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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文集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857 次 我要收藏

  清康熙遂初堂原刻初印本,竹纸2册
  学术界很多人往往以为藏书不过是有钱有闲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其实不然。除了金钱和时间之外,还要有机缘和学识。而在机缘和学识二者之中,学识要更为重要。因为若没有相应的学识,哪怕是天赐良缘,多半也会视而不见。我就因学识浅陋,差一点儿使这部《亭林文集》湮没不显。
  我能够得到这部《亭林文集》,应该说书缘不浅。还是在1992年初居日下,刚刚涉足京都书肆的时候,一次偶然在海淀中国书店遇到一部《亭林遗书》,乃康熙遂初堂原刻。当时书价尚且不甚昂贵,因为一向仰慕亭林先生之品格、学术,而且《遗书》中的《昌平山水记》对于我研究历史地理还有直接的用处,于是便贸贸然将其收入寒舍。说买这书贸然,是因为买古书和买新书的情形是大不相同的。初入古旧书店的新手,大概都会感受到一种如同笨拙的男人在服装店中相似的窘迫。书店卖书的店员和周围买书的老读者,会在无意中向你投来一种穿透着审度力的目光,使你仿佛芒刺在背,逾加惶惶然无所措手,这样自然很难买到好书。而我当时正是处在这种完全不知深浅的情形下,买下这部《亭林遗书》,在今天看来,显得十分盲目,同时也非常侥幸。康熙原刻《亭林遗书》是硬劲的写刻本,在当时也算比较热门,懂行的藏书家之所以弃而不取,可能是嫌它品相稍差,更重要的是还缺少首种《左传杜解补正》,按照藏书家的标准严格说来,算是“残书”。我买书时自然没有这样高的要求,但却想以缺这一种书为借口与书店讨讨价。卖书的徐元勋老师傅告诉这书本来不缺,想必是在店中拉乱,以后还会找到,嫌缺可以慢慢等配齐后再买。讨价虽然未成,买下书后一年左右则果然在这家店中又得到了缺失的《左传杜解补正》。
  这部《亭林遗书》原本就是补配而成,其中《亭林文集》刷印最早,《亭林诗集》次之,其他诸种则为稍晚时候同时刷印。丛书补配,本不足怪,然而此《亭林遗书》补配而成,却另有特殊原因。盖乾隆年间禁毁“违碍”诸书,《亭林遗书》名列《军机处奏准抽毁书目》,《亭林诗集》、《亭林文集》均因“有偏谬词句”,被定作“应行销毁”,其他诸种除《昌平山水记》“亦有乖谬处,应行抽毁”外,则因“均系辨正经史之书,有裨考证,查无干碍”,得以“毋庸销毁”。这样一来,《亭林诗集》和《亭林文集》便大多被从丛书中抽出毁掉,待至文网松弛之后,只能另行搜求劫余幸存之诗、文集来配成全书。所以即使是补配而成的原刻《亭林遗书》,全帙也并不多见,一些图书馆著录的原刻本,往往并不确实,如《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康熙原刻本,经我核实却是光绪朱记荣重刻本。
  由于书是一时随意买下,所以我自己也并未在意,更不知道书中有什么特别的妙处。直至一年多以后,一次业师黄永年先生来寒舍看书,方才指教我《遗书》中的《亭林文集》乃最初印本,内容与后印本不同,实属极为罕见。
  此初印《亭林文集》与后印本的不同,是卷六收有《读隋书》一篇。这篇本来是顾炎武从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三《国用考一》“历代国用”条抄出备览的读书笔记,顾氏门人潘耒刊刻《亭林文集》误作亭林著述,收入书中,但初印无几即发现这一错误,很快做了抽换,所以后来的印本此处换成了《顾与治诗序》和《方月斯诗草序》两篇。初印《亭林文集》的珍贵之处,一是稀见,二是可以藉此考察《亭林文集》的编纂过程。
