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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视野的拓展与当代中国史学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852 次 我要收藏

  本文是在个人所写〈世界史理念的建构及其相关论述〉一文,探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世界史理念的形成及相关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在后现代及全球化趋势下,当代中国史学如何在既有的成果上,回应这个课题,正视后现代理论所开启对「史学本质」深层而全面性的批判,希望就中国史学在有关历史的界说、史学方法及其意义的本质问题上,能有所响应。
  论文扣紧「世界史视野的拓展」,在于认知世界史图像的建构,实联系着如何看待与认识自己的过去,更直接影响该国民当前的自我定位,及前瞻未来的方向与行动力。回顾近代中国引进西学过程,由于认知偏见所产生文化视野的限制,而史观及世界史图像,均强化这一限制的牢梏性,因此本文除论述相关主题外,更认为在当代台湾这个时空立足点上,来谈论有关「世界史」这样的课题,不仅极具意义,也有着迫切性。
一、问题
  经由一些相关分析,均指出「西洋史」的研究与教学在国内的困境,除了基础研究不足之外,由于缺乏主体性及认知偏见造成了文化视野的限制,而这些缺失,透过历史教育,使得问题更形严重。 [1]
  班雅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就认为:以现今台湾如此仰赖世界贸易,而且最好的大学里拥有众多西方训练出身的博士,却对于中国之外的事物缺乏兴趣,实在令人讶异,艾尔曼更进一步指出,大陆大学的历史系反而比台湾更重视世界史。[2] 此外,如果将台湾各大学历史科系的课程结构加以比较,除开设科目雷同性甚高之外,将非常惊讶的发现,何以华文世界的大学院校历史科系课程中,需要配置这么重的西洋史课程比例?而这样的课程结构与设计背后拥有何种思维?近百年来教育蓝图的规划者及其实践者,究竟如何看待一部人类发展史?可以肯定的是,透过历史教育,这些影响必然是广泛而深远。
  对于自身及其外在世界的看法,实联系着如何看待与认识自己的过去,因此世界史观也直接影响该国民当前的自我定位,及前瞻未来的方向与行动力。回顾近代中国引进西学过程,由于认知偏见所产生文化视野的限制,而史观及世界史图像,均一再强化这一限制的牢梏性,因此本文除论述相关主题外,也在这样的关怀里,认为身处当代台湾这个时空立足点上,谈论有关「世界史」的课题,不仅极具意义,也有着迫切性。
  「世界史」的课题,不仅在于中国对「他者」的认识,更在于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认识方法,因此「使用谁的话语?」应该是论述的基础,尤其是各类后现代、殖民、后殖民、东方学、西方学(Occidentalism)论述中,似乎要更小心扎伊尔德(Edward Said)所谓「共犯的异国情调」(Complicit exoticism),也就是经由更精巧的论述,所连带来的文化意识再殖民。 最后,[3]文中所指「西方」,主要是泛指十九世纪以来居主流论述位置的欧美世界。
二、近代中国的「世界史」图象
  晚清自设立同文馆(1862)、京师大学堂(1898)正式在体制内逐步引进西学,历《钦定学堂章程》(1902)及《奏定学堂章程》(1903)两次大规模教改,将西学建制化,废科举(1905)则更进一步取消了传统文化所从出的「士」阶层,造成了政治、社会与经济的结构性变迁。[4]由于进入教育体制,使得西方文化价值更加确立在中国社会里,若说晚清以来各阶段教育制度的更张,是将西方知识结构和学科分类,逐步重设在中国的一连串大翻修过程,并非过份的说法。
  晚清在《奏定学堂章程》原则下,不仅开始了现代化教育行政的刍型及各层级学校系统,更藉由学堂教育的课程规划与实践,重新定义一位现代文明人或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知识内涵。 [5]可以说,晚清以来思想想界所逐渐引发有关「中学」、「旧学」或「国学」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传统「经学」的终结,而严格说来,这个「国学」是以西方论述结构试图重整中国文化价值,从实质内涵、研究方法甚至于知识的表达形式,当时各种新式学科都可以作如是观;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哲学」这门新学科的引进, [6]直到今天「中国是否可以有哲学?」仍成为议题,可见中、西两种文化价值系统差异之大,冲击之剧烈。
  当张之洞(1837~1909)等人,以「中体西用」原则增删分配课程内容时,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被归属旧学,而西政、西艺、西史则列入新学。[7] 除减缩旧学内容增加西学之外,西学则居于「瀹其知识﹐练其艺能」的辅助位置﹐因此西学课程多具「工具性」色彩,而「西洋史」在整个西学项下,与西政、西艺成为主要的西学内容,也可见「西洋史」角色的重要。[8]
  《奏定学堂章程》是以「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 [9]作为历史教学总目标,显然西洋史教育不仅止于教导认识西方,更在于使国人了解「外国渐通中国之原委」且能「明彻今日中外大局」﹐而达到救亡图存目标,因此「民族主义」是晚清西洋史教学目标背后所隐涵的重要动力,也可见出当时教育设计者对世局及世界的认识。 [10]
  归纳晚清至民初知识分子所引介的西洋史,及针对个别人物如梁启超(1873~1929)的研究,除可得知当时知识分子经由日本为中介大量引介西方知识之外,[11] 对于西方历史主要是叙述「近代民族强国」的形成,及涵括其中的民主政治与商业资本的发展。 [12]简言之,西洋史的叙事架构,在于说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演进,而这一过程是由探讨英、法、美、德意志、意大利、日本……等国,如何完成近代民族国家的课题作为出发点,进而追溯希腊、罗马乃至古东方文明的过去,以架构成古典、中古、近代具有发展意义的历史叙述, [13]并将之视为是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
  上述西洋史叙述情节,通行于晚清以来的学界,直到今天台湾各级学校历史教科书,甚至各大学历史系西洋史课程的安排与讲授内容,并无本质上的差别,这似乎显示出晚清至今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对西方及其自身之外世界的认识,并无太大的改变。
  「古典」、「中古」、「近代」的历史断代分期,并不单纯只具有形式意义,实质上是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一种大历史叙述(grand narrative),这个西洋史叙述结构背后,有着「后设」(meta)的意理基础,也就是相信现代欧洲文明,已去除「前近代」(pre-modern)属性,而欧洲社会是由受过「启蒙」(理性)的中产阶级所组成;不仅如此,更深信西欧文明是现代化的绝对典范,也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十九世纪的世界史,正见证这个事实,而这个普遍意识,更是西欧列强向外拓殖时的重要动力。
  历史学之所以在十九世纪受到西方重视,在于历史研究突出了时间顺序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性,通过历史叙述,原来关系不大的「事件」被巧妙地联系成为一个演变过程,似乎有着内在统一性以架构成一套意义系统,因此历史学成为人类理性思辨的有力证明,当时如英、法、德、美等列强,需要以「历史」来凝聚其民族国家的认同感,而十九世纪以降欧美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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