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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涛:中国当代美学史上的“教科书事件”——关于编写《美学概论》活动的调查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19 点击: 1275 次 我要收藏

为了了解中国当代美学学术史的情况,笔者与合作者自2001年10月起,陆续走访了一些中国当代美学家、美学研究学者①,就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作了一系列的访谈。其中,一些学者都参与了《美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实际上,最初这部教材的书名为《美学原理》1981年出版时才改为《美学概论》,美学界大都笼统地谈论《美学概论》,本文根据这个事实进行了区分),他们大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回忆了自己参加《美学概论》编写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在此期间,《美学概论》编写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马奇、主编王朝闻已经分别于2003年、2004年先后辞世,这使我们认识到了及时抢救这些资料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所幸的是,我们终于及时地抢救了一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美学概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国家动员、组织全国美学科研力量编写的第一部美学教科书,在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迄今为止,尚缺乏对这个事件的全面的、系统的描述。而且,随着有关人员的去世、年纪增大,也增加了认识这个事件的难度。因此,很有必要通过抢救资料还原这段历史,并通过这个事件丰富我们对中国当代美学史的认识。
如今,访谈工作已基本结束。现在,笔者根据这些访谈所涉及到的有关编写《美学概论》的材料,还原了这个历史事件的大致情况,希望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个事件和中国当代美学的认识。本文所引用的公开发表的材料已经注明,其余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尚待发表的访谈。
一、编写《美学概论》的背景
建国初期,我国进行了全国性的院系调整,把全国的高校、系和专业打乱后重新进行了调整。从1958年开始,全国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各行各业都争取快出成果、多出成果,但把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强调到了不合适的程度,结果导致了包括教育在内的许多行业的浮夸、退步。“大跃进”对高等教育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并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引起了教学和研究的混乱,其中文科的教学和研究显得更为严重。高校教材建设面临着很大的危机,旧的教材被否定了,又缺乏新的教材,只好由学生自己编写教材,这样,各高校学生自编教材便蔚然成风。这样编写出来的教材也只能在政治上贴些标签罢了,连基本质量都难以保障,更不要说什么创新了。例如当时北大、北师大的学生都集体编写了自己的文学史。到了1960年代,“大跃进”的弊端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为了纠正这种混乱的状况,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着手整顿当时的教育、文化,也涉及到了对高校教材的整顿,大学文科教材的建设问题也就被提了到议事日程。此外,当时的教学、教材还存在着向苏联“一面倒”的问题。我国从1950年代初就开始学苏联,由于采用了片面的“一面倒”的政策,我国高校的许多文科教材、教学大纲,甚至院系和学科的设置都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有些高校还直接从苏联聘请教师到中国亲自授课。当时,文艺理论、美学、新闻等文科学科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1961年4月,中宣部组织召开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的会议,周扬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部署了全国高校文科80多个专业的教材编写工作,并确定文科教材由教育部负责。大学文科教材编选工作主要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亲自来抓,中宣部和高教部联合成立了全国文科教材办公室,直接负责教材的规划、协调。当时规划编写的大学文科教材有80多种,包括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逻辑学、美学、文学等许多学科。其中,文学方面的教材有《中国古代文学史》、唐弢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杨周翰等主持编写的《欧洲文学史》,文艺理论有蔡仪主持编写的《文学概论》和以群主持编写的《文学的基本原理》,王朝闻主持编写的《美学原理》也是规划编写的美学教材之一。
