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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传统与人权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881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人权”(human rights)的概念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产物。本文首先介绍此一概念在近代西方的演变及战后在联合国架构之下的扩展。但“人权”概念之扩展留下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即此概念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其次,本文讨论儒家传统与人权的关系,目的在于证明:儒家传统中包含若干思想资源,它们可以与现代“人权”概念相接榫,并且在儒家文化的脉络中为它提出另一种证成与诠释角度。如此,我们一方面可以承认人权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又可以从不同的文化脉络去诠释这种普遍意义。
  关键词:人权、儒家传统、孟子、性善论、人格尊严、义利之辨、民本思想
一、中国近代为什么落伍了
  中国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封建社会,其统治者(除了秦始皇)不像欧洲那样依靠刑法来维护专制统治,而是以刑为辅,更利用儒家忠孝思想来教化人,使民众的“忠君”成为一种道德自觉;由于生产方式与政治制度上的固有缺陷,这种文化上的教化在唐代以后发展到“灭人欲”的地步,过分压抑和束缚人的个性,制约了生产力发展与政治进步,这是中国近代落伍的根本原因。
  中国落伍不是孔子之过,而是封建统治者之过。儒家传统原本是先进文化,只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才成为制约社会进步的枷锁。在这2500年的历史中,孔子的儒家经典没有变,但统治者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却在变。正如现代哲学解释学代表人物,德国著名哲学家加达默尔所说:“任何时代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流传下来的文本,因为文本附属于整个传统,……一件文本向解释者诉说的真实含义并不只依赖于为作者及其原来公众所特有的偶然因素。因为文本总是也由解释者的历史情境共同规定,……只要有人在理解,那么总是会产生不同的理解。”(《真理与方法》第280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生的事引证了加达默尔关于“理解不是重建”的观点,引证了“理解在本质上仍然是把过去的意义置入当前情境的一种调解或翻译”(《哲学解释学》编者导言第6页)。正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对民众灵魂的渗透构成了儒家传统,传统的变迁改变了我们民族的性格与命运。
  为什么说儒家传统曾经是先进文化?它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反面的?这就需要全面了解儒家思想及其历史沿革。
二、儒家的仁、忠孝与民本思想
  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什么叫仁?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就是说要以人为本。孔子的爱人是一种博爱,包括爱自己。他的社会理想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认为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出生时都一样,善恶之习是后天形成的。他强调通过教育,人人可以成为圣贤,可以成为君子,主张“有教无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特别是他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认为人人都有权追求自己所希望的东西,争取自己的幸福,这让我们似乎看到了现代人权的思想。
  儒家的仁是否含有人权与民主思想?学术界的看法是肯定的。成中英(美国夏威夷大学)指出,1687年儒家经典传到欧洲,西方人权创始人洛克等深受儒家经典启迪,儒家哲学的人性伦理或德性伦理是现代人权的哲学基础。
  儒家认为要做到仁,最重要的就是忠和孝。“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所以历代皇帝无不倡导“孝治天下”。
  说到忠就不能不说儒家的民本思想。孔子的政治主张是君主制,他认为忠君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君要对民施仁政,要爱民,与民同乐,以民为本。孟子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与封建社会现实存在的官本位针锋相对,从这种对立中突显出民本是民主的萌芽。
  学术界对民本是否含有民主思想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民本潜藏民主价值观,理由是孟子认为民意就是天意,民心就是天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为天,这就使“天子”的“君权天授”包含了“君权民授”的思想。再者,孟子认为当君主成为独夫民贼,人民推翻他是天意,而天意在中国文化中即是宇宙之道,即是合法,这就承认了人民有起义权。陈启智(山东社科院)指出,起义权被写入《法国人权宣言》第35条,要比中国晚了2000多年。当然民本不等于民主,但西方民主毕竟是商品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中国在2500年前的农耕文明时代就能提出“民贵君轻”理念,这是奇迹。
