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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碧辉:从实践美学看“生态美学”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2-05 点击: 1142 次 我要收藏

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它不仅关涉到对生态平衡的维持,对环境的保护,对濒危物种的抢救保存,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质量的问题,甚至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因此,生态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也意味着人们必须从哲学上反思迄今为止人类的所视之为理所当然一系列思想、观念和理论,意味着人们必须对全部人类文明和文化进行根本上的反思。从历史的角度看,生态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随着现代化进程、随着人的主体性能力的极大提高而产生,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调整之后产生并进入人类的生存层面的。
对于中国来说,生态问题同样是随着现代化过程的展开和深入而逐步敞开的。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正在步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都市化、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现代化初期所遇到的普遍性问题和中国特有的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加在一起,因此,中国的生态问题比起发达国家来说更为严重,更为紧迫。空气、水和环境遭受污染;城市交通拥堵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城市建筑和规划的无序;土壤沙化,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农业生产中化肥和农药的滥用导致的农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每天呼吸着有毒的空气,吃着被污染的菜肴,被迫接受着大量声光和粉尘污染,忍受着交通拥堵之苦。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生态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它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层面,正在日益成为一个迫切的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
但是,生态问题的解决绝不仅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没有哲学的深度思考,没有对于人的生存问题的形上考察,不把生态问题作为一个关系到人的生存质量和生存方式的哲学和美学问题,仅仅就事论事,只能是一种实用主义式的解决。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在效益原则主宰的市场之中,生态问题往往被作为一个口号,造成建设中先污染,后治理,或是边污染边治理,甚至是边治理边污染。可是,我们的生态环境往往是不可逆转、不可重复的;有的自然环境和景观一经破坏就再也无法复原,就将是我们人类的永久性伤痛。因此,对生态问题的考察必须有一个哲学和美学的理论支持。事实上,从美学角度去考察和观照生态问题,把生态问题放在美学的视野中去思考,可能是更具有时代意义的。因为,美学作为感性学,它研究的正是人的感性生存。而生态问题恰好正是涉及到人的感性生存方式。正是基于此,中国的美学家们从关注和思考人的生命存在的质量出发,从美学角度开始思考和和讨论生态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个问题愈来愈引起更多的关注,成为新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2000年以来,中国美学界已经召开了三次生态美学研讨会,对生态美学的学科定位,生态美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方法,生态美作为一个审美范畴的合法性、中国古代美学的生态智慧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从美学角度来说,对生态问题的美学考察,至少有这样几个基本理论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其一,是否存在“生态美”这一美的形态?如果存在,它的内涵是什么?它和自然美、社会美的关系怎么处理?其二,从学科形态来说,生态美学作为学科,它成立的理论支持是什么?其三,提出生态美的意义。下面我试图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和同行。
一、是否存在“生态美”?
严格说来,生态美作为一个美学概念,它是否成立还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无论是生态也好,自然也好,社会也好,它之所以对人来说成其为“美”,是因为在它们之中有某种形式结构,如韵律、节奏、比例、均衡、对称等等,这些才是使事物成其为“美”的因素。无论是自然美,还是社会美,或技术美,其“美”之所以成立,究其根本原因,都是跟这些形式结构有关的,是这些形式因素在起作用。而这些形式因素之所以对人来说成为美的,是因为人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发现和体验到,这些形式因素跟人的心理结构有某种对应或应和。当然,这种对应或应和的产生同样是因为实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主体。
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从哲学层面讲,如果承认自然美、社会美、技术美这样一些概念的合理性,那么,生态美概念也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按照李泽厚先生的分类,“美”概念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美的对象;美的性质;美的哲学规定,也就是美的本质。[1]正如自然美、社会美和技术美这些概念是从美的对象的角度提出的概念一样,生态美概念也是从审美对象的角度提出来的。从它的定位上说,它应该是介于自然美和社会美之间。它既有自然美的因素,也有社会美的因素。
