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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宦官交往评析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121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社会上层的接触中,其触角也涉及到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宦官。耶稣会士初入中国曾受到宦官的刁难,但随着传播宗教的需要,传教士们在晋接官绅时也注意到利用宦官这一权势集团,其后亦有少数宦官信奉了天主教。而耶稣会士与宦官的接触中,对中国封建社会集权专制下的宦官干政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们从价值中立的立场对宦官所进行的批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康志杰,1954年生,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明朝末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与中国各个社会层面进行了交往,其中亦包括在晚明社会极有影响力的宦官集团(1)。耶稣会士与宦官有哪些交往,他们对宦官作何评价; 而晚明时代的宦官对那些来自“远西”的传教士持什么态度,本文通过耶稣会士与宦官的交往的分析,希望开启晚明社会又一个生动而独特的文化领域。
一、利玛窦在南京结识“冯保”
  利玛窦是最早进入中国内陆传教的耶稣会士之一,1583年(万历11年)他在广东肇庆开辟了第一个传教点,以后又去韶州、南昌等地传教。在利玛窦交接的朋友中有南礼部尚书王忠铭,1598年6月两人准备一起乘船离开南昌去南京。在商议进北京之后如何活动时,“尚书建议,一座钟送给皇宫的主管,另一座钟送给宫中的一个太监。”(2) 王尚书将西方“奇器”作为礼品送往宫中的建议启发了精明的利玛窦,使其明白了要把天主福音带到中国皇帝的身边,必须打通宦官这一至关重要的关节。因而利玛窦到南京以后,就注意接交有权势的宦官。《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六章记载利子在南京时,认识了一位有权势的老人:(这)“是一个几乎拥有无限权力的人,他就是皇宫的太监总管。他管理着京城内的几千名太监。他还管理着京城各城门的税收……这个人还兼有各种职务,他总是大肆耀武扬威,显示自己的权力。他上了年纪,有点老朽,象一切宫庭太监一样,他也有些谄上欺下,在接待利玛窦神父时就表现了这种性格。他的几个手下人吩咐利玛窦要用一定的头衔呼他,诸如殿下之类……这位太监头子耳朵重听,有名助手在他耳边说话,想来是重述神父的谈话内容。在最初晋见时,利玛窦就按照习俗主动地祝愿主人千岁。老人听到这种祝愿,十分高兴,会见结束时就拿出一件厚礼送给利玛窦神父。神父没有接受,也没有答应把主人所要的玻璃三棱镜送给主人。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位总管太监。(3) 是书译者在注释中说利子结交的这位“拥有无限权力”的“太监总管”为大宦官冯保。征以有关资料,知此说不确。冯保是万历初年司礼监掌印太监,极有权势。明神宗幼年即位,冯保矫称先帝遗诏,得以与阁臣同受顾命辅政。冯保先是凭侍皇太后李氏的宠信,与大学士张居正结党,既掌司礼,又督东厂,兼总内外,权势日张。后与张居正联手陷害内阁首辅高拱,并将其驱逐出朝廷。以后,冯保内侍李太后,外倚张居正,挟制幼帝,皇帝“有所赏罚,非出(冯)保口,无敢行者。”(4)但至万历10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李太后时已久归政,冯保遂失去依凭的靠山,明神宗将冯保谪贬南京闲住,并尽籍其家,“久之乃死。其弟佑、从子邦宁并官都督,削职下狱,瘐死。”(5)冯保其罪过殃及亲属,可见神宗皇帝积怒之深。 而利玛窦在南京所见此老宦官既管理城内众太监,又负责城门税收,其权力之大,炙手可热,那位被万历贬在南京的冯保决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权力和声势。此其一; 其二,利玛窦本人并没有说明与这位老宦官的姓名以及见面的具体时间,这就需要将利玛窦到南京的时间线索作一次简单的梳理: 利玛窦一生到过南京三次。第一次在万历23年,只住了3月,就返回南昌。第二次是万历26年,愈两月北上进京,进京计划流产后,即下江南传教,万历27年(1599)第三次居住南京。这一次才真正结交名流,传播西学,并买房。定居。从利玛窦第三次在南京的活动,可以推断与这位老宦官相识的时间大约是在1599年至1600年二度进京之前这段时间内。 冯保在万历10年案发后贬南京,其最后的结局谈迁《国榷》有两处记载: 卷72“万历十一年正月戊辰条”云:“冯保、冯邦宁并瘐死。” 卷73“万历十四年八月癸亥条”又云:“南京奉御冯保专恣,戍孝陵,其党客用杖八十,受役。” 若按第一种说法,冯保在万历11年(1583年)就死于大牢,时年利玛窦刚刚进入中国内陆,正在广东肇庆传教,那么利玛窦根本不可能认识冯保;若按第二种说法,冯保于万历14年(1586年)受重役,此时利玛窦仍在肇庆。从万历14年到万历27年利玛窦第三次至南京,中间有13年时间,风烛残年的老宦官在其家被籍的境况下恐怕难以挨到与利玛窦见面。本文旨在论说明代宦官与耶稣会士的关系,这位老宦官究竟是何人,此处无关大要。该老阉在见到利玛窦那一刻,又是要利子称“千岁”,又是想得到西洋三棱镜,宦官的专横贪婪在利子的笔下暴露无遗。
