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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文人生活研究》自序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817 次 我要收藏

  回顾这些年走过的学术道路,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是一个万分幸运的人。我不仅拥有许多学识渊懿的师长,还拥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从他们身上我获取了无限的营养。我为此感到幸福,也为此感到惭愧。幸福不用说,惭愧不妨一谈。凭心而论,到现在为止,我仍然不认为自己有写文章的资格,至于著书之不朽胜事,就更与我无缘。这并非谦虚之辞,更非故作谦虚之态以博取读者的好感。实际上,每读王国维、陈寅恪或钱钟书诸家的著作,我不仅感到自己学术的欠缺,更能感到自己文化的浅薄。这种感觉强烈而深切。因此,即使在有人为自己的“学问”骄傲得几乎达到了不幸的地步而令我万分同情的时候,我还是傲不起来。
  话说远了,还得收回来。敝帚自珍。这本《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毕竟是我十年磨剑的结晶,无论好,还是不好,它伴随着我青春的足迹,浸透着我心灵的激情与追求真理的渴望。多年以来,我差不多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对中古文化的研究工作中去了,这也构成了我个人生活的主旋律。就此而言,学术研究是我个人的唯一的生存方式,也是我沟通大千世界的唯一途径。在执着于缤纷绚丽的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眼中,我的追求无疑是无味的,当然也是无谓的,然而我自己却觉得有滋有味,因为我的学术研究实际上是我对人生和世界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就本性而言,我是一个以冷为热,以苦为乐,喜欢在孤独与寂寞中顶风冒雪、寻觅幽香的人。如果有幸从时间的隧道重返中古时代的话,那么,我相信我肯定会成为一个“痴”名在外的士林名流-所谓“古董”、“棺材瓤子”之类的评语,早在我的大学时代,在我年未弱冠之际,不是就已经十分荣幸地赢得了么?世界是如此寥廓,人生是如此宽广,而我却将自己交付给故纸堆,并在其中讨生活。为人如此,岂非痴乎!然而,痴意味着真。我的真就是我对学术和文化的虔诚与热爱。我的学问有愧,我的真无愧。因此,我愿意将这部书敬呈于读者的面前,而芹曝之诚,庶几也可效万一了。在本书中,我试图把艰深的问题讲得浅易些,将复杂的问题说得简单些,做到知识性、趣味性与学术性的和谐统一,从而使更多的古典文化爱好者易于接受也乐于接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到了这一点,但在我本人确实是尽力而为了。记得一位与我契合甚深的朋友说拙著《<世说新语>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庄严得像一块大理石,冷峻得让人受不了”。它作为我的博士论文,我要追求的就是功力;在而在本书中,我要挥洒的乃是才气,所以我非常希望它能够获得另外一种评价。
  本书的撰写乃是缘于我对中古文化的偏爱,特别是对六朝文化,我向来是情有独钟的。我总认为六朝时代的莺飞草长和文采风流是中国文化廊庑中的胜景。没有六朝的满目芳菲,就没有大唐的万紫千红。于是,《世说新语》成了我屡窥不厌的枕中秘宝。实际上,它也确实不失为中古文化史中的一座宝山。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入宝山而空回,而我对于知识的渴望实际上也决定了这一点。这些年来,我阅读了大部分六朝时代的传世文献(可惜一千万字的内典和不知道有多少字的道藏还没有读完)。这种苦功使我对《世说》看得更清晰,也使我对六朝文化有了更为透彻的了解。从学术价值的取向以及方法论的角度着眼,近年来我对中古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艰苦探索,所以也有一些体会想就教于方家。而究其实,也不过是痴人的一得之言罢了。
  回归中古文化的“原生态”,将中古文学置于“原生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我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基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这样一种体悟:在我国古代,尤其是在中古时代,人们的知识是不分科的;换言之,一个人具有的知识往往囊括了当时世界上所有的知识,一个人阅读的书籍通常就是当时的社会所拥有的全部书籍。因此,当时的人们的所进行文化创造,也是基于这种文化的“原生态”的创造。由此产生的文化人,也就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而多为文化上的通才。如果你想对他进行准确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就必须回归到他所处的时代文化的“原生态”中去。但长期以来,我国的传统文化研究,通常是研究文学者论文学,探讨历史者论历史,钻研哲学者论哲学,将古人原本合和为一、交融无间的大文化系统弄得支离破碎。尽管人们在理念上知道文史哲不分,也常常说文史哲不分,然而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还是分的;不仅分了,而且界限划得很严。既然大家各执一端,鲜观衢路,所以用力愈勤,可能有的时候离问题的本质也就愈远。客观地说,我近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有意地去打破这种格局。如拙文《极数的辉煌:中古文学品位观念的文化透视》(哈尔滨:《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6期,页112~117),通过对“九品”这一文学观念之特质的考察,溯其源流,发其奥蕴,彰明了其所特有的文化灵境。我首先指出在中国的数字文化中,“九”是一个极数。它以谐音的表意方式传达着永久?永恒的终极企盼。而我们的先民向来是以“九”为大,以“九”为最的。由此而形成的“九品”文学观念,是我国中古文学艺术的创造主体所特有的。当时的文学艺术绽开的绚丽丹葩,结出的累累硕果,莫不与此相关。“九品”之观念发端于夏禹时代。它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那便是“九州”的划分。在此基础上,“九”这一极数深深植根于华夏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周代的文明礼乐踵其步武,又添新彩,使它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于是,东汉学者班固以九品叙录古人,三国时代曹魏之学者陈群立因之而立九品官人法。由此,“九品”作为一种臻于极至的品位观念,开始形成强大的辐射力,仿佛是一片夺目的林峦,一簇绚丽的丹葩,静悄悄地融入了我国中古文化的草色烟光,潜滋暗长,最终蔚为大观,形成了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恢弘气派。影响所及,包括中国中古文化的各个层面,其中以文学最为突出。于是,六朝文学批评家钟嵘《诗品》的文化渊源便昭然若揭了。
  广泛摄取第一手材料,将宗教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考察。对学术研究来说,材料是最为重要的。然而使用材料,是为了解决和说明问题。我的学士论文《<世说新语>的语言美》(哈尔滨:《求是学刊》,1986年第4期)是我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它完成于1985年。当时刘敬圻师在鉴定中指出:“该文材料丰富,观点亦多可取,然而许多观点被淹没在大量的材料之中,是为本文之不足。”据此,这篇文章在发表时,我将它从由20千字删到6千字。十多年过去了,每当临文之际,未尝不念刘师之言,而深以自警。现在看来,同样的错误,我再也没有犯过。而我使用的材料,几乎都是自己读书得来的第一手材料,这样就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试举一例以说明之。众所周知,北魏作家杨衒之在其精思傅会的《洛阳伽蓝记》中,创造了一种由正文与注语合体构成的独特文体,在中古文学中格外引人注目。其意义与价值自不待言,其发生之原因更令人深思。迄今为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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