作为一门学科,美学是从国外传入我国的。王国维、蔡元培等第一代美学家把西方美学传播到我国,并且以西方美学成果来解释中国的审美现象;朱光潜、宗白华为代表的第二代美学家在国外接受过系统的美学教育,他们把所学的美学知识与中国的审美思想结合起来,促进了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和中西美学观念的融合,宗白华的一些论文、朱光潜的美学著作《文艺心理学》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的成果;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美学、俄苏美学也随之传入了中国,并出现了一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美学研究成果,蔡仪的《新美学》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成果。解放前,美学还没有独立出来,也没有成熟的学科建制,只有少数学者在大学中开设过美学课。在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仅有北大、人大等极少数几所大学开设有美学的专题课,由于美学教学受到苏联的影响,基本上采用于苏联的教学模式,甚至直接采用苏联的教科书、教学大纲和教师。例如,北京大学学生使用的教材就是从苏联翻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学生读起来很困难;中国人民大学的美学教师就是一位在人大新闻系任教的苏联专家的妻子。由于教材的内容、讲课方式的原因,也由于中苏国情、文化的差异,这时的美学教学效果并不好。这样,美学教材建设才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时代迫切需要既反映了中国审美特色、时代特色,又适合中国学生实际的美学教材。值得指出的是,北大、人大两校美学教研室的成立,为编写教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虽然北大哲学系的科研力量在全国最强,但哲学系并没有设置美学专业,也没有人开设美学课。据李醒尘回忆,最初哲学系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教研室设置了美学组,成员有王庆淑、杨辛和甘霖,由做哲学系党务工作的王庆淑负责。1960年,在美学组的基础上成立了美学教研室,王庆淑因党务工作任务重而没有参加美学教研室,由杨辛担任教研室主任,教员有甘霖、于民、李醒尘和阎国忠,金志广专门作资料工作。后来为了响应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倡议,宗白华、马采被调进了美学教研室,朱光潜编制在西语系,但他的研究、教学工作大都属于美学教研室的业务。那时,北大也只是开设了一些专题课性质的美学课程:朱光潜讲西方美学史,宗白华讲中国美学史,杨辛和甘霖讲美学原理。继北大美学教研室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也成立了美学教研室,室主任是马奇。这两个有独立建制的美学教研室的成立,为美学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保障,也成为编写《美学概论》的重要力量。
1950——60年代进行了美学大讨论,讨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清除朱光潜的资产阶级美学思想的影响,并进一步展开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而深入的批判,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目的。但与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相比,美学讨论基本上仍然保持在学术的范围内,也没有把美视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专利而中断了美学讨论。因此,美学讨论仍有不少收获,特别是确立了探讨美的本质的哲学基础。讨论中形成了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美的本质观,基本上确立了美学研究中的四个流派。从美学大讨论的实际情况看,美的本质是讨论的主要问题。而且,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讨论大都是着眼于从哲学上进行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区分,常以标签代替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美学研究与具体的审美现象、文艺现象较为脱离。这些缺陷与当时我国的美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有关,也与受到苏联美学讨论的影响有关。从美学讨论中可以发现:一方面学术界对美学研究具有的浓厚的兴趣,美学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大;另一方面,与讨论的热烈程度相比,当时美学的普及程度确实令人担忧,美学的教学状况更是非常薄弱,美学的普及和提高显得非常必要,对学术界、学生和普通群众都是如此。而且,当时的美学教材建设基本上没有展开,难以进行有效的美学教学。据胡经之回忆,1950年代,国内还没有人写美学著作,到了1957年才翻译出版了法国列菲伏尔的《美学概论》和苏联瓦.斯卡尔仁斯卡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② 因此,总结美学大讨论和以往美学研究的成果,形成一些比较一致的看法,以教科书的形式确定下来,既有助于对大众进行美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又有助于推进美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在当时的条件下,编写教材不失为一条促进当时美学发展的捷径,也是时代对美学发展提出的要求。