  怎样才能做到孝,做到忠呢?孔子在《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可见《孝经》中的孝子形象还是有个性,有抱负的。而到了封建社会后期,怎样尽忠尽孝更强调“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有的学者指出,“三纲”原是法家提出的,后为儒家接受。“三纲”规定的君臣、父子和夫妻关系是封建社会特有的人格依附关系。这种被现代人视为糟粕的“三纲”,在封建社会初期未必是错的。那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生存斗争的严酷,不可能提出民主制,不可能在君臣之间,父子之间讲平等。但“三纲”中的人格依附要有个“度”,不能过分压抑人的个性。只要不过度,保持孔子所说的“中庸”,儒家传统与当时的生产力还是相适应的。我有理由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在大唐盛世,这种人格依附关系是不过度的。别忘了在公元3世纪至13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在全世界领先了1000多年。唐朝开国皇帝唐太宗曾立志富万民,民众上告,沿途还有官费资助。这说明儒家民本思想切切实实对那时的皇帝产生过影响,造就了我们民族过去的辉煌。所以我认为儒家传统原本是先进文化。
三、儒家传统的变迁
  那么“三纲”中的人格依附关系应掌握怎样的度?这个度就是不能“灭人欲”。春秋至唐,儒家是重视人的正当私欲的。而承认正当私欲应该满足,“三纲”中的人格依附必然是有条件有限度的,民众尚能保持人格的相对独立性。到了宋朝,二程及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朱熹说“欲动情胜则不能静”,无欲才能体会仁。他体会的仁就是“三纲”中的为他达到彻底忘我。理学看似高尚,但用于实践必然要求一个人绝对从属父母、君主、或丈夫,使人格依附达到极限。不幸的是程朱理学被宋朝统治者推崇与实践,从而导致了我们民族传统的历史性变迁。
  我最初是注意到我们民族的习俗与宋朝以前有很大不同。唐代宫庭妇女的服饰是乳房半露的,敦煌壁画上的飞天也是上身裸露,不象中国后来的儒家传统那样视性的欲念为罪恶。那么,我们这个民族从什么时候开始视性为罪恶?我认为是从南宋二程提出不准妇女改嫁开始的。唐至北宋,改嫁是习俗。到了南宋,程朱“灭人欲”的理学影响很大。据史料记载,朱熹认为二程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可易改,妇女丈夫死了,也要从一而终。朱熹让妇女出门用花巾兜面,后称“文公兜”(朱熹谥文公),从花巾缝隙中看人;还
让妇女鞋底装上木头称“木头履”,使行动有声,以便察觉,防止私奔。可以肯定中国妇女的缠足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改变一个民族的习俗谈何容易,仅凭朱熹几个文人能行吗?朱熹新论曾遭官府查办,而后不知怎么又平反了,变成圣人了。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推动,妇女裹小脚怎能在全国蔚然成风?自那以后,妇女的服饰不要说乳房半露,就是露胳膊露腿也断然不可。自那以后,县府志书才有了被表彰的节妇烈女的名册。
  妇女缠足是封建统治者极端强化“夫为妻纲”中人格依附的标志,受害者占中国半数人口。而一旦将妇女绝灭私欲,从一而终奉为道德伦理,必然深刻影响对忠孝伦理的解释。看看后人创作的完全违背孔子《孝经》的《二十四孝图》,儿子赤身卧冰用体温化冰为母求鱼,挽臂割肉给父母充饥……,这些孝子都是被统治者树为德性最高的典范。而且这样的孝是以“报恩”这一伦理来驱动的,儿子为什么要如此孝父母?因为父母过去也是这样爱儿子的。所以在中国的传统中只有“为你”、“利他”为美德,不知道什么叫“为我们”。
  当“三纲”中的人格依附关系超过限度,忠与孝便成为滋生官本位意识的温床或沃土。人格不独立的民族不需要民主,就像强悍的民族不需要铁腕。官本当道,民本沦丧。
  南宋至元朝结束241年,中国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放缓。宋灭亡时,中国已失去自汉朝末年以来在世界上领先的优势。难怪史学界历来有“炎汉蹙宋”之说。到了明朝,朱元璋看到理学有助于独裁专制,并为皇帝钳制和镇压自由思想提供了“天理”,再度大力推崇理学,封建社会制度更趋于专制。陈启智指出,“朱元璋不仅取消了宰相制度,还下令删节《孟子》书中轻君的言论,而这是历代君王都不敢非议的圣贤经传”。又过了276年,欧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当英国兴起“圈地运动”,中国正值清军入关,中国已被欧美抛在后面。
  程朱理学给我们民族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过去被忽视了,二程及朱熹之罪被转嫁到孔子头上,应还历史本来面貌。
四、传统变迁的深层次原因
  传统变迁的深层次原因藏于古代生产方式与政治制度中。中国的农耕文明历来不重视商品生产,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即使在大唐盛世,亦没有出现反映新经济关系的理论创新。不象欧洲那样早在公元前5~6世纪,即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古罗马就有了调整商品交换的《查士丁尼法典》。在政治上,中央集权制使皇帝权力无限,唯有儒家民本治国之道对皇权有无形的限制。但民本之道没有制度保证,无德专权的皇帝从不喜欢它。
  唐朝的鼎盛荣耀早已暗伏江河日落的苦难,上述因素注定了中国不仅不可能在世界上率先将民本转化为民主,反而在宋朝开倒车,变“三纲”中适度的人格依附为极度的人格依附,将儒家传统异化为与极端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封建思想体系。历史已经证明,中央集权制在儒家先进文化的感召下远胜于欧洲封建领主制,而当中央集权制被压抑的专制本性在程朱理学的呼唤下恢复原形,与理学为伍,用于杀伐异党,窒息新思想与民族创造力同样来得威力无比。这样的封建社会对个性的束缚是世界之最,摧毁它要比欧洲困难得多,这或许是中国称雄世界1000多年的代价。
五、儒家真谛的回归
  对植根于东方儒家哲学的西方人权思想,我国从不承认(“文革”期间)到承认,到深入理解,学术界并未表现出儒家传统的崩溃,而是表现出儒家真谛的回归。我相信中国将在儒家真谛的回归中再创昔日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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