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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回避的三个历史人物——念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诞生一百周年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095 次 我要收藏

  作者简介:雒青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作家协会理事
  当全世界迎接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敦煌学学术界翘首以待自己的节目—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诞生100周年纪念。
  一个世纪的风雨,清晰了一门显学的容貌。敦煌学在曲折发展中终于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尤其是中国敦煌学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笼罩在敦煌学上空的疑云迷雾,却久拂不去,历史风雨中的中国敦煌学面目斑驳,沉陷于理论的泥淖里难以自拔。王圆箓、斯坦因、伯希和这些人的评介问题已经使我们难以自噤—一回避的时代已经结束,要么继续旧日经文的诵颂,要么进行深刻的反思,二者必具其一,因为以上三人是所谓敦煌学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前提,任何企图绕开他们侈谈敦煌学显然是徒劳无益的。问题是,这三个人的历史定位究竟如何?是像我们多年来乃至今天仍然坚持宣传的那样,是“卖国贼”、“强盗’”、“骗子”,还是对敦煌学发展具有历史功绩的普通民众与著名学者?笔者认为,结论应该是后者。肩负十字架踽行敦煌学数十年的王圆箓、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是我们进行敦煌学研究的梦魇。在学术理论上正本清源、匡误纠错,是每一个研究敦煌学学人起码的良知和勇气。这,也是笔者写作《百年敦煌》一书及本文的初衷。
  王道士何许人也?一个草民而己。他是陕南某山区人,祖籍湖北麻城。父辈不知如何入陕,本人不知如何入甘。推测而言,可能与战争、饥谨引起的流民迁徙有关。1899年,作为游民的王圆箓来到敦煌,开始了他的莫高窟生涯,王圆箓这个名字,是在他成为道士后改的。如果不是他于1900年偶然中发现了藏经洞,王圆箓这个草民姓名,决不会见于经传的。及至他处心积虑地用他认为是最满意的方式和斯坦因、伯希和做了交易,最终使石室藏书的精华部分流落国外后,落在他身上的罪名也就难以洗刷干净。人们不假思索地一言以蔽之曰:“勾结外国强盗的卖国贼”。特别是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即斯坦因、伯希和与王圆箓交易的性质;王圆箓对藏经洞文物的权力与义务;王圆箓宗教行为的价值判断,许多人并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事物发生发展的本质,得出说服人的结论。因此,笔者在拙作《百年敦煌》中探讨了这些基本观点。
  关于藏经洞交易的性质问题,人们习惯上认为,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勾结外国强盗骗子,出卖国宝,遗罪千古。
  客观事实是,不论我们对于祖国的文物宝藏空前规模地流失于世界各地多么痛心疾首,这种感情表露体现出多么纯挚的愿望,当年王圆箓和斯坦因、伯希和进行的交易毕竟是一种商业行为。斯坦因用七百两白银,伯希和用五百两白银,换取了藏经洞里近二万件文物,连斯氏本人也毫不掩饰,认为确实便宜。可是,对于王圆箓来说,他不认为有什么吃亏的,反而很高兴,觉得买主颇为大方。因为在此之前,当他想方设法把这些文物向地方官员“出卖”时,对方不是不识货,就是只拿东西不给分文。而对于王圆箓来说,需要筹措钱款维修莫高窟和实现他“宏扬佛法”的理想,因此,卖给谁都一样,只要付钱!有人说,一千二百两银子能买下那么多珍贵文物吗?理论上当然不可能,但事实上就是买下了。王圆箓并不知道那些东西是无法用金钱衡量其价值的。于是人们转换思考角度:这个愚蠢的道士一定是被欺骗了。但事实是,在藏经洞文物交易的过程中,他表现的不卑不亢,连老谋深算的斯坦因都觉得王道士确实“极其狡滑机警”,难以对付,不能小觑他。只是在找到了两人对“大唐圣僧”、“大普萨”唐玄奘一致拜膜的通道后,藏经洞的门才豁然开启,斯坦因的牛车才在隆隆声中载走了大批的石室藏书。至于又有人说,这可能是外国强盗的伎俩,他用唐僧的神话蒙骗了王道士。可惜这种推断依然有误。事实是,作为著名的学者、考古探险家,斯坦因确确实实从青年起,就把我国唐代高僧玄类做为师表,崇拜不已,这在其学术著作中比比皆是。
  关于王圆箓对藏经洞文物的权力与义务,有人指出;王道士一没有权力出卖,二有义务去守护。他未能这样做,自然应以“监守自盗”论处。但坚持这个论点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藏经洞是“国家财产”;王道士是“法定”或“准法定”文物保管人员。问题是,这两个基本条件存在不存在?