此外,发生在美学讨论期间的“美学小组”事件也值得关注。1956年7、8月份,在黄药眠、朱光潜等先生的倡导下,以自愿结合的方式成立了美学小组,黄药眠、蔡仪、贺麟、宗白华、朱光潜、张光年、王朝闻、刘开渠、陈涌、李长之和敏泽等10多位学者参加过小组的学术讨论,《文艺报》的敏泽担任美学小组的秘书,负责会议的联络和组织工作。美学小组是建国后我国成立的第一个美学组织,也是一个组织松散而自由的学术社团,讨论的主要地点在《文艺报》,讨论涉及了美学的对象问题、美的主观与客观问题、美的主观规律性问题、美感的差异性、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在创作和欣赏中的原则等问题,曾经对中西雕塑的差异性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但进行过3次讨论后就停止了。③
由此可以看出,从建国到“文革”期间,除了个人性的研究外,我国美学界的主要活动就是美学讨论、美学小组以及之后展开的《美学原理》的编写活动,也可以看到,当时的美学原理研究、美学分支学科研究、美学史、美学资料建设、美学研究机构的建制、专业研究队伍的培养、美学教育和美学教材建设等方面的基础都很薄弱,亟待加强这些方面的建设。这种状况也是编写美学教科书的重要背景。
二、编写《美学概论》的组织机构
这次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是在中宣部领导下进行的,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主抓。同时,还要求高教部参与,杨秀峰牵头并负责高教部的有关事宜。
中宣部和高教部联合设立了全国文科教材编写办公室作为具体的办事机构,具体负责教材的规划、协调和组织工作,由胡沙、季啸风(曾经在教育部工作过,现为国家图书馆的退休干部)负责具体的日常工作,他们受中央宣传部教育处一名姓吴的副处长的领导,这位副处长则直接对周扬负责。业务方面则由各个学科的组长负责,如哲学组的组长是艾思奇,哲学组副组长是齐一,全国文科教材编写办公室给各个学科的组长、副组长与教材的主编分配任务,并负责他们之间的联系。
据齐一回忆,他当时担任全国文科教材编写办公室哲学组副组长,他主要负责美学学科的联络和组织工作,直接与各位教材的主编联系,宣布上级的有关指示。当时,美学学科的教材规划是这样的:《美学原理》的主编是王朝闻;《西方美学史》的主编是朱光潜;《中国美学史》的主编是宗白华。齐一代表教材办公室分别给王朝闻、朱光潜、宗白华传达、布置了任务,并沟通双方的联系。但美学学科的规划并没有完全实现,后来的结果是,朱光潜独立完成了两卷本的《西方美学史》,并于1963年7月出版;《美学原理》完成了初稿;宗白华负责的《中国美学史》没能编成,只是进行了中国古典美学资料的选编工作。实际上,包括由任华担任主编的《西方哲学史》等在内的好多规划教材都没有完成。
《美学原理》教材编写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日常工作进行了具体的安排:《美学原理》教材编写组组长是王朝闻(著名雕塑家,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成员);副组长是马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主任)、杨辛(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主任);负责支部工作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田丁。由于王朝闻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工作,他平时在城内办公,工作需要的时候才来党校;马奇在人民大学还担任着具体的行政工作,身体也不是很好,可能还因为他与教材编写组对美学研究对象的分歧,他也不常到编写组。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实际工作是由杨辛和田丁具体负责的。
三、关于《美学概论》主编的选择问题
在访谈过程中,许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关于《美学概论》主编的选择问题,他们谈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很多人都有困惑和疑问:为什么周扬选择没有选择其他人(特别是蔡仪先生)而选择了王朝闻担任《美学原理》的主编?由于当事人已经去世,笔者只能根据多位访谈者的看法,希望能为这个问题的理解提供一些线索和猜测性的结论。
2001年10月,王朝闻在回答笔者提问时曾经回忆说,在一次好多人参加的会议上,突然听说周扬要张光年、王朝闻主持高教部的美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最初让张光年当主编,让我当副主编。张光年当众推掉了,周扬就让我来当这个主编。④ 我们知道,张光年辞去了主编之后,周扬决定由王朝闻担任主编,这都是事实。但是,朱光潜、蔡仪、李泽厚专门从事美学研究,在美学大讨论中很有影响并发展成为独立的一派,建国后黄药眠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在美学讨论中也很活跃。而当时王朝闻是雕塑家,并没有专门从事美学研究,而且在美学讨论中也并不怎么活跃。但周扬为什么选择王朝闻担任《美学原理》的主编而没有选择其他人呢?