就其本质而言,如果说自然美的实质,是自然的人化,是在“真”的形式结构中积淀了人的本质力量,其形式是“真”,其实质是“善”;社会美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直接呈现,其形式是“善”,其内容是“真”,是以“善”的形式显现“真”的内涵;那么,生态美的实质,就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本真化,即是在自然人化的基础上人对自然的回归和依赖,是在自然和社会呈现人的“善”目的的基础上对自然的之“真”的回归和强调。从形式上说,它接近于自然美;从实质上说,它是人的目的的“善”合于自然之“真”,以含融了人的“善”的自然之“真”为其本质。人的自然化是从人与自然的联结关系角度来说的;自然的本真化是从自然本身的存在来说的。无论是人的自然化还是自然的本真化,都离不开人的角度,自然的本真化正是为了人有“自然”可“依”、可“化”,也就是说,自然的本真化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因为,说到底,美终究是一种人类的价值,一种为人的价值。
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本真化都是以自然的人化为基础的,是在自然的人化的基础之上才能成立的。
关于自然美的本质,李泽厚先生已反复论述过。自然美看起来是一些与人的实践无关的形式——荒凉的沙滩,汹涌的大海,温柔的月光,等等。但是,人之所以能够欣赏这些自然之美,正是因为人实践活动已在一定程度上征服和改造了自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自然对人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异化的力量,不再是让人害怕、恐惧的对象,而变成让人可以亲近的对象。人在自然之中不仅能获得生存的资源,而且从精神上、心灵上、情感上把自然当作寄托情感的对象。因此,自然美的实质是自然的人化。在自然人化的过程中,形式美的产生是一个关键。它是自然从狭义人化进入广义人化的见证,也是人类审美意识从其它意识独立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的证明。人类在长期、大量、反复的实践过程中,掌握了自然之中的各种感性形式——节奏、韵律、比例、大小、对称、光滑等等,使这些形式成为人所掌握的形式力量,从而产生美。“正是在这种有节奏、有秩序的操作实践中,人开始拥有和享受自己作为主体作用于外界的形式力量(Forming force)的感受。这即是说,节奏等等形式规则成了人类主体所掌握、使用的形式力量,这就是所谓‘形式感’(the sense of form)的真正源起。它包括节奏(或称韵律, shythem)、对称、均衡、比例、顺序、简单、和谐等等。历史本体论强调这种种形式感不是来自静观、观看,而是来自活动、操作。……但每个操作、活动都是特殊的、具体的;这种普遍性的形式感却是通过众多特殊操作的肢体运作的感受中,人们概括地掌握并普遍地应用于对象世界不断取得成功才获得的。从外在能力说,这是人类由使用——制造工具所获得而拥有的技艺,即‘度’的工具——社会本体力量在诞生和扩展;从内在心理说,这是构成人性能力的心理——情感本体力量的诞生和扩大。这便是人的‘自由’的开始。”[2]
形式美来源于主体的操作实践活动,但当它一旦产生,便有了独立的规则和力量,成为人类艺术探索和表现的主要对象。而在历史过程中,人类在不断创造新的美的形式,人类所能欣赏的形式美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最初认为是丑陋的一些形式经过历史沉淀可能演变成美的经典。就表现形式而言,生态美跟自然美十分接近。它和自然美一为自然的人化,一为人的自然化,恰好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历史变迁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从哲学涵义上说,生态美与自然美恰好是一对对应的范畴,是对自然美和社会美在更高基础上的超越。
“人的自然化”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是在“自然的人化”基础上产生的。如果说,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自从人诞生以后,自然就经历着一个不断的“人化”的过程;那么,从人与自然的更为本源的关系上说,则人类产生于自然,是自然界上百万年进化的产物,因而在自然人化的同时,人也在经历不断“自然化”,不断返本归元,从人与自然的广泛的情感联系中寻找更深层次的精神家园的过程。从根本上说,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更不可能只是一味地对自然进行索取和改造,即单向的人化自然。作为自然之子,人对自然还有另外一面的关系,一种更为源初、更为本源性的关系,那就是人对自然从精神上和生存上的归依和依赖。人类之所以能把自然作为审美对象,之所以能认识和改造自然,从根本上也同样是因为作为自然之子,人类的大脑结构具有认识、掌握自然的客观规律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以人是自然之子为前提的。因此,人对自然的任何改造、利用和“人化”都建立在人是自然之子的前提之上。由于有这种前提,人对自然的征服、利用和改造就必须有一个“度”,必须在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之下去进行。超出这一前提,人类就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人对自然从精神上和生存层面上的这种依赖、回归,人与自然之间这种建立在人既能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同时又依赖于自然基础上的亲近、和谐、共生、共在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另一面,即人的自然化。而人的自然化的审美表现就是生态美。所以,生态美是历史的产物,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较高阶段、人具备了较高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自然的人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产生的历史概念。生态美的实质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本真化。
