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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与创新——从文化治疗学的角度省思道家哲学的现代义涵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987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通过「为什么当代哲学中没有出现新道家?」的反省,指出当代道家学术研究,因为方法学工具的差异,以及诠释预设的批判不足,所以理解分歧,无从建立共识以取得与现代文明接榫的契机。因此,本文基于诠释方法学的考虑,针对当代道家研究的分歧,逐一疏清,发现道家哲学应该从「存有」与「价值」同一这个特点,确认为一种富于存有学理趣的智慧形态。然后,再经由文献还原的程序,以老子《道德经》为例,指出道家存有学的展开,基本上是用于各种文明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它应该进一步征定为「文化治疗学」(Therapy of Culture),以凸显道家义理形态的性格。最后,再藉由海德格(M. Heidegger)「存有」与道家之「道」的对比,指出当代文明的危机,主要来自于科技的独大,威胁到天、地、人、我此一共命结构的平衡与和谐,因此,重新为当代文明注入生机,端在于我们现代人能否通过道家修养,重返真常大道的怀抱。并于结论中,指出道家对文明的省察,最可贵的洞见,即在于揭示一切人文的制作,均必须归本于天、地、人、我此一共振和谐的造化秩序,否则,文明的创新,只是不停地变易,并不能实现生命最终的理想。
  关键词:道家(Taoism)、存有学(Ontology)、文化治疗学(Therapy of Culture)、秩序(dynamic harmony)、创新(creativity)
一、为什么当代哲学没有出现「新道家」?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化东渐,古老的中国面对此一三千多年未有之巨变,在欣羡西方科技文明之余,也逐渐丧失了对自家文化的信心。回顾百年来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发展,能够本于自家学术传统,一方面对西方文化有所吸纳批判,另一方面对当代中国的沈痾有所疏导澄清,进而阐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价值,恐怕就只有「当代新儒家」了。[1]
  「当代新儒家」作为一种思潮、学说,在战火频仍,「现代化」的口号震耳欲聋的时代中,居然一枝独秀,除了儒学深厚的学术传统本来就保有一些历久弥新的智慧内容,足以与西方文化抗衡,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新儒家」的阵容中,人才辈出,老一辈的唐君毅、牟宗三,年轻一辈如杜维明、刘述先,均通晓中西哲学,因此,在讲论益精的情况下,不但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主流,即使在西方哲学界,也为儒学争取到一席地位。只是令人不免好奇的,为什么与儒家一起庇护中国人心灵的「道家」,在混乱的当代中国思想界,却相形黯淡,既不足以与「新儒家」分庭亢礼,也无法重演魏晋玄学的盛况。
  为什么当代哲学中「新道家」缺席了?难道以老、庄为主的道家思想,真的是无法经历时间的考验,不再能扣击到当代人的心灵与经验?事实上,当代投入到道家学术研究的人才与著作,并不逊于儒学研究。而且,长期以来,西方世界更视「道家」为最能代表中国哲学的思想,以《老子》为例,「几乎每隔一年有一种新译本」[2]。尤有进者,廿世纪西方最富原创性、影响也最大的哲学家(Martin Heidegger),数度表示他用以批判西方整个文明的「存有思惟」(thinking of being),其实老早就蕴蓄在中国道家老子、庄子有关「道」的体验中 [3]。因此,「新道家」在当代哲学中的缺席,并不是老、庄智慧不具有现代意义,而是我们现代诠释者,在解读《老子》、《庄子》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撑开一个融合古今中西的意义脉络,使道家哲学与当代文明接榫,释放出老、庄智慧诊断、治疗当代人各种文明经验的力量。
  职是,本文之作,首先要回顾当代学者在道家研究方面的成果,批沙捡金,辨识道家哲学的义理归属。其次,以《老子》为例,在展开其核心思想之后,经由老子与海德格的对比研究,借力使力,将道家思想在廿一世纪人类文明中的洞见与慧识,扼要勾陈出来。至于,所见是否允当,尚祈海内外方家学者指正。
二、本尊与分身──当代道家研究的回顾与检讨
  大体而言,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不论是海峡两岸,还是西方学者,在道家学术研究方面,不可谓不丰。但是,自觉地站在道家哲学的本位上,评古论今,卓然自立的论述传统,却始终没有出现。以华人世界为例,参与研究的重量级学者,如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等,均另有关怀,因此,虽然不乏论说精辟之作,但是却始终无法凝聚共识,展开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我们检视近年来有关道家研究的成果,约略分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向与议题:
  1.道家经典的校刊与训诂
  2.道家思想的流衍与发展
  3.道家义理性格的归判与诠释
  首先,关于道家经典的校刊与训诂,由于敦煌本子、汉墓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以及最近战国郭店《竹简老子》的闻世,使许多学者都投身到校刊的工作中 [4]。这些研究自有其一定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对先秦道家思想的流变、发展,提供了一些新材料,但是对哲学义理的阐幽发微,并未带来重大的冲击。因此,在数量上这方面的著作虽然累积的最多,可是对道家哲学的阐扬,却乏善可陈。
  其次,有关道家思想的流衍与发展,在性质上属于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在说明先秦老子、庄子到汉初黄老之学,其间思想的流变与转折,即:原始道家思想究竟经历过那些人物,以及什么特殊机缘,才形成汉初黄老的蜕变。据作者个人观察,这个课题以大陆学者的研究做得比较勤,台湾地区只有近几年才有人投入心血。严格说来,中国古代哲学的变迁发展,迄今仍存在着许多谜团,如果没有更多文献的印证与支持,许多的解释都带有臆测的成分。尤有进者,思想史的解释,固有待于资料、证据,但是,解读资料、证据背后的「史观」、理论预设,有时更扮演关键性的地位。大陆学者长期以来,习于「唯物史观」来解释思想史,不但无助于历史真相澄清,反而会严重的影响到道家义理形态的判定。
  事实上,当代学者在道家研究上,不能形成共识,问题就出在解读经典过程中,未经反省批判的程序,就径自从个人预取的理论立场,判定道家义理性格的归属。我们检视当代学者的作品,发现学者们的歧见,主要集中在下面两个议题上,即:
  1.道家之学究竟有没有形上学的蕴含?
  2.如果我们原则上承认道家具有形上学的蕴含,那么,道家形上学的义理性格究竟应该如何归判?
  第一项问题,反映出「国学进路」与「哲学进路」的纷歧。一般而言,治哲学的学者看到《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5]、「道生之,德畜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6],认为老子心目中的「道」,显然担负着万物存在变化的说明之责,因此判定道家哲学具有形上学的向度。可是,传统治「国学」的前辈,如大陆文献学学者张舜徽,就旁征博引,反复辩说:
  大约在我国古代贵族政治和大一统政府的帝王,都有「南面」之称,「南面术」便是他们怎样驾驭臣下、压制人民的一套手法和权术。这种术,周秦古书中,名之为「道」;古代有人把这种术的体和用,总结出一套有系统的理论,便是「道论」;宣扬这种理论的,便是「道家」。 [7]
  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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