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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字律二种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890 次 我要收藏

  光绪十三年坊刻本,竹纸1册
  又光绪十年坊刻本,竹纸1册
  “敬惜”字纸,也就是带字的纸,在我国有很久的传统。所谓“惜字律”,就是劝人“敬惜”字纸的善书。惜字律有不止一种传本,但我所见到的每一种的首要内容都是所谓“《文昌帝君惜字律》”。
  文昌帝君是民间信奉的一尊神祗,它本身的来历实颇为可疑。“文昌”本来是北斗之上六星的合称,名为“文昌宫”,在中国原始信仰及道教中俱为主司命的大神。文昌六星中有“司禄”一星,又专主“赏功进士”。而文昌帝君则本称“梓潼神”,是四川梓潼县一带信奉的一种地方神。与文昌神出自天星不同的是,梓潼神是由凡人升举而来。相传梓潼神本名张恶子,仕晋战死,在梓潼立庙祠祀。后来唐玄宗和唐僖宗两度入蜀避难,均得到梓潼神佑助,于是被晋封为济顺王。至宋咸平年间,又受封为英显王,影响日益增大,并由一尊地方守土神兼有了预知科举仕途和黜陟穷通的功用,后又发展为专门司掌禄籍。这样一来,便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祠祀。至此,梓潼神已取代了文昌宫司禄星“赏功进士”的功用,于是在元延佑年间封授它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掌“判桂禄二籍”。梓潼神亦从此与文昌神合而为一,俗称“文昌帝君”或“梓潼帝君”。
  就是这样一位横死的武将,却稀里糊涂地成了主掌文人命运的神祗。有关文昌帝君灵验的故事有很多,明代拟话本小说集《西湖二集》中有《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一则,讲的就是文昌帝君为唐末才子罗隐添注禄籍的故事。罗隐的故事时代虽早,出现却较晚,在宋人洪迈所撰《夷坚志》一书中,则记有一些更早出现的灵徵事例。写字是文人的职份,因而这“敬惜”字纸的工作便也归由文昌帝君来管辖。《文昌帝君惜字律》究竟传自何时,我没有做过考证,所见收录此文的“惜字律”善书均为清末刻本;过去的藏书家一般不收藏这种书,即使偶然收藏,一般也不会收入藏书目录,所以未见前人著录有较早的刊本,因此无法借此界定其始见时间。不过从清末普遍流行此书的情况来看,它的出现应当已经有很久一段时间。
  我书斋里的这两种惜字律,光绪十三年刻本名《惜字律》,光绪十年刻本名《惜字新编》。后者钤”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朱文方印,知乃清末扬州藏书家测海楼主人吴引孙故物。吴引孙藏书后售与北平富晋书社。富晋书社出售时编有《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一一罗列吴氏所有藏书。其中稍微像样一点儿的善书,均单独列在子部杂家类中;此外尚有166种善书,则被富晋书社老板合列在一起,标价30元出售,在这当中就有这部《惜字新编》。可见这样的书在当时实在不值得一提。又这两种《惜字律》均非原刻,后者且在签条上就印着“重刻惜字新编”的字样。这两种书都是以所谓“《文昌帝君惜字律》”开篇,但两种《文昌帝君惜字律》的内容却颇有出入,可见决不是文昌帝君神授,而是凡世文人所编造。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僧道遍传惜字律,慧眼自明六通出”一句,后者作“儒者遍传惜字律,文章灿烂花生笔”。针对不同的对象,各有各的作用,说不上孰短孰长,可能把二者合而为一,互补其缺,要更为合理。最有意思的是虽然题为“文昌帝君惜字律”,但是其实际内容却是劝导诸色人等传布惜字律的偈语,开篇即谓:“国家颁行惜字律,风调雨顺干戈息。”结尾云:“一切发心刊印者,善报昭彰庆有余。”看来文昌帝君神力实在有限,他的戒律还要靠国家颁行、大众传布,才能被芸芸众生所接受。