“自然的本真化”问题同样是在自然的人化的前提之下产生的。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自然的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这种“人化”,到目前为止,只是人对自然资源开发,是人单向度地向自然的索取。而由于人类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和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这种开发和索取已经超出了自然本身的承受能力,地球的生态系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人类的存在,已经大大地威胁到了地球上其它动物和植物的生存。这种状况从人类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来说,对人类也是有损害的。从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来说,当自然的人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当人与自然的关系已从根本上改变,人已经从完全被自然所支配、所控制的状况中解脱出来,变成一种主体性的存在物的时候,人所欣赏的就已经不再仅仅是那些经过人改造过的自然,不再仅仅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人类产品,而是那些原始的、未经染上人类的足迹、未打上人类的烙印的自然。“社会越发展,人们便越要也越能欣赏暴风骤雨、沙漠、荒凉的风景等等没有经过改造的自然,越要也越能够欣赏像昆明石林这样似乎是杂乱无章的奇特美景,这些东西对人有害或为敌的内容已消失,而愈以其感性形式吸引着人们。人在欣赏这些表面上似乎与人抗争的感性自然形式中,得到一种高昂的美感愉快”。[3]“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种人与自然之间高度融谐的意境永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境界。“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自然本身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禅意空灵之境,更能体现出人对自然的尊重与关爱。因而,当自然的人化进程到达一定程度时,自然的本真化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全球性现代化的来临,这个问题将日益成为一个紧迫的急待解决的问题。无论人类怎么发展,无论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发展到什么程度,无论人的主体性发展到多高,人是自然之子,这一点,永远也无法改变。因此,人类必须保留一些原生态的、纯粹的、未经人类现代文明染指的自然。这就是“自然的本真化”。这是人类生存的“根”。没有这个根,人类将面临毁灭性的生存灾难。反过来说,只有保留住这个根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成为可能,人才能实现审美化生存的理想。
因此,从形式与内容的联结说,生态美介于自然美和社会之间,是自然美和社会美得到充分发展之后才产生的审美形态。但从形式上说,生态美更偏重于自然美,它的形式主要是“真”,是人类的“善”的目的合乎自然本身的规律性。从具体感性形态来说,生态美更注重和强调人对自然的回归和依赖。因而,无论是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还是城市建设,生态美以“自然”作为最高的审美目标。从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来说,那些未经开发、尚未染上人类的足迹的原生态的自然形态,如原始森林,大瀑布,未经人类开发的河流、群山,荒凉的沙漠等等更能体现生态美的理想;而在城市建设中,无论是城市的整体的规划与布局,还是社区的设计,也同样都应该以最大限度地贴进和接近“自然”为上。
必须指出的是,生态美和自然美的区分只是从哲学上进行的区分,在实际表现形态上并没有太大的分别。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区分是绝对必要的。自然美的本质是自然人化的结果,没有这个人化,自然是无所谓美与丑的。而生态美则强调的是,在自然人化的基础上人重新回到自然、依赖自然,亲近自然。它是比自然美更晚的审美形态,是一个现代美学的范畴。因此,它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
二、人的自然化的实质:情本体的确立
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自然的人化包含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外在自然的人化即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性的改变。内在自然的人化指人感官和心理结构的人化。感官脱离单纯动物的感受,而具有人的、社会性、历史内涵的感受,它不仅能辨别对象的颜色、声音、气味、硬度等客观性质,更能发现和感受对象的美。感官的人化同样是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的结果。在使用和制造工具的过程中,人不仅发现对象的各种客观性质,也发现了对象的各种形式结构——如节奏、比例、对称、均衡、光滑等等,从而人的感官成为能够发现和感受这些形式美的器官。正如马克思所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全部世界史的总和。”不仅是感官的人化,内在自然的人化更重要的方面是属人的心理结构的建立。在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过程中,人类自己的感官和心理也都不断地得到改造,心理结构逐渐脱离动物界,成为人所特有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包括认识论上的自由直观,伦理学上的自由意志和美学上的自由享受。无论是自由直观、自由意志,还是自由享受,都是人自觉选择的结果。这个自觉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牵涉到许多心理现象,如认识上的自觉注意,类比联想、灵感、顿悟等心理因素,伦理学上的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的区分,美学上的美感心理的形成等等。内在自然人化的核心是伦理学。[4]