  众所周知,中国的寺院在历代皇权的推波助澜之下,不但享有特殊的政治权力,而且伴生出独特的寺院经济。寺院田地可以免缴赋税,可以出租,寺院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连皇帝都要给著名寺院“进贡”。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中皇室供奉珍品之事,足以证明。当敦煌千佛洞挖出了卷子,自然地这些东西属于寺院而非国家所有。王圆箓身为莫高窟实际意义的“掌门人”,只有他有权掌管藏经洞的钥匙。他也是这样做的。当初他东一卷西一卷的给当地官员打点相送,尔后又成批成批地卖与外人,只是商业伙伴的挑选,无论官府还是洋人,总归要有银子才给东西。他俨然以寺院的主人行使自己的权力,他并没有“爱国主义”或“卖国主义”的头脑。之所以最后与外国人成交,是因为外国人掏了银子,不象官家只想白拿。做为官府,也自始至终没有把那一洞子佛经占了绝大数量的文物视为“国家财产”。1900年王圆箓初次打开藏经洞后,就用毛驴驮了两箱经卷去见安肃道台挺栋,这位官人看了两卷,就说古人的毛笔字还没有他写得好,使王道士碰了一鼻子灰。1902年,湖南进士汪宗输任敦煌县令,得到了王国箓送的卷子后很感兴趣,遂报告了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学识好,爱金石,又适逢编订《语石》一书,了解到藏经洞情形后,托江宗翰“代求”了一些卷子以备出书之用。同时建议省府保管这批文物典籍。但当时京城老佛爷、光绪帝病入膏肓,政局莫测,甘肃又是苦甲天下的穷省,哪里有花费几千两银子去运藏经洞卷子的力量?于是省府的答复是让敦煌县令自己去处理此事,汪宗翰亦无法,口喻王圆箓就地封存石窟遗书。一直到1910年,藏经洞下余卷子才辗转运抵京师学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斯坦因第一次离开千佛洞时,拉了五牛车卷子,地方政府并没有干涉,相反是“得地方官之允许”。第二次从藏经洞购得十二大箱文物后,为了先去其他地方考察,他竟将这些东西“安安全全地寄放在安西县衙门里”,1910年下余藏经洞文物解往北京时,清廷学部曾给千佛洞寺院“补偿”了一笔钱。从“补偿”而非“赐赏”来看,清廷也承认藏经洞文物乃为寺院所有。连叶昌炽编书需用的卷子,也是托汪宗翰“代求”的。求谁?自然是王圆箓了。可见藏经洞文物归寺院所属确凿无疑。
  既然藏经洞文物不是“国有资产”,王圆箓又不曾拿官府俸禄充当保管员,就不存在“盗卖”、“监守自盗”之说了。问题本来就极简单,王圆箓既没有保护文物的法律责任,也没有“无私贡献”的义务,他是出家人,世俗的道德难以约束他。
  关于王圆箓宗教行为的价值判断,人们往往爱用极端性贬意词。余秋雨教授的《道士塔》似可为集大成者。诚然,这个“
小道士”虽然经济帐算得贼精,但是其艺术细胞委实少得可怜。他的愚蠢之处,是用出卖卷子所得的部分银子“装修”莫高窟,塑造、彩绘他心目中“神圣”的《西游记》神话人物和其他神祗形象,使一些有价值的前代文物被毁坏。但是,这种无意中的破坏毕竟在其宗教活动中不占大的份量。王圆箓一辈子都在为恢复莫高窟昔日的荣耀做不懈的努力。他参与或直接完成了“九层楼”“三层楼”、“古汉桥”、“太清宫”等建筑的修建。补茸大小佛洞,建造厅堂客舍等寺内建筑,绿化寺外环境。今天我们引以自豪的敦煌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一九层楼,就是王圆箓扩建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王圆箓虽然掌管巨额资金,但他本人廉洁如贫,他的“红色捐献簿上”,开支项目清清楚楚,这一点有斯坦因本人亲眼目睹的证明。有人说,王道士和其他道士们用盗卖卷子所得的钱吃喝玩乐,显然是想当然而已。
  王圆箓在二十世纪初期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成为特定事件的关键人物,既有历史的偶然性,又有其必然   是王圆箓,而非别人发现了藏经洞研究链条中不可弃舍的一环。
  王圆箓又是一个“ 狡猾”之徒,其高明之处,在于处心积虑,把石室遗书尽量掌握手中,奇货可居。连斯坦因都佩服他这个能耐。他最终等来了满意的交易伙伴。而这个能耐,使他实际上成了藏经洞的保护者。试想,如果让其他一个“不狡猾”的道士担当此任,藏经洞的文物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就被大众“瓜分”完毕,要么在天灾人祸中自焚自灭,象许多著名文物的遭际一样,要么被在自家门口的国内的“寻宝人”搜盗殆尽,最终下落分明。
  王圆箓的历史功绩的实质是:凡经过他的手卖给外国的石窟遗书,至今没有一件毁损,全部静静地存放在国外的博物馆和科研单位里。而流失于国内的则绝大部分不复存在。当年藏经洞文物总数达五万件以上,斯坦因、伯希和等人运走的不到一半,那么,其余的东西如今在哪里呢?君不见藏经洞“劫余”后剩下的千余件卷子,在宣统元年运抵京师时,被当时堪称“著名学者”兼朝廷大员的 “四人帮”连偷带抢,做为私产,甚至把长卷一分为二,手段歹毒。
  在十九、二十世纪交替的动荡年月里,适逢西方优秀的、卑劣的探险、考古者们,纷纷前往中亚腹地探宝之时,历史推出了一个并不愚昧的王道士,与职业道德及个人素质堪称当时一流人物的斯坦因、伯希和相遇,实乃不幸中之大幸。由于这个历史的偶然性,造成了一个历史的必然—一敦煌学由此诞生!在被誉为本世纪初“四大考古发现”之一的藏经洞的发现中,王道士永远是难以回避或排除的关键角色,是敦煌学产生的重要人物。从这个历史意义上讲,建立一个“王圆箓纪念馆”也不是不可想像的。
  与王道士相会于敦煌的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在世界上受到截然相反的待遇:在中国,他们历来被指责为“帝国主义分子”、“强盗”、“骗子”、“间谍”。而在国外,他们的肖像高挂在学术殿堂的上方,他们的有关著作成为敦煌学研究的经典,他们的学术成就照亮了几代后学之士,他们的文化人格成为做学文者的楷模。两种评判,就如同川剧艺术里的“变脸”,何其差别乃尔!