  其稀见程度,首先可徵之于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六《顾宁人》条特地记述此事云:
  顾宁人文集,初印本有《读隋书》一篇,本马贵与之说,载在《文献通考》,宁人手抄之,意欲采入《日知录》。潘次耕误认作顾作,乃以《读隋书》为题,收入集中。今本无此篇,以它文易之,则次耕已觉其谬矣。
  钱大昕乃乾隆间人,其云“今本无此篇”,说明《亭林文集》初印本在乾隆年间即已难得一见。
  至民国年间,因已无需规避清人禁忌,一些劫余幸存的所谓“禁书”纷纷再现,前清时难得一见的许多秘籍,此时已不再珍秘,如名列清代禁书榜首的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之崇祯原刻本即是如此。然而此《亭林文集》原刻初印本却依然极为罕见,王国维虽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知有此初印本与通行后印本不同,但他却始终未能一睹初印之本。王氏旧藏《亭林文集》今存北京图书馆,是抽换过的原刻后印本,在卷六《顾与治诗序》、《方月斯诗草序》处书眉上有王氏批语云:
  今案此本唯此页与次页补刊,《读隋书》一篇本当在此,而无《顾与治诗序》、《方月斯诗序》二篇。盖《读隋书》一篇五百五十余字,连题目为二十九行,今此篇亦共得二十九行,始知稼堂先生后改刊二页,以此易彼也。
  由于刷印无几即做了抽换,补刊的字迹与原刻差别甚微,一般人很难辨别。王国维在版本学上亦不愧为一代宗师,在未能见到原刻本的情况下,还是做出了准确的判断。新抽换上的两篇诗序除字体与原本微有差别之外,校对还非常草率。《亭林文集》原本校刻精审,终篇罕有错讹,而这两篇诗序短短550余字中竟有8处明显的错字,显然是匆促行事所致。
  王国维在1927年去世。1940年春,辅仁大学叶德禄教授在北平琉璃厂书肆买到一部抄配的初印残本,亦视为罕见秘籍,并特地在《辅仁学志》第十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原刻初印本〈亭林文集〉跋》一文,加以介绍说:
  庚辰春,余得原刻初印本于故都厂肆,惜序目与一、二卷为旧抄配,无由知其刻板年月。所据系抽改本,故目有方、顾二诗序,而书卷六则《读隋书》篇独存,盖原刻初印者。
  因极罕见,虽残亦可珍也。
  当时古刻旧籍尚且充斥书肆,叶氏得此清刻残本即喜不自禁,足见其确是难得一遇。只是无抄配之原刻本文集并没有注明刊刻年月,甚至整个丛书也没有刻书序跋,内封面上亦仅镌“顾宁人先生著亭林集”,同样没有刻书时间,所以现在仍然无法知道《亭林文集》乃至整个《亭林遗书》的确切刻版年月。
  关于顾炎武诗文集的编纂过程,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一二《亭林先生神道表》记述说,顾炎武去世之后,其“高弟吴江潘耒,收其遗书序而行之,又别辑亭林诗文集十卷”(案《亭林文集》六卷,《亭林诗集》五卷,合之计十一卷),乃谓亭林诗文集系由潘耒编纂。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辑印《四部丛刊》,收有亭林诗文集,在说明选用版本情况的《缩本四部丛刊初编书录》中亦云“亭林诗文集皆先生身后吴江潘次耕编刻”。顾氏诗文集俱由潘耒刊行是实,但编纂却并非全出于潘耒之手。
  北京图书馆藏王国维旧藏《亭林文集》有王氏批语云:
  先生文集、诗集皆手自编定,文集与诗集本各五卷,此第六卷则次耕先生所增辑,故与全集体例不符,其编次亦不如前五卷之善。全谢山谓诗、文集皆次耕编辑者,误也。
  此事至微,唯明眼人辨之。
  又云:
  先生于康熙己未十八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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