人的自然化则是指本已人化、社会化的人本身重新回到自然之中。迄今为止,人类一直处在社会化的进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不但改造了自然,而且本身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一再发生改变,而这个改变的方向总的来说是越来越远离自然,无论是人的生活环境还是生活方式,还是社会组织方式,都是朝着更加社会化、人化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充分证明了人类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主体性,证明了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甚至改造人自身的能力。但与此同时,人类也越来越陷入自己本身制造的权力-语言-知识之中,陷入工具本体对心理的异化之中,使人的生活越来越不自然。现代社会中人的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空前增多,与此相应,一些根源于心理问题的社会问题亦随之增多。因此,挣脱权力-语言-知识的工具本体,建立情感本体,让人重新回到自然,重新发现自然——这个自然,不仅是外在的大自然,而且包括内在的自然,即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根源于人的自然存在的部分——就成为对于工具本体对人的异化的纠正。当社会化、人化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对自然本身的回归与依赖、挣脱理性的约束与制约、回到生命的本然与天真状态、建立情感本体就成为当今时代和未来社会的一个主题。“‘人自然化’要求人回到自然所赋予人的多样性中去,使人从为生存而制造出来的无所不在的权力—机器世界(科技机器、社会机器和作为二者现代结合的语言信息机器)中挣脱和解放出来,以取得诗意生存,取得非概念所能规范的对生存的自由享受,在广泛的情感联系和交流中,创造性地实现人各不同的潜在的才智、能力、性格。……只有‘人自然化’才能走出权力一知识—语言。人才能从二十世纪的语言—权力统治中(科技语言、政治语言、‘语言是家园’的哲学语言)解放出来。”[5]
人的自然化亦可分为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外在方面大体上包涵三个层次:
1、人与自然界的共生、共在。人对自然界的态度首先不是去征服、破坏,人不再像在工业社会那样只是把自然当作人类生存的能源库、资源库,只知向自然索取,并以自然的主人自居,而是真正把人当作自然中一份子,与自然界平等相处,友好相待,把自然作为自己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美好环境。在这一层面上,庄子所描绘的“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便不但不是荒唐的梦呓,而且可以理解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理想化的表述。同样,“屋在瀑泉西,茅檐下有溪。闭门留野鹿,分食与山鸡。初开洞中路,深处转松梯”这样的情景也不再只是农业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写照,而将是对现代和未来社会里人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方式的理想描述。这里,自然对人来说,既是生存资源的提供者,也是精神和灵魂的安顿者,更是生命的寄托者和归依。
2、人对自然的审美欣赏。人不但与自然界共在共生,而且对自然抱着一种同情、欣赏、亲近的态度,走进自然,投身于自然。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通过栽花养草、绿化人生活和生存的空间环境,尽量使自己置身于自然;通过对山水的游历和体验,投身于大自然中去体验和感受自然。以自然作为审美对象,这正是中国古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从六朝开始,自然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就已诞生。自然在中国古代诗人笔下不仅具有多种多样、多层次的美,而且是人的情感所系、生命所系。所以,在诗人笔下,自然既有“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优雅与细腻,也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雄浑与大气;既有“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的宁静与安详,也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辽阔与苍凉。更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作为人的精神和生命的最后归宿的功能。因此,实际上,虽然生态美作为美学概念和理论化的审美形态出现得很晚,但中国古人在这方面已经丰富的思想和文学资源可以继承,可以进行“转换性创造”后为今日所用。
3、人通过学习达到与自然节律的同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天人合一境界。[6]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可以通过多个方面和角度达到。其一,从个体身心角度来说,可以通过某种艺术或技巧训练,培养起个体对于美的形式的感受力和创造力,如通过绘画训练培养对线条、形体和颜色等等的感受力;通过音乐训练培养对声音、节奏、韵律等等的感受力;通过作品的阅读培养对语言美的感受力。还可以通过呼吸吐纳、修炼气功等使个体的身心节律与自然节律相吻合呼应,而达到与“天”(自然)合一的境界。其二,从社会整体的生存环境来说,在当今世界都市化、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的前提下,城市空间环境的建设也有如何体现生态美、使人更好地与自然节律相吻合、相一致的问题。在这方面,一个城市的整体规划、布局,一些公共场所、公共空间如居民小区、商场、超市、道路等等,甚至具体到每栋建筑的设计,每个居室的布置,在给人的生存带来最大的方便的同时更加符合生态美的理想,符合人向往自然、回归自然的理想,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心理情感的需求,这里都有美学问题。其三,从社会生产角度来说,社会生产的产品如何在满足人的实用需求的同时给人带来审美愉悦,这种愉悦要跟人的自然生物节奏保持一致,使产品能够最大限度地把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融洽统一起来。换言之,产品设计在追求新奇美观的同时,要使之跟人的生物生理节奏保持一致,使之符合人自然化的要求,这也是一个美学问题。近年设计界所倡导的“绿色设计”、“生态设计”,正是朝着这种方向努力的设计思潮。