当时,黄药眠已经被打成了“右派”,李泽厚很年轻,他们显然不宜担任主编。当时担任哲学组副组长、负责美学组联络工作的齐一先生认为,《美学原理》的主编要求是党员,而且蔡仪已经担任《文学概论》的主编,就让王朝闻担任了《美学原理》的主编。朱光潜不但不是党员,而且还有一段为国民党服务的经历,在美学讨论中他的美学思想曾经被视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靶子受到过批判,而且已经计划由他担任《西方美学史》的主编。从这些情况来看,朱光潜显然也不再合适担任《美学原理》的主编。所以,这些人中就蔡仪有担任主编的可能。
蔡仪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也是老党员,他解放前在重庆“国统区”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曾经在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工作,那时他就有多种文艺论著问世,其《新美学》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美学的代表性成果,并且建构了独立而完整的美学体系。解放后他先是在北大文学研究所,后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的文学理论组,担任理论组组长,一直从事美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工作。但周扬却没有选择蔡仪担任《美学原理》的主编,而让他担任《文学概论》的主编。以至于聂振斌发出了这样的困惑:“周扬让王朝闻主持编写《美学概论》,而不让蔡仪主持,却让蔡仪主持编写《文学概论》。其实,把他俩的工作调换一下可能更合适些,但不知为什么周扬不那么做。”⑤ 这实际上也是令许多人费解的问题。
王朝闻是来自延安的艺术家和文艺评论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已经创作了许多雕塑作品,出版过《新艺术创作论》等文艺评论著作,有丰富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经验,当时他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成员之一。但他没有专门地学习和研究过美学,在美学讨论中并不怎么活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与周扬的私人关系一直很好。周扬担任过延安“鲁艺”的院长,王朝闻曾经是“鲁艺”的学员,他们都曾经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王朝闻为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创作了毛主席的雕像,后来又创作了刘胡兰塑像、民兵塑像,当时就很有名气。因此,在延安时他们就认识,加上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这些因素都加深了周扬对王朝闻的信任。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周扬和王朝闻之间的私人关系。据王朝闻回忆,1960年代,他的《一以当十》遭到批判,处境非常困难,他曾经向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求助,通过核查原书度过了难关。⑥ 而且,王朝闻知识面广、思想开放,很有艺术家的气质,容易与人沟通,做过管理工作,有灵活性,这些特点与周扬本人的性格有相通之处。后来,王朝闻自学理论,在华北大学就教过创作方法课,1948年在中央美院教的也是创作方法课,并开始发表理论方面的短论,想必周扬也了解王朝闻的这些经历和理论基础。所以,周扬可能既欣赏王朝闻的艺术修养,又认可其驾驭教材的理论水平,可能这就是周扬决定让王朝闻担任《美学原理》主编的主要因素。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值得考虑:在美学讨论中,王朝闻写文章不多,不属于四派中的任何一派,这样更容易吸收美学讨论的成果,也有利于保障教材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全国研究美学的人员较为分散,由王朝闻出面,从组织上讲比较合理。
但蔡仪的情况就不同了。1940年代,周扬主要在延安工作,蔡仪主要在“国统区”工作,不知道这段时间他们是否熟悉,可能他们之间的交往主要在解放后。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解放后周扬与蔡仪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太融洽。美学大讨论时,周扬在中宣部工作,美学讨论的选题也是经他同意后才展开的。美学讨论时,周扬希望朱光潜写文章作自我批评,并承诺他可以进行反批评,朱光潜的文章在《文艺报》、《新建设》都发过,既可以说明自己的观点,又可以反驳别人的批评,但蔡仪的有些文章却不允许发。⑦ 这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之后,就是选择《美学原理》主编的事情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说明了他们关系的不和谐,其中发生在编写《文学概论》中的一件事很有说服力。