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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干与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研究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169 次 我要收藏


  嘉业堂主人刘承干(1882—1963),字翰怡,号贞一。1882年出生于南浔。1911年,刘承干为“避难”迁居上海,开始了他的藏书生涯,“客居海上二十余年,斥资三十万余,共得书籍六十万卷”,[ii]成为近代私家藏书的显赫人物。
  那么,刘氏为何能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从身无数卷而成为近代藏书量最丰富的私人藏书家呢?
  首先,刘氏藏书时代公共图书馆运动已经声势浩大,但私家藏书业并未完全失去存在的基础,嘉业堂正是新旧交替历史时代的产物。
  其次,湖州一带民间素有藏书之风,自古以来多藏书家,所谓“上自都门,下殆海舶,苟得一善本辄蛛丝马迹缘沿而购取之”[iii]就是最好的写照。项士元在《浙江藏书家考略》中也说:“以地域言,杭、嘉、湖、宁、绍五属为最盛,台、温次之”,而“嘉、湖之间,藏家尤盛”。[iv]根据吴晗的不完全统计,湖州历代入流的藏书家有沈约、丁朴等24人,[v]清末四大藏书家中也有一家是湖州的。
  再次,刘承干藏书业的兴起与其经济实力的雄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时刘家已是南浔巨富之一,被列于“四大象”第二位[vi]。据周庆云《南浔志》记载,刘承干的祖父刘镛先“执业于棉绸店”,后因嫌收入不多,转而从事湖丝生意,“不数年业翔起,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微镛几殆晚年,富益不资。”据说家财已达一千万两白银。刘镛死后,刘承干并得到其继父、刘镛长子刘安澜的份产,顿成豪富。且刘承干本人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地产商,这一切均为其藏书、刻书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刘家读书、著述的风气比较浓厚,刘镛虽然“少贾未尝学问,然多宾接儒林魁石类。”[vii]长子刘安澜“好博涉,尤好本朝人著述……,乃备征诸集,创为略例,自顺治始道光止,于是有《国朝诗萃》之辑。”[viii]次子刘锦藻就是《皇朝续文献统考》的作者。刘承干本人也极好读书和版本目录之学,因此有志于藏书也就能够理解了。
  第五,辛亥革命以后,江浙旧家大族纷纷避居上海,大量散卖收藏的古籍。一时之间,“藏书家与书贾,群视此为贸易之场。”[ix]而且,一些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齐集上海,使他藏书的鉴定、校勘工作有了得力助手,如缪艺风、叶昌炽、张元济、沈曾植、董涛、王国维、罗振玉、劳乃宣、吴昌绶、冯煦、况周颐等均为刘氏的藏书、刻书作出过贡献。

  1910年至1924年嘉业堂藏书楼建成为刘承干藏书业的兴起阶段。
  刘承干的藏书业发轫于1910年参观南洋劝业会之时,据刘承干先生后来回忆说:“宣统庚戌,南洋开劝业会于金陵,货骈集,人争趋之。余独徒步状元境各书肆,遍览群书,兼两载归。越日书贾携书来售者踵之,自是即有志藏书。”[x]其萌发藏书之意源自于两大目的:一则为助生父刘锦藻编著《皇朝续文献通考》,二则为完成继父刘安澜未竟事业,使《国朝诗萃》能早日杀青。因此,刘承干最初以清代掌故和诗文集为藏书的重点。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侯马贵胄亡命上海,“或流冗不得归,则争贷所储书籍,以易钱米。”