“……如果说,前面已提到要注意和防止理性形式结构的泛滥和主宰个体的感性存在;那么,这里就以个体感性直接与大自然的三个层次和种类的直接交往来补充和纠正之。前面的‘自然的人化’是工具本体的成果,这里的‘人的自然化’是情感(心理)本体的建立。上述不同艺术家的不同自然,正是为了和服务于这个本体的建立。所以,……中国古代对上述三层涵义的‘人的自然化’及它的‘天人合一’观念,对走向后现代的社会,可以有参考借鉴意义……”[7]
从内在方面说,人的自然化即是建立情感本体,以纠正和补充自然的人化过程中工具本体的过度膨胀带来的异化。“‘人自然化’的‘软件’即是美学‘问题’。它指的是本已‘人化’、‘社会化’了的人的心理、精神又返回到自然去,以构成人类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自由享受。”[8]自由享受的审美心理的培养,首先是对形式感的培养,其中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艺术。艺术是对人的形式感的直接启发和培养;而反过来说,形式感的培养有助于科学上的发现、发明和创见,这是“以美启真”。[9]以美储善则是通过情感本体的建立,把道德建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基础之上,通过区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启发人们的宗教情感和道德情感,以社会性道德建立一个社会的公共道德秩序和道德准则。使人“在自然性的吃、性、睡、嬉中,社会性的食、衣、住、行和‘工作’中,既不退回到动物世界,也不沦为权力—知识—语言的社会奴隶。”[10]“人类作为超生物性的族类,两元对峙的工具—社会本体和个人心理本体都植根于制造—使用工具为实践特征的人类生存延续的总体之上。它不仅开发出‘外在自然的人化’,而且开发出人的‘内在自然的人化’的认识领域(自由直观)和伦理领域(自由意志),进一步伸展则与‘人自然化’相交融,构成审美领域(自由享受)。这就是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也就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和哲学心理学的‘天人新义’。”[11]
因此,“人的自然化”的本质在于情本体的确立。情本体的具体内涵,在李泽厚先生那里,在于对中国传统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进行转换性的创造,使之具有现代性的内涵和意义。其中,原始儒学以亲子情感为核心的、以自然生理为基础、由动物本能情欲即自然情感所升华出来的社会化的理性情感对于现代和未来的中国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既无天国上帝,又非道德伦理,更非主义理想,那么,就只有以这亲子情、男女爱、夫妇恩、师生谊、朋友义、故国思、家园恋、山水花鸟的欣托、普救众生之襟怀以及认识发现的愉快、创造发明的欢欣、战胜艰险的悦乐、天人交会的归依感和神秘经验,来作为人生真谛、生活真理了。为什么不就在日常生活中去珍视、珍惜、珍重它们呢?为什么不去认真的感受、体验、领悟、探寻、发掘、敞开它们呢?”[12]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说,“情”的具体内涵在我看来主要应该是对自然的欣赏和敬畏之情。对自然的欣赏,就是前面讲的,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不是首先把自然作为改造、征服的对象,而是作为审美欣赏的对象,去发现、了解和欣赏自然的多层次、多方面、多种形式的美,并主动投身于自然,把自己融入自然之中,以一颗自然之心去体验、感受自然的奇妙、神秘和美。但仅仅如此还不够。在对自然的关系中,人还需对自然保持敬畏之情。
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在农业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情感基调。对自然的敬畏感源于原始社会中自然力量的巨大与神秘对人造成的威压与恐惧感;而农业社会里“靠天吃饭”的生存方式使人对自然的这种敬畏之情一直保持、延续了下来。一方面,自然是人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人的一切都必须从自然之中获得,因此,人对自然怀着尊敬、感激之情;另一方面,自然对人来说总是具有某种神秘性质,自然的力量、自然运行的规律、生命的诞生与成长,都使人对它有一种畏惧与崇拜之情。正是由于有对自然的欣赏与敬畏,在漫长的农业社会的上千年的历史中,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上,人才有效地维持了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保持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平与和谐。只是进入工业社会之后,随着主体性思想的确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对自然的改造与征服在力度、深度和广度上都大为增强,自然对人失去了神秘感,人也失去了对自然的应有的尊敬与感激,只是把自然当作获得生存的资源库,以为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贪婪地对自然进行掠夺式地开发。这种做法在短时间内使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生产力得到高速增加,人们的生活方式靠掠夺自然资源很快有了极大的改善与提高。但是,经过几个世纪的掠夺式开发,整个地球已显得不堪重负。自然已开始向人类报复。过去以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其实是有限的。人的贪欲的膨胀在短短的几个世纪里摧毁了自然在上百万年、千万年甚至上亿年才能形成生态系统,耗尽了如此漫长时间和空间里产生的资源。因此,反思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恢复对自然的尊敬与敬畏,从哲学上和美学上来说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而从人本身来说,如前所述,失去自然之情感的人类也正在被异化。因此,当自然的人化达到一定程度,在此基础上的人的自然化,无论对于自然来说还是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一个必要的选择。