编写《文学概论》时,已经是反右、反修之后,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突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性,周扬要蔡仪在《文学概论》中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但在蔡仪看来,文艺是反映生活的特殊方式,反映生活既要有倾向性,又要有真实性,这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所坚持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有一定的距离。为此,蔡仪主张重新编一本《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材,使它与《文学概论》各有侧重,并让张炯、王燎荧负责编出了提纲。但把两本书的提纲一起送给周扬后,被他否了,只让他编一本《文学概论》。结果,《文学概论》比较注重突出政治性,其学术性比《美学概论》要差些。⑧ 他们的私人关系可能会影响到周扬的选择。关于周扬与蔡仪之间的关系,李泽厚认为,“蔡仪嘛,周扬不喜欢他。当时有这样一个逻辑,认为政治上是马克思主义,那学术上也一定是马克思主义,便一定要高明一些。但到了蔡仪那里就行不通。周扬就是认为他不行。”⑨ 从李泽厚的说法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周扬不大喜欢蔡仪,其具体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因此,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才可能全面地理解周扬没有让蔡仪担任《美学原理》主编的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毛崇杰认为,周扬与蔡仪没有私人过节,完全是思想体系不同的问题。周扬翻译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其思想体系就是从车氏那里来的,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也很容易与《手稿》的人本主义联系起来。这样,就导致了两人理论体系上的不同。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蔡仪的美学研究严谨、逻辑性极强,是美的本质讨论中公认的一派,他批评过其他派别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和反马克思主义倾向,其他人也批评他的美学是机械论,这个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他能否客观对待其他美学派别的问题;文学所是编写《文学概论》的重要力量,蔡仪在那里工作,如果把他与王朝闻调换一下,在管理、组织上都存在着舍近求远的问题,显得不太顺畅。
结合被采访者的这些看法,大概只能从这些因素来推测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从深层次看,周扬与蔡仪的美学体系不同,这影响到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周扬可能无形中受到他与王朝闻、蔡仪关系的影响,也考虑到王朝闻与蔡仪各自的性格、研究特点和组织关系等方面的因素,才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这个问题看似无关紧要,但实际上却很重要,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当代美学史的一些学术问题。我们可以假设,如果让蔡仪担任《美学原理》的主编,可能编出教材与现在的《美学概论》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也可以从蔡仪1980年代主编的《美学原理》得到证明。但遗憾的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四、教材编写组的成员
最初参加教材编写的北大的教师有杨辛、甘霖、于民、李醒尘;人大的教师有马奇、田丁、袁振民、丁子霖、司有伦、李永庆、杨新泉。王朝闻担任主编后,调入了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哲学所的李泽厚、叶秀山;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刘纲纪;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周来祥;《红旗》杂志社的曹景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刘宁;中央美术学院的佟景韩;音乐所的吴毓清;《美术》月刊的王靖宪(后来调往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宣部文艺处的朱狄;兰州师范学院的洪毅然等。这些人都参与了教材的资料整理工作、讨论工作。
大约在1962年8月,王朝闻留下了李泽厚、叶秀山、刘纲纪、杨辛、甘霖、刘宁等一部分人,在党校继续写作,其他人都陆续回原单位工作。1964年,《美学原理》编写组写出了一部40多万字的讨论稿。1966年“文革”爆发,编书中断,编写组解散,编写组成员回原单位。
“文革”后,王朝闻分头让参加过教材编写的社科院和北大的学者修改,杨辛、甘霖、李醒尘都做了不少工作。1979年的暑假,王朝闻又找了刘纲纪、刘宁和曹景元三人帮助他修改,最后由他本人与刘纲纪、曹景元定稿。
在编写教材过程中,老一辈的美学家不但亲自参加了教材的编写,还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以其良好的学风、严谨的治学态度培养和熏陶了中青年学者,使他们在编写教材过程中学到了不少美学知识和研究方法,提高了自己的文化修养和美学研究水平,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打好了基础。