[xi]这为刘氏的藏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便“博收广取,无求不给”。[xii]当时北方徐世昌为编《晚晴簃诗汇》也在大量收购清代诗文集,形成刘徐南北争购的局面。而刘承干挟雄厚财力,愿出高价,“凡书贾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置。”[xiii]所以,“书估踵门如市。”[xiv]不数年,购进了几十家藏书家所散之书 “几有海涵万家之势”[xv]了。
  由于刘承干购书出手大方,因此它的藏书多为书商主动送上门的,也有相识的藏书家介绍转卖的。常上门的书商有博古斋主人、绰号“柳树精”的苏州人柳蓉春,“翰怡夜示续传灯录二册,博古斋送阅”。[xvi]有“书林怪杰”江宁人钱长美,有杭州人陈立言、李紫东,还有上海、杭州等地的其他书商,他们为刘承干送来了几十家藏书家所散之书,综而言之,主要来源于以下各家:
  1、缪荃孙的艺风堂藏书。“艺风之守山、学津两巨编,亦归于刘”。[xvii] “艺风以精椠易米,翰怡持函目见示……,共宋本十四种、钞本四种”[xviii]等。
  2、郭调元的藏书。“南宋本班范两书,……本朝自艺芸书舍归于郭筠仙侍郎,翰怡专人辇金至长沙载归”[xix]等。
  3、缪蘅甫东仓书库藏书。“翰怡出示群籍,皆书肆送来样本,太仓缪蘅甫旧藏也”[xx]等。
  4、孙问清的藏书。“翰怡出示西涯十二咏诗意图,……冯莲塘前辈旧藏,归孙问清同年,问清近染心疾,其家持以出售,索三百金,又新序黑口密行本,云元刻”[xxi]等。
  5、卢青厓抱经楼藏书。“又以书目大小九册见示,云是鄞中卢青厓抱经楼所藏”。[xxii]“翰怡又以抱经楼续来八册见示”[xxiii]等。
  6、朱氏结一庐藏书和书版。“毛氏本义十六卷,精钞本,收藏有……唐栖朱氏结一庐图书记,朱文大方印”,[xxiv]“夜翰怡又赠书十三部三十五册,……以上皆仁和朱氏结一庐所刊,翰怡得其版付印”[xxv]等。
  7、独山莫氏藏书。“翰怡出示旧本,书皆有影山草堂藏印,独山莫氏之书尽出矣”。[xxvi]“说文字原一卷,有莫友芝图书印,朱文方印”[xxvii]等。
  8、宁波天一阁藏书。“箬溪疏草六卷,明嘉靖刊本,此书天一阁旧藏”。[xxviii]“疑狱集四卷,嘉靖刻本,天一阁藏书,用明公牍纸印”[xxix]等。
  9、丰顺丁氏持静斋藏书。“皇极经世索隐二卷,丁氏持静斋旧藏”[xxx]等。
  10、清内阁大库藏书。“东坡先生后集残本,……薄棉纸,淡墨印,旧为清廷内阁大库藏书”。[xxxi]
  此外,归诸嘉业堂的还有吴县顾氏艺海楼、吴昌绶双照楼、王氏彊学簃的藏书等,至于其他小藏家藏书更是不胜枚举了。
  在收购古籍的同时,刘承干还花费大量钱财请人抄书。其中以《清实录》、《清史列传》最为珍贵。《清实录》是清代官修的编年体史料长编,当时全国仅有一部正本保存在北京故宫,1920年,刘承干雇人将此书抄录出来,据说,“抄校之费,殆近二万金”,[xxxii]这部抄本即为国内少见的副本之一。《清史列传》也是刘承干雇人从北京国史馆抄录出来的,它是定本《清史稿》的底本,其中的二千余篇传记未被赵尔巽的《清史稿》收录,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由于两部抄本价值极高,因此成为嘉业堂的镇库之书,人谈嘉业堂必言二书。
  这一阶段,刘承干在藏书的同时,还刻印了大量书籍,“即使孤本,也从不自秘,而是拣有价值者刻板印刷,广为流传”。[xxxiii]他的刻书从民国二年即已开始,“先后梓印不下百数十种”。[xxxiv]《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求恕斋丛书》、《留余草堂丛书》的大部分,影刊宋本四史的前三史,《嘉业堂金石丛书》、《辽东三家诗钞》、《章氏遗书》等都是这一阶段刊印的,但多为随刊随印,并未结集。就几部丛书的选辑来看,其主题各有侧重,“有曰《嘉业堂丛书》着,则聚萧齐以后罕传之撰述,以津逮后学也;有曰《吴兴丛书》者,则搜其乡先辈之书,以存乡帮文献也;有曰《留
