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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人学思想的三重性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758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摘要】韩愈一生弘扬儒学,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人学思想内容丰富。针对当时佛道盛行,他著〈原道〉〈原性〉等宏文,提出仁义道德、性情三品等思想,以振兴儒学,他的人道仁义思想还是人性理论的提出,都是力图解决社会当时的危机和政治昏朽,试图维护自己所处的朝代的政治制度的集权和复兴儒学思想中社会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儒家人学思想的延续、继承和拓展。
  【关键词】韩愈;人道;人性;人伦
  中唐时期,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藩镇割据,权臣倾轧之状况有增无减.安史之乱以后带来的影响沉重,生产力破坏,物质缺乏,物价飞涨.朝廷昏庸,宦官专权,社会政治腐败.改革变新难以进行.另一方面,佛教道教势力日益蔓延,尤其信佛佞僧风气犹为奇重.韩愈一生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中唐五朝皇帝,这一时期的背景和韩愈自己的人生经历感觉到要结合现实社会,真正求圣人之志为己任,“冀行道以拯生灵”关心世道人心,民生疾苦,用“先王之道”来拯救当时混乱的政治和颓废的民风.韩愈认为必须要重新振兴儒学,强化儒学的正统地位,拒斥魏晋以来流传于广的佛道思潮,必须给人道仁义“定名”赋予儒家圣教内容,韩愈首创“道统”学说,倡导古文运动。而这一切他是为了解决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从思想上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保证全国范围内实现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避免政治政局的动荡。韩愈敏锐的察觉到佛道的思想有着不事君父、不担赋税给社会带来了经济损失和离心倾向的消极面,而这些消极面在藩镇割据和动乱中已经充分暴露。韩愈认为应该要大大调整儒释道三者关系,必须大大提高儒学的正统地位。
  韩愈在人道仁义方面,认为儒家道德乃是以仁义为具体内容,着重以仁义规定道德,以仁义充实道德,注重“定名”。他明确了儒家道德的涵义和重要标志,并把道德赋予了儒家社会规范的性质,以用来拯救颓废的民风,恢复社会“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信仰。
  在人性情欲方面,韩愈提出了“性情之品有三”的学说,从人性分析出发,通过分析人性,来解决对人民教化问题,从人性上寻找拯救社会的本质依据。以因此来反对佛道二教的性情之论,弘扬儒家行为规范。
  在人伦社会方面,韩愈最关心的如何改变社会的现状,解决佛道二教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问题。他认为首先要正位纲纪,整合社会。他在批判佛教的清静寂灭的同时也构造了自己理想中的社会模式。在这社会模式注重“正位”,从人生人文人伦等方面赋予儒家憧憬“大同小康”的模式。
  韩愈的人学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儒家人学思想的延续、继承和拓展,也是针对当时儒释道的争斗和社会危机所提出的社会思想。他的人道仁义思想还是人性理论的提出,都是力图解决社会当时的危机和政治昏朽,试图维护自己所处的朝代的政治制度的集权和复兴儒学思想中社会规范。可以说在他的人学思想也是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内涵:以伦理价值为中心、以社会国家为本位、以义务至上为准则、以民本主义为依据、以完美人格为理想以及以世界大同为归宿。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人学思想呈现出三重性,表现出对人道的追求、对人性的透析和对人伦的关注。
一、人道仁义的定名倡导先王之道
  韩愈自述一生口不绝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绝.对儒学“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进学解》)。史家赞扬他“深深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拨衰反正”、“可谓学道君子也”。韩愈在茫茫迷雾的儒学里,所“旁搜”和“远绍”的“坠绪”和所“推寻”、“深探”的“本元“正是中国传统儒学的先王之道,就是孔孟的仁义道德的人道定名。[1]
  在韩愈看来,儒家的基本原则是仁义,而仁义最基本的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以什么样的精神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等等[2],也就是人道。儒家的道德原则在人道中被赋予了充实的内容。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指出:“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这里韩愈给仁、义、道、德下了定义,仁义二者有其特定的内容,是儒家所特有的;道德二者的意义比较宽泛,哪一个学派都可以用,对“仁”韩愈用“博爱”释之(与孔子“仁者爱人”相通),意即对人充满关怀和热爱,始于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进而推及于任何人“泛爱众”;这种“博爱”的心情必须通过行为表现出来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如得体适宜,即是“义”(与孔子“克己复礼”相通)。所以仁、义二者,一表现为内心修养,一表现为行动。按照仁义的标准去做即是“道”,不必要外界的帮助和安慰,切实具备仁义,达到自得自乐的地步,即是“德”。韩愈在这里是用“仁义”来限制“道德”,用“仁义”来充实“道德”。[3]“道德”是以仁义为具体内核,“其道易知,其教易行”,能够达于四海,通于万世的“天下之公言”。而真正能体现“仁义”原则的是“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的“圣人”。韩愈弘扬仁义,给仁义道德寓于“定名”作为儒家总纲,其理论完整表现在韩愈以《大学》为纲领的儒学思想体系中,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用“将以有为也”的仁义道德,贯通内外两个方面,融二者于一体。
  韩愈对历史上儒学受到多次挫折表现了极度的感慨。为了倡导先王之道的崇高和悠久,给仁义道德寓于“定名”。他创造了对后世儒学发展颇有影响的“道统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以此“道统”为理论依据,力图恢复儒学在社会中的正统地位,同时以“道统”为人道价值标准,定名仁义道德,倡导先王之道,以存于内的“仁”到见于行的“义“来核实人道之本。
二、人性情欲的三品规范善恶标准
  韩愈十分注重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问题,分析如何依靠伦理道德力量协调人际关系。他认为,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解决途径不在于外在的礼法纲常,而是靠内在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之心。那么,人的内心是否能够具有约束自己行为的素质和能力以及人的本性如何,对此,韩愈主要针对佛教的人性论,提出了“性之三品,情之三品”的学说,用之衡量人心善恶标准,推进儒学仁义道德教化之过程。
  韩愈认为人有性有情。“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性者五,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也。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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