五、编写教材的大致过程
北大美学教研室和人大美学教研室成立之后,很快就面临着教学工作,教材建设也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杨辛和马奇两位美学教研室主任商量后,决定两校合作,并计划在1962年7月之前编写出一套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教科书。据李醒尘回忆,1961年5月9日下午,两个美学教研室的部分同志在人大开会,讨论后共同制定了计划,马奇谈了几点注意事项:政治挂帅;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修正主义;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等等。参加这次会议的北大美学教研室的教师有杨辛、甘霖、于民和李醒尘,人大的教师有马奇、田丁、丁子霖、李永庆和杨新泉。
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计划也就被改变了。据李醒尘回忆,1961年5月27日,两校参加编写教材的教师被召集到民族饭店(位于当时的白象街)7楼48号开会,王朝闻主持会议,马奇传达了周扬的指示,决定把这些老师从北大、人大抽调出来,再与其他单位抽调的人一起组成《美学原理》编写组,由王朝闻担任主编,归全国文科教材办公室领导。以后,他们将与已经集中起来的《文学概论》、《现代文学》等编写组一起,都住到高级党校去集中编写教材,当时首先应该做的工作是搜集资料。那时,由于党校的住房还没有安排好,因此《美学原理》编写组于1961年6月13日暂时先搬到了石驸马大街88号教育部招待所,编写组在这里工作了两个月左右,期间的主要工作是搜集资料、读书、讨论和调人,也等待新调的人前来报到。在这段时间内,齐一给编写组同志传达了周总理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王朝闻给编写组同志传达过周扬和陈毅的有关文艺问题的讲话,大家都认真地讨论了这些讲话。
据于民回忆,1961年8月20日,《美学原理》编写组搬到了中央高级党校,那时大部分人已经报到了,8月31日开始讨论有关部编书的事宜。当时,美学组、哲学组住在党校的北楼,文学概论组、现代文学组住在党校的南楼,在同一个餐厅就餐。前后大约有20多人参加编写组的活动,北大的老师有杨辛、甘霖、于民、李醒尘,人大的老师有马奇、田丁、袁振民、丁子霖、司有伦、李永庆、杨新泉,后来陆续调入的有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的李泽厚、叶秀山,武大的刘纲纪,山大的周来祥,《红旗》杂志社的曹景元,北师大的刘宁,中央美院的佟景韩,音乐所的吴毓清,《美术》杂志的王靖宪,中宣部文艺处的朱狄,兰州师院的洪毅然等。教材编写组还从北大、北京师大的图书馆借来有关美学的书籍,建立了一个小图书室,由李醒尘和丁子霖负责资料工作。
编书的前期工作主要是搜集资料、消化资料和讨论提纲。从开始编教材起,编写组就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和资料建设。编写组拟定了中国美学资料选编,马克思、恩格斯论美;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西方现当代美学;苏联当代美学讨论;中国当代美学讨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文选;西方主要国家大百科全书美学词条汇编等七个专题,进行美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通过这些资料,编写组了解了中外美学研究状况,也了解了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方面的新进展,为编写教材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其中,有如于民先生一样专门整理美学资料的,也有如李泽厚、刘纲纪一样主要从事研究工作但也编资料的。编写组经讨论后确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探讨美的本质的哲学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对“生活本质”、“人的本质”的论述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根据,来处理美的本质、美的对象、审美主客体及其关系和审美现象。其中,美的本质是教材的重点和难点,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会影响到整部教材的主要观点、结论、结构。因此,主编王朝闻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首先肯定美的本质是可以被逐渐认识的,然后带领大家反复地讨论这个问题。王朝闻曾经幽默地说:“这个问题好象在草堆中抓兔子,反正兔子就藏在草堆中,跑不掉,我们可以逐步缩小包围圈。”他把美的本质称为“红毛兔子”,把美的本质的研究称之为“抓红兔”。在他的带领和启发下,大家集思广益,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终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据刘宁回忆,在编写教材过程中,王朝闻把自己丰富的艺术创作经验和欣赏经验讲给大家听,讲他对审美现象的认识。例如在颐和园休息时,他利用散步的机会,给大家分析了中国园林艺术的审美特色,如何在园林布局中做到动静结合、曲径通幽,以及达到以小见大、以一当十效果的方法等等,使大家能够把抽象的理论与丰富多彩的审美现象结合起来,既提高了大家的审美修养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也有助于提高编写教材的质量。此外,编写组还请朱光潜等学者给编写组成员讲课,给大家带来了新的知识和信息,开阔了他们的学术视野。