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不但是原始的宗教性的泛神论思想结果,对于现代人说来,它更包含着道德上的情感和意义。只有把自然当作一个伟大的对象,一个值得尊敬、崇拜和赞赏的对象,才可能对之产生敬畏之情。康德的名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以灿烂星空的庄严肃穆、伟大辽阔来比喻人的道德力量的伟大庄严,可见,宇宙自然本身对于人来说的确有一种庄严与伟大。反过来说,只有具有一颗伟大、宽容的心灵、道德上高尚的人,才能够去发现和体验宇宙自然的这种庄严与伟大。因此,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也是培养人的道德感的一个途径。
只当人对自然有一种敬畏之感,才能进一步把它作为欣赏、崇拜的对象,去歌颂、赞美它,从而把它当作审美的对象,去发现、体验、感受它的美,从而自然也才能不但成为人的生活的环境,更成为心灵的归宿,灵魂的家园。作为自然之子,人的心灵与自然的风物景色、春种秋收、四时节律有一种奇妙的对应关系。只有人怀着欣赏与同情,才使人们能够感应、发现、敞开自然的各种美:“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13]
因此,人的自然化,也是自然和自然之美的重新发现,是在人化自然的基础上对自然的回归与亲近,是在自然人化基础上重新发现和建立的天人相谐与天人合一。从美的形态来说,人的自然化所呈现出来的感性形式便是生态美。
必须再次强调,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本真化是以自然的人化为基础的。没有自然的人化,就谈不上人的自然化,更不会出现自然的本真化问题。人类在和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自然中获取生存资源,如何在对人来说威力强大的自然面前谋取生存。因而,对人来说自然的人化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首要的前提条件。只是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和进步,人对于自然的控制和改造能力已经超过了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换言之,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掌握程度已达到了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支配自然、改变自然的存在状态的程度,而这种改变是不可逆转的,自然一旦被人改变,就无法再恢复到它原始样子,它的生态平衡被打乱,生物链被破坏。在这种前提下,人类的任何行动,稍有不慎,就足以造成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对人来说的灾难性的后果。在这种前提下,自然的本真化已经作为一个历史和现实的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对人来说,自然的人化作为美的必然条件阶段已被超越,在这个全球化、现代化、人对自然控制能力大得足以毁灭自然的世界,自然美不再是人化的自然,而是本真化的自然,是原生态的、未经人类染指和改变的自然。而这样的自然景观已经越来越少了,因而,自然的本真化不但是一个美学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三、“生态美学”何以成其为“学”?
作为一种学科,生态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它立论的哲学基础,它的核心范畴和命题是什么?一种美学之所以能够成其为区别于它种美学学说的学说,对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然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
从西方美学传统来看,每种美学形态都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和思想,有这些概念背后的哲学基础。比如,康德美学的核心命题“美是无功利的快感”,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审美能力作为一种判断力具有先验共通感。黑格尔美学的核心范畴是理念,其核心命题“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它通过理念在自然、社会和精神领域的发展过程的分析得出了上述结论,并运用理念的感性显现程度来分析艺术史,对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各自的特点进行了出色的分析把握。
在我国影响巨大的实践美学,其哲学基础是实践论,其核心概念是“自然的人化”。如前所述,在这种学说看来,美产生于人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人和自然关系的变化。在实践过程中,随着人的实践能力的提高和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人不再把自然看作是某种异己陌生的力量,不再把自然看作是人的敌人,不再把自然看作需要人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而是把自然看作是人的朋友,以同情、欣赏的态度去看待自然。正因如此,自然才能成为人的审美对象。在实践过程中,人类的生存和行动都逐渐得到更多的自由。这种自由感的产生正是美感产生的心理的基础,而人在实践中对现实的改造则是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因此,从实践美学的观点来看,“就内容言,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现实肯定实践的自由形式。”[14]
从方法论上说,康德是依照纯粹理性对知性范畴的分析方法,对美也同样从质、量、关系和模态四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从纯粹美到依存美,从美到崇高,再到美感,到艺术,从而建立起一整套关于美的理论。黑格尔是从分析理念入手,分析理念如何在自然、社会和艺术中得到显现,因而在黑格尔的美学中,自然美是等级最低的美,因为它不是理念的直接显现。黑格尔的美学就是艺术哲学。实践美学作为一种哲学美学,是把美感和美放到人类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从历史的角度和哲学上对美感和美的本质进行分析,从而指出,美感的本质是它的形象直觉性和社会功利性的矛盾二重性,美的本质是它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其实所谓社会应该说是一种人类性,即美是一种人类的价值属性,它不能脱人类的实践而独立存在。一些看似属于自然本身的性质,如细小、光滑、均匀、对称、比例等等之所以被人看作是美的,是因为的它符合了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形成的身心结构,能给人带来愉快,因此它本质上属人的。)美和美感都是自然人化的产物。美是外在自然人化的产物,美感是内在自然人化的产物。在自然人化过程中,人对外物的关系形成了认识、审美和伦理几种关系。认识是一种自由直观;审美是一种理性的积淀;伦理则是理性的凝聚。因此,通过审美活动可以帮助科学认识,也可通过审美实现道德的内化。实践美学从哲学上对美学问题提出了一些命题,它的展开与深入还需要假以时日。但至少,它已经有了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的方法论和核心概念。