  其实,只要认真翻阅一下斯、伯二氏的学术著作和有关传记,我们就会发现,以前的一些判断何其差谬!
  人们斥责斯坦因、伯希和,总认为他们就是“文化强盗”,劫掠走了国宝,盗走了地下文物,横行于中国西部,拍摄地形,干着不可告人的间谍探子活动,是品质恶劣的帝国主义分子。
  实际上恰恰相反,斯坦国、伯希和是著名于世界的学者、考古探险家。著作等身,是敦煌学这一世界显学的奠基人。是西亚、中亚考古发掘的发现和保护者。他们拥有合法进入中国考古探险的护照,他们在西域的考古发掘严格遵从行业规矩和要求进行,是当时众多外国考古探险家中最具职业道德者。在考古、地理探险、东方语言学诸多领域内,他们分别取得了无人企及的成就,成为一代文化巨人和旷世大师。
  斯坦因、伯希和都是二二十世纪杰出的科学工作者,他们从小勤奋好学,并且学业有成。斯坦因先后攻读于维也纳大学、莱比锡大学、土宾根大学、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获哲学博士学位。他还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伯希和毕业于法国现代东方语言学院,为法兰西远东学院汉语教授、法兰西学院特设讲座终身教授、法国亚洲学会主席、苏联科学通讯院院士、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斯坦因最负盛名的是他的三次中亚考古探险,就是在这历时几十年的时间里,总计获得各类文物数万件,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的有关收藏。那些包括藏经洞发现物在内的敦煌古代文物,以及内容翔实、范围广泛的敦煌学巨著;极大地丰富了中亚考古内涵;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使研究人员有可能从学术研究的荆棘中走向坦途。结合考古发掘,斯坦因利用其渊博的知识,准确认证了一些久已湮没于流沙的历史古迹。如中国史书所载“精绝国”,玄奘当年经过的“覩货逻迹”,以及大名鼎鼎的“阳关”。
  从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古探险的实际观察,他是最有职业道德、最注意文物保护的学者之一。他的考古实践虽然采用多种方法,但从不采用本能使文物保存下来而去破坏的手段。他的考古方法符合考古工作的一般要求。如果告知那些一味指责斯坦因的人,斯氏发掘出来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的那些珍贵的文字文书资料,竞然相当一部分是从臭不可闻的垃圾堆里翻捡出来的,相信者肯定不多。人们总愿意把斯坦因和当代的揭墓贼联想在一起,以为他穿堂入室,然后一件件地拿走其中珍宝。孰不知,斯坦因每到一地,目光首先倾注于遗迹的垃圾堆。这是因为,经过当地“寻宝人”,亦即土生土长的文物盗贼的长期光临,容易得到的珍宝类文物大都丧失殆尽,而保存在古代垃圾堆里的文字文书以及织帛类遗存物,是任何“寻宝人”不屑一顾的。在丹丹乌里克遗址、尼雅遗址、安德悦遗址、楼兰遗址,斯坦因和他雇佣的工人长时间地在刺鼻的臭味中,翻捡几个世纪前的垃圾堆,寻找其中的遗存文物,得到了我们称之为“国宝”的东西,斯坦因堪称为“垃圾博士”。
  在清理遗址,发掘古墓,割离、搬走壁画这些考古内容方面,斯坦因表现了一个有着良知的考古学家的理智。有的地方,他对清理出的壁画造像拍照后回填。有的地方,他只一铲下去,探明文化层的关系即可。而有的地方,则需要做永久性剥离搬迁,如坍塌的寺庙、“寻宝人”劫掠一空的墓宝、自然力下即将毁灭的遗迹等。抢救性措施可能是保存这些遗存物的唯一办法。有些人对于中国的文物放在外国总是想不通,但是如果对他说不这样做这些文物早就消失了,他们反而坦然。这不是一种奇怪的心态吗?
  斯坦因的地理考古与探测也极具水准。通过艰难的地理勘探,斯坦因解决了其考古探险中一系列疑难之点。他沿途拍摄的山川风土人情民俗照片,生动高雅,为其著作增辉不少,也是不可多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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