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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理学狭小范阈的丰富和拓展——曾国藩哲学思想四题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844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摘要:在儒学义理、考据、训诂和经济四个学术面向中,曾国藩承继程朱之道统,把义理推到儒学学术的首位,成为理学在清代的继承人。他主张气生成论,认为禀气之不同造成了圣人之性与常人之性的差别;面对世俗生活中日益微略的常人之性,圣人应担当起教化、“复性”的天职;圣人教化的途径有二:一是格物,二是诚意。在汉宋不同学术理路的学术争执中,曾国藩以“务实”为契入点,不仅调和了汉宋之争,而且以经世致用之洋务思想实现了对汉宋学术的超拔,进而使得儒学原有的狭小、禁忌繁多的范阈得以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曾国藩;理学;格物;诚意;经世致用
  作为士大夫和一代儒者,曾国藩按部就班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在他的学问路途中,既有“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励志条目,更有“躬自入局、荷道以躬”,意欲承担晚清“中兴”大业的救世激情。就前者看,曾国藩对自己约束非常严厉,他不跟恶社会跑,立个标准,渐次从自己做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气派。这些可从其与朋友往来的书札中考见。就后者讲,曾国藩处于清政府陷入深重的政治和文化危机之时,时局几至于不可收拾之地步,他以对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又翼借西学以自强的积极主张,对晚清时局的解危救困做出了贡献。中国古人历来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作为人生之理想,曾国藩即因“道德、文章、事功”都比较完满而被誉为“末世完人”。曾国藩不仅给后人带来了人格上的魅力,也给儒家文化带来了新的榜样寄托。正因为如此,时下文化思想界兴起一股关于曾国藩的研究热潮。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功利层面,其浓烈的用世心理和狂热的功利性情溢表于外。在此,笔者拟通过四个方面来就支撑这位“末世完人”精神世界的哲学思想做些探讨。对其哲学思想探讨的现实目的有二:一是填补时下曾国藩研究中较为虚乏的一面,以增加整个曾国藩研究的哲学厚重感;二是冲淡时下曾国藩研究中的用世心理,减少相关研究中的功利因素。当然,这两个方面都是以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为依据的。

  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但,在儒学诸多的学术面向中,曾国藩所毕生研究和服鹰的只是理学。自31岁始向理学大师唐鉴、倭仁学习理学后,他便开始以“道学先生”自居。历时性地看,“义理”、“考据”、“经济”、“辞章”都是儒学的重要学术面向,但曾国藩认为,虽四者均是儒学题中之意而不可缺一,但对于如此庞富的内容,人的一生不可能“遍观而尽取之”,而只能“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的“义理之学”。(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205页)“义理之学”被曾国藩推上了儒学学术的首位,成为统摄其他学术面向的核心。当然,曾国藩所谓的义理既不是心学之义理,亦不是实学之义理,而是程朱所阐发的理学之义理。他说:“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同上)
  曾国藩不仅对于义理之学坚信不疑,而且对于理学人物也不乏褒扬之辞,甚至当这些人受到攻讦时,不惜全力为之辩护。他说:“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同上,第58页)曾国藩认为以程朱为代表的上述宋代诸子“上接孔孟之传”,承继着原始儒学之肯綮,其义理合于儒学原典之原则。因此,即便程朱等大师的言论有所欠缺或不当,今世学者理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为其修补和完善,而绝不可采取“屏弃群言以自隘”因其小过而完全否定之的偏狭态度。照着曾国藩的逻辑,“屏弃”程朱理学即是“屏弃”孔孟所开创的原始儒学。可见,曾国藩不仅崇奉儒学义理的学术面向,而且以理学诸大师为原始儒学之正传和道统。前者是逻辑的,就“道”而言说;后者则是历史的,就“统”而讨论,因此,就儒学之“道统说”来论,曾国藩属于程朱理学的信守者这一点已无可置疑了。
  就其整体思想来看,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言行举止无不以宋儒程朱之学为根本,不过,程朱理学虽为其思想的重心,但曾国藩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的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之思想亦有许多的汲取。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时代思潮,宋明儒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在这三个学术派别当中,曾国藩固然恪守程朱理学为学宗,但他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讼,他认为,虽然程朱理学得儒学之正传,但陆王心学亦江河不废之流,并不是毫无意义之废话;因此,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共同推进儒学的发展。进而,曾国藩还转而诉求于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这也正是他之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曾国藩,2003年,书札,第691页)的缘由。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亲自校阅并组织刊刻了《船山遗书》。基于此,对曾国藩一生治学始终坚持“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20页)的原则便不难理解了。
  以程朱理学为基点和立场诉求于张载和王夫之的气学,只是曾国藩在宋明儒学框架内对气学资源的一种共享;事实上,曾国藩虽承继了程朱理学的传绪,但他的思想已超出了理学乃至宋明儒学的樊篱,表现出明显的调和汉宋、博采众长的倾向。曾国藩虽把理学作为儒学学术的首位,但他的思想并未局限在理学的范阈之内,他对儒学的其他三个学术面向都力持无所偏倚的态度。面对汉宋之争,曾国藩曾言自己虽宗宋儒,但亦不废汉学。他明确表示自己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曾国藩,2003年,书札,第692页),并提出以“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即他所言的“礼治”来“通汉宋两家之结”。(曾国藩,1990年,书信,第1576页)当然,曾国藩“兼综汉、宋”的一贯之道仍是“礼”,即程朱理学,故“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清史稿.列传一九二)因此,曾国藩曾极力推许清初的经学家秦蕙田,原因之一就在于秦的《五礼通孝》可以通汉宋两家之结,渐息汉宋两派之争。此外,曾国藩在文章方面非常崇拜清文学家姚鼐,他甚至认为自己就承继了姚鼐的文章统绪。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针对乾嘉汉宋之争,姚鼐试图引入汉学家求实、考证的实证学风以弥补理学的空疏和腐弱,曾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事合一以调和汉宋。姚鼐的这一思想颇得曾国藩的赞同,遂曾国藩认为“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曾国藩,2001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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