与此不同的是,生态美学虽然这几年相对来说比较热闹,但是,它的哲学基础和核心命题都还是空缺的。生态美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范围是什么?它区别于其它美学学说的基本命题是什么?它的独特研究方法是什么?这些问题对于生态美学来说,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未能得到有效的阐述。
生态美学要想作为一种有自己独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自己核心命题的学说而得到确立,还需要克服相当多的困难。
困难之一,生态美学如何确定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顾名思义,生态美学应该是研究生态之美的学说。也就是说,它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自然界的生态现象。可是,生态现象是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如果说,生态美学是研究生态之美的学说,那么,生态之 “美”又是什么,依据什么原理去界定某种一种生态是美的,某一种生态不美。或者说,是否符合生态规律的就都是美的?如果作出这样的判断,又依据什么理论?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并非任何生态都是“美”的。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生态美就是和谐,就是自然界所有生命的和谐共存。而和谐又被理解为和平,似乎生态美就是生物之间和平相处,友好相待。特别是人与动植物之间和平相处,友好相待。但实际上,从生态原则来说,自然界里的生物遵循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是弱肉强食的法则。所谓生态的和谐绝不意味着和平,而是所有的生物相对来说处于比较衡定的数量,相互之间形成了彼此依赖又彼此制约生物环链。这个依赖是指,处于生态系统环链中的上一级的生物以它下一级的生物为其生存的食物来源;而制约则是生物之间由于彼此之间相互以之为食物来源,因而,无论哪一种生物都不可过多或过少,某一种生物的过多或过少都将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甚至打破这种平衡。这个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过程是很残酷的,弱者被淘汰,强者才能生存。因此,所谓生态平衡就是生态美的观念只是未经思索的想当然耳。如果从生态学的角度界定美,把生态美界定为生物之间弱肉强食所产生的生态平衡系统,却又违反了生态美学论者的本意。因为这样一来,必然导致的结论就是人类对自然的无限掠夺的合法性结论——人类比其它生物能力强,当然可以掠夺其它生物生存的资源以为己用。显然,这样的结论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困难之二,生态美学如何确定自己的研究方法。如前所述,任何一种作为“学”的美学学说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实践美学作为哲学美学,其研究方法是从对美和美感问题的哲学分析开始,而这种哲学分析是建立在实践论基础之上的。由此,实践美学就具有了向具体学科进行幅射的能力。事实上,前述对于生态美的内涵的把握正是从实践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所推导出来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对生态美的这种分析立足于现代人类的生存语境,把美不但看作是自然的人化过程,特别强调在人类实践能力大为提高的现代社会,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本真化在美学和人类学上的重要意义。然而,生态美学,由于其基本哲学立足点的缺失,其研究方法既无哲学上的高屋建瓴气势,也无经验主义美学的实证分析的精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生态美学研究究竟怎样去进行,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而言,还没看到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
困难之三,生态美学的核心思想和命题是什么?如何从生态美学原理出发界定生态美、自然美、社会美、形式美这样一些美学概念?如何处理生态与生态美的关系?实际上,前面两个问题都可以归结到这个问题上。生态美学之所以未能成为其“学”,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它没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和核心思想。生态中心主义主要跟伦理问题有关,它所面临的困难和悖论是一种伦理的困难和伦理悖论。就生态中心主义来说,它本身还是一个充满争论的原则,不但在理论上有反人类的嫌疑,而且在实践操作层面它将面临更大的困难。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对于生态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态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限的资源已经被殖民者掠夺大半,而现在,人民要生存,有时候就不得不面临对生态的破坏。可是,从生态中心主义出发,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将不再有为自己生存谋求合法的自然资源的权利。退一步说,即便生态中心主义原则能够确定下来,既便能够解决它跟人类的基本生存权利之间的矛盾,可是,这样一种生态中心主义跟美何干?美就是不加人为干预的生态平衡吗?如果是这样,岂非说任何人类的痕迹都是丑了?换言之,从生态中心主义出发,美就不再是一种与人类有关的价值,不再是人所要追求的理想了。那么,这种所谓“生态美学”跟人有何干?