二、税监“挡道”
  万历26年(1598)9月,利玛窦初抵北京,“客忠铭家,宫内宦官首领来访,颇羡赏其贡物,然见彼无炼金术,不为上达。时有流言,谓此种外国人得为日本人间谍,彼等为慎重计,复返南京。”(6) 利玛窦第一次进北京传教的计划流产了,但却在短短的两个月中(是年11月离开北京),从宫中宦官对其进宫的窒碍,从身居高位的王尚书也需要同宫中宦官拉上关系的事例上,意识到宦官在明代高层权力结构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但他却没有想到问题的症结在于明代封建专制已走向极致,廷臣难见君主,上下之间的信息只能依赖于宦官沟通,才从而导致宦官势力的极度膨胀。 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耶稣会士关心的主要问题,定居北京并在此传教才是他们来华的最终目的,为此利玛窦将进行不懈的努力。但从第一次进京失败的教训中,利子也悟出了要在中国传播宗教,其接交面不可忽略宦官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于是,利玛窦1600年初偕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 )二度进京,就“依某权阉之庇……权阉某狡诈人也,行至山东,嗾使其党马堂截夺贡物,送诸神甫至天津,扣留六月。”(7)利子二度进京本想依托宦官的庇护, 不料遇上了麻烦。此处所云“权阉”是利玛窦由南京出发同行的一位刘姓太监。当利子行至南北漕运咽喉山东临清时,遇到贪婪的税监宦官马堂。马堂作为税使,其职责是对进京上贡的洋人加以保护,并立即奏明皇上。但马堂却下令将一切物品运到府内保存,让利子等候御旨。而一道从南京北上的“权阉”刘某却撇下利子一行,自己单独进京。眼见马堂企图将贡物送至府内“保存”,,精明的利子急忙以自鸣钟需要专业人员照看为由加以拒绝。马堂只好勉强答应贡物留在船上,并派两名差役看守。利子等人在天津滞留数月,直到一日万历帝突然问起西洋自鸣钟为何不送入宫中,宫内
宦官这才传旨让利玛窦一行进京,这已经是1601年元月8日,这一耽搁就是近一年时间。 利玛窦为进入北京,几经周折,这既反映出万历皇帝的昏愦,又看出宦官马堂等人的专横和贪婪。万历年间,明王朝的统治进入后期,宦官专权的局面愈演愈烈。其时所任矿监、税监横行肆虐,分遣各地不择手段地强行掠夺和敲诈勒索。当时“矿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兵;税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矿。”(8) 马堂即是贪婪残暴的众税使中的一个,其“政绩”曾导致了万历27年(1599)三月(阴历)“临清民变,焚税使马堂署,杀其参使三十四人”(9)的事件。这次民变, 愤怒的临清百姓几乎将马堂打死,但事隔一年,税使马堂又眼馋利玛窦的贡物,几乎将利子的进京计划扼杀掉。马堂为何“挡道”?台湾学者方豪先生认为:“马堂之阻利(玛窦)入贡,贡品中有耶稣被钉像亦其一因,则以中国人视受刑图为不吉也。”(10)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笔者以为,身为税监的马堂清楚进贡的西洋人带有奇器异物,尽管已上奏皇上,但万岁爷一直没提此事。如果“进贡”无限期地拖下去,身为税监的马堂将会瞅住机会,利用“职务”之便从中捞些油水,这才是马堂“挡道”的根本原因。 宦官们的贪婪和无知,进入中国内陆传教的其他耶稣会士也领略过其中的滋味,如意大利籍耶稣会士郭居静(Lazare Cattaneo)第一次随利玛窦进北京时,乘的是王忠铭向宦官租的航速较快的“马舟”,“传教士为了方便,自己出钱租下一间大舱,与王大人的仆役分开,预先已把议定的租钱的一半(十六两银子)付给了舵手,而船主太监竟然不管已付一半的事实,硬要勒索全部租赁费。他正要把郭居静连同行李一起扔到岸上去,非常侥幸,利玛窦回来了,利用与总督的良好关系,通过别人叫太监明白其行为甚是不妥。”(11) 1604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教廷东方视察员兼副主教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2)派遣葡萄牙人费奇规(Gaspard Ferreira)由南京至北京,一路“颇受导引之阉人虐待。”(13)费奇规“受到负责船队的宦官的威胁,要把他赶下船去,行贿之后才克服了困难。”(14)此次与费神父同行的还有耶稣会士黎宁石(Pirre Ribeiro)、杜禄茂(B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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