余草堂丛书》者,则择先儒性理格言诸编,以扶翼世教;而《求恕斋丛书》则最录近时人著述”。[xxxv]
  刘承干的刻书态度是严肃的,“每决定刻印某一种书,事先必请专家鉴定,专家推荐以后,再请对这门学问最有权威的学者校订稿本。”[xxxvi]然后请名人作序作跋。《吴兴丛书》的跋多侧重作者生平、所刊书的内容和得书过程。《求恕斋丛书》的序则重学术源流、得书刊印过程,而《嘉业堂丛书》的序偏重校勘之学。
  刘氏印刷的书一般“是由南京姜文卿、扬州周楚江、湖北陶子麟、北平文楷斋等刻书处刊刻的。”[xxxvii]其中较为难刻的珍版宋本则送擅长临摹各类字体的饶星舫写样,然后交给“能刻仿宋及软体字者”、[xxxviii]“精妙不弱于东邻”[xxxix]的黄冈陶子麟刻板印刷。如刘承干以红梨木刻成,每部价值高达三百元、深受学者欢迎的宋刊四史,即是饶、陶的经典之作。“《史记》蜀本首册校毕,自卷二后即可依次而及,为饶讯芳携归黄冈。”[xl]“写样之时,饶星舫以潘本互勘。”[xli]“陶为鄂渚乎民,善仿宋,……翰怡延之来刊四史。”[xlii]刘氏所刻的书因此以不惜工本、精益求精而为当时文化人称道,王汉章在《刊印总述》中称刘承干的刻书是“近三十年来,木版家刻书之最精者”,是“近代中国木刻书之代表者”。[xliii]
  1920年,刘承干经过十年的购书、抄书、刊书,所收藏书的数量已相当可观,其上海寓所的储书场所—求恕斋已是书满为患、聚荟如山。为使苦心搜集而来的古籍善本得到妥善保管,刘承干在南浔刘氏家庙旁,“购地二十亩、斥金十二万,建设斯楼为藏书之所”。[xliv]藏书楼于1920年破土动工,历时5年于1924年冬建造完成,取名嘉业藏书楼。“嘉业”二字源于溥仪赐给刘家一块九龙金匾上的文字,这块金匾的得来是由于刘家“于光绪奉安时,捐纳巨资以助种树,奉御笔赐以钦若嘉业之名”。[xlv]
  那么,刘承干为何要将藏书楼建在离上海有二百里之遥的南浔,而不就近建于上海呢?这要从其“非徒藏之,又将谋所以永其传”[xlvi]的藏书目的来理解,而在宗族观念浓厚的刘承干看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隶之义庄,与宗人共守之”,[xlvii]也就是说,只有将藏书楼建在家乡,才能使藏书永远流传下去。

  嘉业堂藏书楼的兴建,是刘承干藏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标志着他的藏书事业已臻于全盛,这种繁荣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34、1935年。在这一时期中,刘承干的藏书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藏书楼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作制度并对所藏图书进行了整理编目、对外业务往来也达到了最高峰。
  藏书楼落成后,大江南北的书商纷纷闻风而来,刘承干则是来者不拒大量收购,藏书数量一日三增,至1930年左右刘氏停止购书时,总藏量已有二十万册六十万卷。那么,这些藏书有些什么特点呢?概而言之,约有数端:
  第一,藏量丰富,号称六十万卷,其规模是其他私人藏书家所不及的。如宋代藏书量最丰富的鹤山学院藏书十万卷,明代大藏书家毛晋的汲古阁和目耕楼所藏仅八万四千余册,大名鼎鼎的天一阁藏量也只有七万卷。再看晚清四大藏书家的藏量:海源阁盛时为二十万八千三百卷,铁琴铜剑楼十余万卷,皕宋楼十五万卷,八千卷楼一万五千余种。因此,时人说嘉业堂藏书楼“晖丽万有,倍足空前绝后”。[xlviii]