编书后期的主要任务是写作。大约是1962年8月,王朝闻留下了李泽厚、叶秀山、刘纲纪、杨辛、甘霖、刘宁等一部分人,在党校继续写作,其他同志就都陆续回原单位了。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大约是1964年,《美学原理》编写组写出了一部40多万字的讨论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整个编书工作被迫中断,美学编写组也随之解散了。
“文革”后,美学和美学研究开始复苏,美学教材又成为美学教学中的问题。这时候,《美学原理》的修改和出版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教育部要求重新修改这本书,并专门拨了款,人民出版社希望出版这本书,并让该社的田士章担任此书的责任编辑。
王朝闻先是分头让参加过教材编写的社科院和北大的教师修改,但感到不满意,就找了刘纲纪、刘宁和曹景元三人帮助他修改。由于刘纲纪和刘宁都是大学教师,就把修改时间定在1979年的暑假。据刘宁回忆,这次修改,全书的基本论点和章节安排都没有作大的改动,对原书的删节比较多,对于争议的问题,不作武断的结论。他们先到哈尔滨,后来为了避免干扰,就转移到了牡丹江的镜泊湖,用近一个月的时间,先把全书讨论了一遍。在修改过程中,他们希望新教材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出美学研究的成果,并客观地评介各种美学观点,并系统地介绍一些美学基本知识。对于写进教材的观点,尽量使其有理有据,依据材料加以论证,并使读者容易理解。对于那些讲不清的或有争议的观点,就存而不论。王朝闻有丰富的艺术创作和欣赏的经验,也有一套明确的见解。所以,整个教材的修改尽量体现王朝闻的艺术观,教材中艺术创作、艺术欣赏的部分,主要依据王朝闻的艺术观。1981年6月这部教材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出版时书名改成了《美学概论》。
六、编写教材的资料建设
在《美学原理》的整个编写过程中,一直都非常重视资料工作。早在王朝闻担任主编之前,教材编写组的主要任务就是熟悉情况、读书、搜集资料。王朝闻到任之后,也非常重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实际上,这时的资料工作是整个编写教材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有机组成部分。但教材组的资料工作是有侧重的:前期编写组的主要工作就是根据各个专题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汇编,参加讨论、撰稿的成员也大都参与了资料工作;虽然后期的主要工作转入讨论和撰稿,但又专门指定一些人从事资料工作,同时也要求他们参与对问题的讨论,只不过重点有所侧重而已。
具体而言,承担搜集、整理和汇编各个专题资料的分工是这样的:刘纲纪主要负责马克思、恩格斯论美专题;于民主要负责中国美学思想史资料选编专题(宗白华指导了资料整理工作,提出了不少建议,实际上也参与了资料的搜集工作。因为工作的需要,叶朗也参加了该专题资料的整理工作);李醒尘等主要负责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专题(朱光潜为准备《西方美学史》翻译了很多资料,原计划作为《西方美学史》的附编,但因为没有完成,就没有与《西方美学史》一起出版,由于这些材料没有发表,也就成为该专题的主要来源);李泽厚主要负责现当代西方美学专题;刘宁主要负责苏联当代美学讨论专题。最后,《美学原理》编写组编出了《中国美学思想史资料选编》(油印本,三本)和《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铅印,内部资料),编出的其他专题资料还有:马克思、恩格斯论美;苏联当代美学讨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文选;中国当代美学讨论;西方主要国家大百科全书美学词条的汇编。这些资料帮助了《美学原理》的编写者全面而系统地了解了这些专题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促进了教材的编写工作。从后来出版的《美学概论》可以看到,许多资料都被吸收进了教材,教材在对美的本质的处理上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并非常重视。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美学思想;教材列有专门的章节介绍了西方美学史、中国美学史对美的本质的理解。⑩ 一方面,这些资料作为论据被教材的撰写者广泛地引用;另一方面,教材编写组对这些资料进行过多次的研究、讨论,在充分地消化和吸收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形成了该教材的基本观点。从现在看来,这些资料在当时还发挥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用。在当时较为封闭的情况下,这些资料有助于开阔学者们的视野,从中外比较的角度考虑许多问题,为该教材吸收国外的学术成果提供了保障和条件,也提高了整个教材的学术水准。在这些资料中,朱光潜翻译的西方美学资料,刘宁整理的苏联美学研究的成果,李泽厚整理的西方现当代美学资料,以及编写组整理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论文,都起到了开阔视野的作用。
