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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999宋文研究综述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963 次 我要收藏

  宋文与宋诗、宋词一样,标志着有宋一代文学创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独占其六,可见宋文地位之重要。可是,长期以来,宋文研究与宋代诗词研究相比,显得相对薄弱。1997年至1999年,经过学人们的努力,在宋文这一比较寂寞的研究领域中仍涌现了许多可贵的成果。
一、作家与作品研究
  在这一方面,对宋文六大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一如既往地占据了较大的份额,欧、苏两家的研究成果尤其突出。如莫砺锋《论欧阳修的人格与其文学业绩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着重探讨欧公人格与文风的关系,认为欧阳修在道德情操和学术修养两方面具有鲜明的人格特征,并指出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成就及领导北宋诗文革新,都与其人格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首先,欧阳修对于文学家人格建树的重要性有深刻的理解,其次,他还在创作中充分发挥了其人格优势,把政治激情和人格魅力充分体现在作品中,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作家人格向作品风格的转变。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内实刚健。”而”内实刚健”正是对欧文所蕴含的人格光辉的深刻认识。对宋文文本的研究也始终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缪向勇《论欧阳修散文的语言美》(《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认为欧阳修散文语言美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委婉含蓄,一唱三叹,具有神韵美。欧阳修擅长于运用一唱三叹、委婉含蓄的语言形式,以烘托渲染出特定的氛围,透露和引发出自己美好的情怀,使他的散文语言呈现出情韵动人的特色。二是质朴生动、纯真自然,具有朴素美。朴而不俗,淡而见巧,往往造语平淡,却能光彩照人。三是句式多样,灵活多变,具有错综美。欧文句式散整交错、长短结合、奇偶相配,不呆板,不凝滞,富有变化。四是探索人生,倾吐诗情,具有哲理美。在哲理光辉的折射下,我们看到既有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有对社会现实的感慨。这四方面结合起来使得欧文的语言显示出独特的美感。徐姝《论苏轼散文中的比喻》(《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则从比喻这一修辞手法入手,来探讨苏轼散文的风格,指出苏轼把诗性思维方式运用到散文创作中,大量地运用比喻来论事谈理。文章从苏文的比喻方式、苏文的比喻效果、比喻特点与文章风格、比喻与时代风格四个方面探讨了苏文中的比喻。赵仁珪《苏轼散文中的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讨论的是苏文与禅宗的关系,认为苏轼于佛教虽为”泛宗派”者,但对禅宗情有独钟。其表现有二:一是对伪禅学的批判,对真禅学的坚持;二是能从中提炼静而达的哲学精髓,取其实用、重人情及富有辩证的思维方式。这些思想必然影响于苏轼散文,其表现有三:一是苏轼很多论文的主张都直接来自禅宗;二是能将禅宗的某些思维方式及表述手法,如比喻、话头、典故、术语、辩证法等巧妙自如地引用到各类文章中去;三是扫除一切外在痕迹,将禅理禅趣圆融无碍地化入到文章中去,这一特点在苏轼的小品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些研究者还注意到古文家之间的承继关系,曾子鲁《简述苏轼对韩欧古文成就的继承与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认为苏轼对韩、欧古文的开拓与发展,从理论来看,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提倡”文以尽意”、”有道有艺”,更重视”文”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上,强调”不吐不快”、”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在创作手法与风格上,要求”随物赋形”、”姿态横生”,做到多样化与个性化的统一。从实践来看,超凡入化的神韵,磅礴雄伟的气势,直率真挚的感情,构成苏文的独特风貌;而于圆活流转之中,呈现出一种创新求奇的锐气和错综变化的美感,则是苏文在韩、欧文基础上有所发展而形成的一大特色。孙兰廷《论欧阳修对苏轼散文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认为欧阳修对苏轼散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论观,直言敢谏、不避祸福的人格力量以及乐民所乐的旷达情怀在苏文中的体现。从他们师生指斥时弊的政论文及描写山川、清风、明月的文赋,都可见这种影响关系。
  对欧、苏之外宋文诸大家创作的研究,在这三年中也有较大进展。如曾巩研究,毕庶春《试论曾巩散文的中和之美――兼论其儒术、文词、文风的统一》(《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认为曾文将儒术、文词、文风三者融合为一体。为了研究其融合的过程,必须考察其思想的衍变及不同时期的思想风貌。文章将曾巩一生苦读能文、坎坷不售、校书史馆、辗转州郡、回朝任职几个时期,结合宋、元、明、清诸家评论,论证曾文具有含而不露、质而不俚、淡而实腴、怨而不怒的特点。这四个特点相结合,恰好形成了曾文的中和之美。又如历来都较为薄弱的苏洵散文研究方面,韩俐华、魏福惠《苏洵散文艺术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2期)认为苏洵散文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格调高古,论说周详而析理精微;二、气势磅礴,明爽骏快而踔厉风发;三、意繁枝茂,开阖抑扬而结构谨严;四、妙喻连篇,穷情尽变而义理幽深。沈惠乐《有王佐之才,存战国遗风――论苏洵的散文》(《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认为苏洵试图用他的文章来疗救社会,其中所反映的政治观点、军事思想,均能切中时弊,内容上则通权达变,不持一端,风格上老辣纵横,雄辩滔滔,颇有战国纵横家遗风。作者认为苏洵从《战国策》中寻找思想武器并不为过,因为单一的儒家思想已不能挽救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理应打开思路,广采博纳各种学派的思想。而形象生动,绚烂多彩的《战国策》文章又滋养了苏洵,使他的散文有别于欧阳修的雍容委婉、曾巩的纤徐曲折、王安石的刚劲峭刻,而以老辣纵横的风格独树一帜于北宋文坛。在王安石研究方面,沈松勤《王安石与新党作家群》(《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注重探讨王氏与周围群体的关系,很有眼光。该文认为,王安石与新党是一个政治集团,也是一个作家群,他们同时以政事和文学为立身之业,既有相同的政治观点,又有共同的文学主张,追求文学的经术根底,”务为有补于世”,但他们并没停留于自身的创作实践,而是以科举为中介,将文学纳入经术之中,成了其政治主张和实践的组成部分,因而阻碍了文学自身规律的运行,侵蚀了文学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在北宋文学史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给后世文坛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年中,宋文研究中重大家而轻小家,重北宋而轻南宋的倾向有了可喜的改观。向来不以散文著称的宋代诗人、词人,甚至理学家,都被纳入宋文研究的视野。吴蓓《论秦观策论》(《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研究了词人秦观数量极为可观的策论,认为这些文章充分展示了其经世济时的抱负和才能。秦观在文中纵论国家形势,对政治、经济、法律、军事、人才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都提出了重要见解,充满炽热的现实感和积极用世的精神。他评价历史人物,显示出独具的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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