  第二、藏书以明清诗文集为主。由于刘承干藏书的最初目的,一是为其生父编著《皇朝续文献通考》,二为完成继父《国朝诗萃》的编纂工作,故藏书品种的选择重在一个“用”字,而不是专重宋元版本之“收藏鉴赏家”。因此,成为当时明清文集的收藏大家,所谓“其时风气,明清两朝诗文集,几乎无人问津,苟有得者,悉趋于刘氏”。[xlix]就楼藏分析,有明刊本二千种,“其中明人集部约六百种,许多为四库未收”。[l]清刊诗文集五千种。而宋本“总计七七,复本五种”;元本“总计七八,复本五种”,[li]重明清、轻宋元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藏书重史部、集部,轻经部、子部。藏书中经部计501部21411卷5648册,史部1685部56003卷2005册,子部1133部29052卷13021册,集部4482部83236卷34828册,这一特点自然也与其藏书目的密不可分。
  第四、乡邦文献搜集丰富。楼藏地方志约有四千种,除去复本,计有1158部32522卷15957册。其中海内珍本有62种,还有不少其他类型的地方文献。
  第五、收藏有众多抄校本和稿本。抄校本大约2千种,而明抄《永乐大典》42册、《明实录》500册、刘抄《清实录》、《清史列传》、红格写本《宋会要》等均被誉为海内孤帙。稿本中较为珍贵的有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焦循手书诗稿、刘喜海《金石丛稿》等。
  嘉业堂藏书楼就性质而言属于旧式私家藏书楼,没有订立过如公立图书馆般严密的规章制度,但藏书楼在日常管理中,实际上还是形成了一些制度。以编目部为例,计设职员四人、工友四人管理。藏书楼并设有读者阅览室对外开放,如有熟人或名人介绍,国内外学者均可以来看书、抄书。在这一方面刘承干比较开明,只要有人介绍,连宋版书他都愿借,不仅允许借抄,还答应免费借去翻印。《浙江图书馆馆刊》4卷3期底页有一出售万历《仙居县志》的广告,“原本为嘉业堂刘氏所藏,历劫仅存,允为人世瑰宝,近由邑人李镜渠设法向刘氏借抄。”在藏书楼的阅览,由“专人取书,一般客人只能在平房借阅”。[lii]
  藏书楼成立以后,有职员四人进行管理:编目主任周子美,月薪30元,任职8年,1932年至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后,由助手施维藩(韵秋)接替。另有嘉兴人王善继负责刻制大小书箱和书橱并兼管庶务,二人月薪均为20元。还有刘承干的堂弟刘君实专司清点卷数、敲盖图章等事,月薪16元。工友四人,分管门房、厨房、花园和打杂,月薪10元。[liii]加上其他费用,书楼日常开支一年约为三千元,主要通过“置田若干亩,取息以为常费”[liv]来维持。
  这一时期藏书楼的任务除了接待来宾、刊印书籍外,还着眼于编订书目和对外交流。早在藏书楼建立之前,刘承干已请人编《嘉业堂藏书志》,此书初由缪荃孙编撰,缪过世后由董康续任,董在缪稿基础上,一则作了大量的删削,二则着重于增补刘承干1919年以后新买之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最终并未完稿。
  藏书楼成立后,周子美、施韵秋二人主持整理嘉业堂的全部藏书,并编订藏书楼藏书书目。书目体例仿《四库总目》但又有所变通,共分为经、史、子、集、丛书、志六大类。经部细分为正经、书、礼、春秋、五经总义、四书、小学等类;史部细分为正史、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类;子部细分为儒、法、农、医、天文、算学、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道家类;集部细分为别集、总集、词曲类;丛书部细分为前代、近代、现代、郡邑、汇刻类;志部不分细类。经过前后五年的努力,编成目录十二册:经、史、子、方志、补编各一册,集部明代以前一册、清代二册、总集及丛书合一册、抄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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