  那么,所谓“文昌帝君惜字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文昌帝君”规定人们必须怎样“敬惜”字纸呢?按理说这两种惜字律书既然都冠有“文昌帝君惜字律”的字样,就本应都载有“文昌帝君惜字律”的内容。可是这两种惜字律书的内容却差别很大,所以很难断然判别。至少在这两部书中,还找不到二者大体相同的可视作“惜字律”的内容。这种情况说明所谓“惜字律”应完全出自民间,所以才会如此混乱。
  相比较而言,光绪十三年的《惜字律》也许含有更多可以看作是“惜字律”的内容。紧接在劝导人们传布惜字律的偈语之后,《惜字律》一书刊有“敬字纸功例”和“慢字纸功例”,继之是完全以“文昌帝君”口吻写的“劝惜字纸文”并附有“敬字十凡例”。所谓“律”的准确涵义无从知哓,若作律令之“律”或戒律之“律”解,则“惜字律”应有强制性,违之要受到惩罚。从这一意义上讲,可以视作“文昌帝君惜字律”的似乎只有“慢字纸功例”。
  “敬字纸功例”和“慢字纸功例”都是用“功过格”的形式,分别规定对各种敬惜或侮慢字纸行为的奖惩措施。“功过格”本是善书中常见的供人自我约束的规条,写明做某善事可记若干功,做某恶事则要记若干过。天日昭昭,到头来功过相抵,该奖该罚,自有报应。了解到这一因缘,所谓“敬字纸功例”和“慢字纸功例”,又理应一体看待;而以文昌帝君口吻写下的“劝惜字纸文”及所附“敬字十凡例”,既然说是出自文昌帝君之口,更不可漠视,所以不妨都把它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
  敬惜字纸最高的功德,是“生平以银钱买字纸至家香汤浴焚者”。不用说穷人,就是一般中等人家,恐怕连人也用不起香汤沐浴,所以这决不是谁想积就积得起的功德;也正因为寻常人做不到,“文昌帝君”才将其列为可记“万功”之首功,凭藉此功,可“寿增一纪,长享富贵,子孙荣显”。这里所说的“字纸”,虽然其本意主要是指带字的废纸,用香汤洗净后焚化是为使神圣的文字免受亵渎,并不是鼓励烧书,但有两类书却明文写在应焚毁之列。一种是“怪异淫乱”之书。在“敬字纸功例”中专有一条明确规定说焚毁此等书籍,可以记录“百功”,并能使“本身增寿,子孙贵盛”。另一种是残缺不全的书籍。敬、慢字纸功例虽无明文规定,但“文昌帝君劝惜字纸文”所附之“敬字十凡例”中,已把“不全遗书、破残经卷”与“淫词小说、恶款榜文”并列,要求人们随手捡拾,“随即焚化”。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要毁掉许多被视作“淫词”的优秀文学作品;一些罕传稀见的历史文献,靠残篇零卷,还可以保存一部分内容,或是以几部残书配成一部全书。这样的残书,一旦被毁,要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那些一心想要通过尊奉“惜字律”来积累功德的善男信女,无意中可能正做了毁灭民族文化的千古罪人。“惜字律”的流行,对于一些古代典籍的散佚失传,应当起到了一定的不良作用。
  不过总的来说,“惜字律”劝导人们爱护书籍,对于保存古籍,还是有一些积极意义。如“敬字纸功例”要求人们“不轻笔乱写,涂抹好书”;“不以书字放湿处霉烂,并扯碎践踏”;“慢字纸功例”中要求更严,如不能“以字纸经书放船舱底并马上,令人骑坐”,违之要记“二十罪”,“生毒疮,受人欺凌”;不能“以经书枕头”,违之要记“十五罪”,遭“穷苦,受杖刑”;甚至“以不净手或便溺后不洗翻阅经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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