上,患有狂疾的病人,仅仅是作为医学理论或医者的观察对象而存在的。例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山跗[13],只是为了说明仓公高明的医术而作为诊治对象出现。
  然而在先秦两汉的历史文本中,还存在着疯狂的又一副面孔。
  《史记.滑稽列传》载:“武帝时,齐人有东方生名朔……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闻之,曰:“令朔在事无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为郎,又为侍谒者,常持节出使。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於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14]
  东方朔绝非身患狂疾之人,为何却以“狂人”的形象出现?福柯在《疯狂史》中写道:“古典意义下的疯狂,其真正所指并非精神或肉体中的特定变化,它所指的,比较是存于肉体变化之下,存于怪异语言和行为之下的一项谵妄论述。我们对古典疯狂所能作出最普遍和最简单的定义,便是谵妄:‘这个字是源于lira,意为犁沟;因此,deliro的本意为脱离犁沟,也就是说脱离理性之正道。’”[15]只要脱离了理性之正道,语言怪诞,行为异常,便可被视为疯狂。这种判断并不需要专业人士的意见,“疯狂之所以如此显而易见,……正是因为疯狂是一种决裂。……疯人并不以其存有(etre)显现;但如果他不容置疑,那是因为他就是他者异类(autre)。”[16]脱离理性之正道的差异,是疯狂最为普遍的特征,不合秩序的行为异常,成为辨识疯狂最便捷的途径。东方朔的举止乖越礼法、不合常理,正是人称之为“狂人”的原因。这对于我们辨析疯狂又有何意义呢?
  《汉书.韦贤传》附少子玄成传,说玄成为了逃避不测之祸,装疯卖傻,其状不堪。于是有位“丞相史乃与玄成书曰:……今子独坏形貌,蒙耻辱,为狂痴,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托名也!”[17]玄成为全身自救而装疯,以狂痴为托名之所,标示出疯狂作为一种处世伦理被选择。东方朔与玄成的“狂”,是出于某种理性考虑而选择的疯狂。我们看到,理性在这里介入了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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