四、“生态美学”的意义
尽管生态美学何以成为“学”,还是一个有待论证的问题,但是,生态美学的提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相反,生态美学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反复指出的,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人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可以控制自然的现代社会,美不再仅仅限于自然的人化。相反,在人和自然都已经充分实现“人化”的条件下,人类的自然之根的保护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这个“自然之根”既包括作为人类所生存于其间的环境的大自然,也包括人类本身的自然之性的保持。
众所周知,理性的高度发达一方面给人类带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人类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的异化。因此,对自然的回归,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恢复,正是为了在异化的世界里寻回失落的人性,为了使人重新回到它所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之根。从美学上说,在自然的人化已经充分实现和展开的条件下,美不再仅仅是面向历史的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自然的本真化,成为面向未来的美的主要形态。在这种前提下,不但生态美这种新形态的美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的理想形态,一种人类所追求的境界,而且,就是自然美本身的内涵也发生了一定意义上的变化。
从历史过程上看,自然美是自然的人化;但从现实来说,自然美已经超越了自然人化的阶段,而走向自然的纯粹化、本真化,或者说是自然的“自然化”。也就是说,在当今天社会都市化、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的前提下,自然美的内涵已由从前的“人化”上升为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本真化、纯粹化。自然之所以美,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它以其完全不同于现代都市人类生存环境的纯粹的“自然”形态,在于它以一种直截了当的形式呈现了人类生存的生命之根。当然,同时,也还在于它给人提供了人在都市里无法得到东西——新鲜的空气,充足的阳光,未经污染的泉水,等等,而这些东西恰恰是人类本身所无法给予自己的。它只能由自然来提供。
其次,自然本真化还意味着它对商业化的拒绝。在当今天社会商业化、都市化成为人的生存的主要形态的条件下,原生态的、未经人类的工业和商业染指的自然景观已经成为一种稀有珍贵的资源,那些未为都市社会和现代媒体所发现的自然景观和富有传统色彩的文化,一旦被媒体发现,一旦被从商业目的出发进行所谓开发利用,它的景观便很快被侵蚀、改变,甚至破坏,它的原住民也很快失去原有的纯朴和在自然条件下真正的天人合一的生存状态,它的文化也很快从原住民的生命存在形态变成一种商业化的带有表演性质的商品。因此,自然的纯化、本真化,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生态美学”的提出,提醒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研究不仅仅要从生态学的角度去研究,生态问题中也不仅仅包含着伦理学问题,而且,和我们每个人关系更为密切的是,要从美学上去研究生态问题,把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本真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的审美理想。这在一些地方的自然景观和具有原始文化形态的人文景观的开发中显得特别紧迫。
第三,从人和社会的关系来讲,提出生态美学的意义还在于,提醒人们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关注人生存的环境、人与人的关系、日常生活产品的设计、居住环境的设计是否符合人性化要求,是否符合人自然化的审美理想等问题。也就是说,生态美问题不仅关涉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关系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整个生存环境的关系。“人的自然化”不仅仅是指人对自然山水的游历与亲近,而且还指人从自己的整个生存向自然回归,以及人的心理文化结构中情本体的确立。这在被工具理性异化所困扰的现代社会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从美学上讲,人类的居住环境的设计应该有一种生态美的意识,一种建造都市里的村庄的意识。它的理想应该是使人尽管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大都市里,却能时刻感受自然、亲近自然,既能使人的自然本性得到充分的释放,同时又能符合现代社会道德规范和生活舒适的要求。具体说来,城市空间、园林布局、建筑设计等等必须首先在外观上,保护人的视觉,剔除那些视觉暴力对人造成的伤害。如有些建筑采用的材料,外墙采用玻璃墙面,这就是一种视觉暴力,它在造成光污染的同时,对人的视觉神经造成压迫,从而对健康造成损害。从美学上说,这种建筑就违背了生态美的原则,因为它不是使人向自然回归,不是使人自然化,而是利用各种人工材料,使人与自然隔绝,使人更远离自然。再比如,在居民社区建设中,不仅应该提供完整的水电气等基本生活设施,而且,社区作为一个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空间,应该充分提供一种生态之美。绿化建设应该是小区设计和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不可或缺、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这种绿化不仅仅产生视觉和嗅觉上的作用——绿色的树木和草坪在视觉上的怡人与嗅觉上的芬芳之气,而且还应该切实地发挥它的实用功能和作用,让人们能够休憩、散步、锻炼,这应该是城市建设的一个方向。
总之,“生态美学”的提出,把生态美从一般的美的形态的地位强化起来,提升出来,使得人们开始从美学角度关注生态问题,为美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注释】
[1]参见《美学四讲》。见《美学三书》,47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年1月,40页。
[3]《美学四讲》,第56至57页,香港三联书店,1989。
[4]参见《美学四讲》和《己卯五说?说自然人化》。
[5]李泽厚《己卯五说?说自然人化》,见《历史本体论 己卯五说》,三联书店2004年。
[6]关于人的自然化的三个方面可参见李泽厚《美学四讲》。见《美学三书》,498~499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
[7]《美学四讲》,同上书499页。
[8]《己卯五说?说自然人化》。
[9]参见《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
[10]《己卯五说?说自然人化》。
[11]同上。
[12]《哲学探寻录》,见《世纪新梦》,30~31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3]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14]李泽厚《美学三题议》,《美学论集》,第16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7月。

(原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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