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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国学”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982 次 我要收藏

  90年代以来,“国学热”在国内勃然而兴。传统典籍读本倍受青睐,“国学”刊物流行于市,“国学”丛书目不暇接,一些大学建立了国学研究机构、开设“国学概论”课程。从主流而言,这自然是研究传统文化的有益之举。如果对此稍加省思,也会发现其中不无遗憾,如“国学”概念,多数学者认为“国学”就是“中国的学术”或“中国传统学术”,但其内容仍缺乏明确界定,不无模糊之感。这里,追本溯源,回顾历史,或许不无裨益。
  “国学”兴起于本世纪初,大盛于二三十年代。许多卓有成就的国学家对此也未明确界定,仅依各自理解进行研究。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为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钱穆《国学概论.弁言》第1 页,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国学”确是“一时代之名词”,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时过境迁,回顾此时“国学”的实际情形,仍不难发现其基本内涵和外延。
  我国古代所称“国学”,乃指“太学”,即国立学校,与近代概念绝然不同。秦汉以前,学术以“教”或“家”分类,而不称“学”。西汉末年,刘歆作《七略》,始称文学训诂研究为“小学”,于是有“学”之名,此后有了经学、玄学、理学,等等。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源自日本。19世纪末,在西学和“欧化主义”刺激下,日本思想从世界文化格局中重识本国文化,出现了提倡“国粹”、“国学”的言论。对于中国文化,日本学术界也有不无贬义的“支那学”。这自然感染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黄氏主张先作“国学史”。由于黄的意见,梁启超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
  此时力倡“国学”者还是国粹派。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第3期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次年1、2月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参加者多为中国同盟会会员或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国学”、“国粹”两词难分轩轾,都流行于20世纪初年,蕴含爱中知识分子文化反思的意义。他们把文化传统冠之以“国”,包含了深厚的爱国情结。当然,两者内涵不无差异。“国粹”以“国学”为依托,而“国学”更为宽泛。一般来说,“国粹”的重心在“粹”,不无保守色彩,以国粹派为代表;“国学”的实质在“学”,没有明确的思想倾向,论者包括国粹派及其以外的许多学者。
  关于“国学”的定义,1906年,邓实在《国粹学报》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他强调了国学的致用性,又把“国学”当作“一国所有之学”,概念较为宽泛。事实上,“国学”一词泛指中国传统学术,外延则因语境变化而有差异。他们有时凸显诸子学,有时重视经学,却始终未以儒学或经学代替国学,而是以经、史、子、集为基本内容。国粹派学术重镇刘师培较重视儒学,也没有以儒学代替国学。他的《国学发微》没有界定“国学”,重点分析儒学的流变,也涉及子学。这与邓实强调“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亦国学”的主张基本一致(邓实《古学复兴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 卷上册,第59页,三联书店,1963年)。最有影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不例外。
  国学保存会成立时,章太炎正系狱上海西牢,没有参与其事。然而,他是国学保存会及国粹派的思想领袖。因此,他的“国学”概念颇具代表性。他一生多次讲演“国学”,而较系统、重要的讲学则有三次:
  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鼓吹反满革命,又注重研究国学、发扬国粹。是年9月,留日青年成立国学讲习会,公认章氏为“国学界之泰斗”,请其讲授国学。他们宣布讲授内容“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此外,“先生治佛学尤精,谓将由佛学易天下,临讲之目,此亦要点”(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 卷上册,第501-502页)。可见,章氏所讲“国学”主要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历史(章太炎认为“国粹”“可分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见1906年7月15日《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6页。可见,此时,章氏“国学”、“国粹”概念基本相同)。他把经、史、子、集研究包括于“国学”之内,尤重阐明治学途径。1922年4至6月间,章太炎在上海讲“国学大概”和“国学派别”10次。每次听讲者数百人至数十人不等,报纸广为宣传,形成章氏第二次讲学高潮。讲学内容由曹聚仁记录整理成《国学概论》一书,涉及经、史、子、集,但以经、子为主,此书“概论”部分阐明作者有关“国学”的几个见解。此书第二部分讲“国学之派别”,其中“经学之派别”以古文经学为主,“哲学之派别”以先秦诸子和后世儒学为重点,“文学之派别”则述历代文学成就(章太炎《国学概论》,曹聚仁整理、汤志钧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1997年)。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所讲内容最为丰富、系统,体现其晚年的学术总结。讲稿后经多人整理出版。这部讲稿约16万余字,比以前的《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篇幅为多。全稿共分“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5部分。他在重视传统学术方法(如文字学)的同时,仍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为“国学”中心内容。这反应了晚清“国学”概念的主流。
  “五四”以后,“整理国故”风行一时。“国故学”一词流行开来,大有取代“国学”之势。“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国粹派差异甚大,编成《国故学讨论集》的许啸天说:“‘国故学’三个字,还算是近来比较的头脑清晰的人所发明的。有的称‘国学’,有的称‘旧学’,有的称‘国粹学’。”(《国故学讨论集新序》第3页,《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群学社1927年版)
  何谓“国故学”?吴文祺认为应区分“国故学”与“国故”,“国故”是材料,而“国故学”是一种科学。“用分析综合比较种种方法,去整理中国的国故的学问,叫做国故学”(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41页)。他们所谓“国故”是指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整个传统学术本身。而“国故学”则是对其进行客观的研究、阐述。因而,曹聚仁承认,“习常之目‘国故’殆和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包外延”(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60-65页)。事实上,传统学术本身也包含历代对前人的“研究”,“国故学”一词凸显“研究”“整理”,只是强调了对传统糟粕的扬弃。“国学”继承考据、训诂、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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