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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解与学思——答赵汝明先生问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860 次 我要收藏

  作者简介:徐孙铭,男,1946年9月生。福建省周宁县人。1969年7月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1972─1980年曾在湖南零陵师范、道县师范任教。1980年应聘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1993年被聘为副研究员,1994年任哲学所副所长,1998年任研究员,并主持哲学所工作。曾先后兼任船山学社副社长、《船山学刊》编委、湖南省佛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世纪佛缘》、《禅宗宗派源流》(合作、副主编)、《船山佛道思想研究》(合作)、《石头希迁及曹洞禅》(主编)、《般舟三昧经释译》(合作)、《船山全书.相宗络索》(点校),《道》、《气》、《理》、《心》、《性》、《天》(合作)等。
  问:先生探讨王船山的哲学思想,据知已经有一段颇长的日子,对这位明末大儒,您固然会有许多体会。究其原因,是否着实于中国近现代思想观念的效能上?还是“人性史的哲学”价值上?在此,请先生陈述一下。
  答:首先,非常感谢您为我提供这么一个难得的交流、学习的机会。其次,本人虽然研究船山有年,但船山800多万字的著作,并非都读懂了,并非都有精深的研究。所以,面对船山学这么广博精深的学问,本人只能以蠡测海,坐井观天,所涉足的领域非常有限。请不吝批评、指教。至于我们研究王船山的原因,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第一、乡土情结。王船山是湖南先贤,是湖湘文化、湖湘学派的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我虽然不是湖南人,也已是在湖南工作20多年(并且是湖南人的女婿),算半个湖南人,出于对先贤的敬仰以及对湖南历史文化名人、精英的敬佩,是我80 年代以来研究船山的一个动因。第二、时势使然。80 年代的中国,刚刚结束了“文革”劫难,开始步入学术文化复兴、深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有幸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全国第一次公开招聘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中被录取,分配在湖南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同时,在学术界、哲学界,在“四人帮”时代被无理禁止的“学术禁区”相继开放,尊重科学、理性、文化,成为时代的潮流,王船山研究也就提到日程上来了。第三、王船山作为中国古代卓绝的思想家,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集大成者、富于爱国主义、启蒙思想的著名学者,他的思想、哲学、人格对300多年以来的中国社会,乃至对于今后的世界哲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其立身、处世、为学都值得我们服膺、效法、总结、借鉴。这更是我研究船山的根本原因。以船山佛道思想来说,拙著《船山佛道思想研究》,就是主要揭示王船山有关佛教、道教思想的现代意义,指出船山佛道思想虽然与传统儒家思想、佛教唯识宗的宗教思想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有别,但对于现代人如何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仍有强烈的启示意义。王船山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哲学家,“出入佛老”,不仅使六经别开生面,而且入佛道,又辟佛道、传佛道[1]。船山佛道思想的现代意义,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破执与立志,顿悟与渐修,修身养生与报效祖国。这在当今物质文明建设有很大发展、物质产品大大丰富,而不少地方物欲横流、精神贫乏的时代,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问:船山建构的哲学意涵,海外某些时贤认为,皆极具“启蒙曙光”的历史功能,而他这种功能较诸顾亭林、黄宗羲来得更渊厚。这个讲法,先生可否同意呢?从明末清初儒学发展的脉络上来考察,船山的哲学思想所彰显的启蒙意义,是否置于“生活化的儒学”或“批判性的儒学”的架构上,而作一转进与重建呢?请您具体地详述一下己见好吗?
  答:对于船山思想的启蒙意义,或“启蒙曙光”的历史功能,学者们见仁见智,有不同的意见。我对此未作深入研究,难以作全面的比较,也没有什么新见。需要指出的是,湖南在明末清初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虽有所表现,但不如江浙一带发达;湖南当时在学术思想的交流上,也不如江浙开放、活跃;王船山的思想渊源,在于签注六经,别开生面的儒家正学,尤其服膺张载的关学,也受濂学、洛学、闽学,还有后来的阳明心学的某些影响。因此,其启蒙思想有渊厚的根底,比起顾亭林、黄宗羲来,毫不逊色。而顾、黄在政治思想上比王船山显得更激烈、更尖锐一些。从明末清初儒学发展的脉络看,如果说儒学强调“经世致用”、“生活化”,批判现实就是“批判性的儒学”的话,那么船山哲学是有这方面的突出表现,但还没有达到“重建”的地步。不知这种评价是否恰当?
  问:宋明儒学显发“道德意识的确认”,有学人认为,是欠缺实践原则,也有时贤认为,它对中国传统政治会造成不良的效应。这些论点,也许各有充分的理由。然而,从船山的历史哲学义蕴来看,宋明以来所抉发“道德意识的确认”这种观念,是不甚妥当的。船山对道德意识的思考向度,大抵上说,乃落实辨证思维的模式。依此,他理解宋明以来的儒学道德意识的理想性、圆满性,便呈现另一类“格范”。有学人认为,他这种格范,是来自周易的解悟——强调 “两端而一致,”的对比辨证法,而抉发其特殊的方法论。这个意思,先生以为然否?说“人性是在历史中长养而成的”,依船山之见,是有客观的价值。若如此,吾人当如何予以充实的理解呢?
  答:船山“对道德意识的确认”,是否欠缺实践的原则,还是落实于辨证思维的模式,如周易“两端而一致”的对比辩证法?它是否会对中国传统的政治造成不良的效应?我认为,船山对道德意识的确认,或者说船山道德伦理思想的特征,如同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规范伦理学与分析伦理学的辨证统一(把道德理解为客观准则的总和,“推之于天理之公,固合也”,也理解为主观个人因素的体现,“异于变化之几”),人本主义伦理与社会整体主义伦理学的辨证统一(人道为“人之独”,“公者重,私者轻”,“不以天下私一人”),现实主义伦理学与理想主义伦理学的统一(“有声色嗅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2]。无论是个人因素、客观准则、整体主义,还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都有鲜明的实践特点。因为船山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正是从这种“知行统一观”出发,船山对道德意识的确认,不可能没有实践的原则。当然,这种对道德意识的确认,也离不开辨证思维指导。船山是辩证法的大师,中国古代辩证法的集大成者,他对道德意识的确认,离不开太虚一气、氤氲生化的自然观,因所发能、行可兼知的认识论和乾坤并建、两端一致、变化日新的辩证法。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价值定位而言,古代伦理道德以虚幻的“天理”、“天道”即统治阶级的利益作为价值定位。王船山以“善言天者,语人之天也”;善言化者,言化之德也”,注意从人道而言天道,并把个人与整体、一事与它事、一时与长远统一起来。他说:“乃义或有不利,而利未有能利者也。利于一事而他之不利者多矣,利于一时则后之不利者多矣,不可胜言矣。利于一己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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