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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古、中古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803 次 我要收藏

一、简单的回顾
  我自己所学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和魏晋南北朝文学(博士),本来没有任何资格奢谈所谓上古文学研究问题。不过,从专业的角度,或是从个人的志趣而言,我对于上古文献始终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始终关注着它的每一点进展。感谢《文学遗产》编辑部领导对我的信任和扶植,从一九九一年开始,让我到编辑部兼职,负责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稿件。对我来说,这实际上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十余年来,我一直在学术领域里苦苦地求索,深深地理解学术研究的艰辛;而今又兼任编辑,更强烈地感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四年来,粗粗地算了一下,经过我看过的稿子至少也在一千篇上下了。所涉及的领域、所触及的问题,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研究方法,新奇而充满魅力。从我个人主观愿望上说,当然希望多发表一些同行的研究成果,但是版面的限制,实际发表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对于每一篇来稿如何选择,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态度问题。严肃而认真,及时而慎重,这是处理稿件的基本准则;其次是知识结构问题。象过去那样守着自留地精耕细作,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工作上的需要。这就需要随时补充知识养分。尽管在具体处理稿件过程中,时常有力从不心之感,但所内有许多老先生给我很大的支持,有些不懂的问题得以随时求教,避免了许多失误。我的上古文献知识,很多是从编辑工作中学到的。我过去在大学教书,懂得教学相长的道理,象《文学遗产》这样专门的编辑工作与研究工作更是如此,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由于有了这样一段工作经历,编辑部领导希望我能就上古、中古文学研究的来稿及发稿情况作一些介绍;我个人在看稿过程中不时也会产生一些肤浅的想法,很愿意借这个宝贵的机会提出来,尽管有班门弄斧之嫌,而我,确实是在真诚地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帮助和指导。 上古文学,具体说是先秦文学,文史哲并没有明确的分野,历代的学者都曾投下大量的精力从事这段历史文献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诗经》、《楚辞》、先秦诸子、历史散文,哪一个领域没有大量的研究积累!不要说有所创新,就是先消化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也需要相当的功力。所以从事先秦任何一个专题的研究,如果要求自己有所突破,就必须具有相当广博的知识背景,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余地。因而在这个研究领域,几十年来相对保持着较高的学术品位,粗制滥造的现象比较少见,即使偶然出现,也很难蒙混他人耳目。中古文学,约定俗成,一般是指汉魏六朝文学,它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际遇遭逢是颇不相同的。建安文学、正始文学以及陶渊明等作家备受后人推崇,评价甚高;而像永明文学、宫体诗等却颇遭非议和指摘。有不少作家作品好象从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他们的存在;而有些作品如《文选》《文心雕龙》等却是古今两大学术热点,成为显学。这种种复杂的历史现象,本应给予相应的阐释,但是由于资料的匮乏、零乱,难以取得较大的进展。长期以来,中古文学研究相对处于沉寂荒漠的状态。唯其如此,本世纪的中古文学研究,首先即是从史料的钩沉索隐开始起步的。
  鉴于这样一个学术背景,《文学遗产》复刊以来,对于上古、中古文学的研究稿件基本采取了这样一种方针:上古文学研究从严把握,注重发表老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力戒浮华,追求平实的学风。如闻一多遗稿《东皇太一考》(80年1期)、林庚先生《〈天问〉中所见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面影》(同上期)、姜亮夫先生《为屈原庚寅日生进一解》(81年1期)等。中古文学研究,材料就那么多,都摆在明处,但是,如果仔细推敲,却又问题成堆。有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考察,包括史料的钩沉辨析、理论的阐释发挥,还包括对具体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的研究,等等。可是,有限的史料还记载分歧,令人无所适从。对这一段文学的研究,更需要有一种通识,一种深厚的学养。从目前情况看,来稿不少,但是比较理想的还不多。时常听到同行对《文学遗产》的发稿情况有所抱怨,说上半段的稿件发表得太少了,这是事实。其中一个原因就在这里。
  从近年来稿情况看,上古、中古文学研究稿件,平均每年在一百篇到一百五十篇左右。其中,多数是中古文学研究论文,通常占三分之二。大致说来,上古文学研究论题主要是:一、对诗文某一字句提出新解;二、分析某些作品的题旨,《诗经》、《楚辞》研究多涉及这方面内容;三、对某些作家作品作出重新评价;四、利用新的文献资料对传统课题作出新的论证。中古文学研究除上述内容之外,又多出文人集团研究、区域文化研究等新内容,从总的研究态势来看,有后来居上、大有超过上古文学研究的趋势。遗憾的是,每期版面非常紧张,上古中古文学研究,按照既定的原则,仅分给三万字的篇幅,也就是说,每期顶多发表三、四篇文章,还别太长。如果一篇文章占去两万字,那就必然会挤掉很多文章。起初,对于编辑部制定的规矩,我也不理解,论文把握在一万字左右,长的压缩,削足适履;短的拉长,无话找话,结果都成了一个模样,一幅面孔。当了几年兼职编辑,我似乎理解了编辑部的苦衷:还是希望每期多发几篇论文。这是不得已而制定的规矩。就是这样,每年也只能从来稿中选取十分之一发表,而绝大多数论文就只有割爱了。
二、艰辛的拓展
  《文学遗产》复刊于拨乱反正的八十年代伊始。当时的学术界,百废待兴,一切似乎都要重新开始。在八十年代初期,《文学遗产》中坚力量,多是学术界的前辈。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一批中青年业务骨干逐渐挑起学术大梁。他们不满足于过去的研究方法,开始探讨自己的学术道路。后来的文学史观大谈论,正是这种时代思潮的必然要求。它反映了学术界的后来者渴望超越自己、超越前代的强烈呼声。当然,这场持续数年之久的大谈论,其利弊得失,还有待于后来实践的检验,现在作是评说也许还为时过早。但是,它在客观上促使人们对于以往的学术研究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作进一步的反思,确有其积极的意义。就上古、中古文学研究而言,从那以后,学术界对于过去那套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摈弃不用了。同时,对于过去似乎已成定论的一些问题,重新作了认真细致的辨析工作。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对于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南北朝文学似乎就是形式主义的代名词,而忽略了它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研究观念的变化,这一传统的看法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当然,也有学者刻意标新立异,脱离文学史实,为南朝文学,特别是为宫体诗大唱赞歌,似乎有矫枉过正之弊。学术研究需要积累,一个一个问题的积累。如果仅仅停留在道德的评判上,学术研究永远走不出怪圈,今天可以把它捧上天,明天又可以抑之入地。这样的研究没有任何意义。汲取经验教训,九十年成熟起来的更年轻的一批新生力量,在老一代学者严格而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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