如果仅从美学资料的建设而言论,可以说之前的美学资料建设是真正地一穷二白,因为在此之前,这些工作基本上就没有人做过。所以,整理美学资料面临着很多困难。其中,编选中国美学史资料的难度更大。这里仅仅以当时编选中国美学史资料的情况为例,就可以说明整理资料工作的艰辛。
中国历史悠久,有非常丰富的美学思想,但并不系统,而且大都分散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而且,当时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美学,只有从国外传来的一些美学观念,还缺乏真正地吸收、消化,美学的本土化建设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甚至连美是什么、美学是什么都缺乏统一的认识。因此,整理和编选中国美学史资料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教材编写组中从事中国古典美学资料工作的同志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并借助北大美学教研室的力量,终于完成了整理中国美学史资料的任务。实际上,这个项目最初是北大美学教研室的项目,后来于民被调到《美学原理》教材编写组,并负责编选中国美学史资料的工作,于民身兼两职。这样,这个项目也就成为《美学原理》教材编写组的项目,于民还动用了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的力量来完成这项工作。据于民回忆,他为此还专门请教过朱光潜好多次,并从朱先生那里借过《词话丛编》等书。宗白华学贯中西,对中西哲学、美学、艺术都有很深的造诣。恰好他也负责《中国美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于民就向他请教编写中国美学思想史资料的问题。宗白华认为,应该先有史,后有资料,他所说的“史”首先指的是文论史、画论史等,完成这些史之后,再编中国美学史资料。但教研室大部分教师的意见是,要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先做些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然后再搞史。后来,教研室决定先搞资料,并让宗白华当主编,他同意了大家的意见。在编选资料过程中,利用教材编写组的图书馆,还从其他图书室调来了很多图书,再从这些古代典籍中找出与美、审美有关的书籍。他们从这些书籍中,把凡是与审美、艺术有关的内容都摘录下来,再把美学史的资料与文论史的资料进行了区分,并编选成了最初的资料(11)。这样编选的资料很多,经宗白华审定后,删去了将近一半多才定稿。最后,油印成三册供教材编写组使用。
此外,在编选中国美学史资料时,他们还广泛地吸收了学术界的意见和建议,尽量提高整理资料工作的质量。据于民回忆,在整理中国古典美学资料时,资料整理者曾经以“北京大学中国美学史资料编写组”的名义给当时中国著名的文史专家郭沫若、侯外庐、魏建功、刘大杰、黄药眠、郭绍虞等先生写信征求意见,这些专家都有回信。他们大都非常认真地阐明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们的回答不仅涉及到中国古典美学领域,还涉及到古代文化史、思想史和古代典籍等领域,这些意见包括了入选的范围、内容、分类、断代、体例等具体问题。虽然他们不是研究美学的专家,但他们所发表的意见和建议大都很中肯,有些意见和建议直到今天仍然很有参考意义,也很值得重视。例如郭沫若对入选资料的《尚书》部分发表了中肯的意见,指出了部分材料的真伪,建议注意克服资料汇编中可能出现的“大头症”,并建议收录《书谱》;侯外庐建议,要把美学、文艺理论和文章学的资料区别开来;魏建功建议,按照时间线索进行分期,并且要有反映整个美学发展情况的总目;刘大杰补充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美学资料;黄药眠指出了分类中出现的不妥之处,并就分类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应该注意区分不同的阅读对象,并补充了自己认为应该入选的美学资料。当时,这些专家知识渊博,在文史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些意见和建议不仅对编写中国美学史资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也鼓舞了资料整理者和教材编写者的士气,有助于鼓励他们克服困难,顺利地完成这些任务。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他们都已经去世,这些书信也是研究他们学术思想的重要材料。
这些资料还对新时期以来的美学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革”后,北大美学教研室中从事中国美学史研究的部分学者对《中国美学思想史资料选编》进行了重新修订,最后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下卷)。在《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铅印,内部资料)的基础上,北大美学教研室中从事西方美学史研究的部分学者对这些资料做了加工、补充,除了使用了朱光潜先生的译文外,还补充了一些译文。据李醒尘回忆,他们还在缪灵珠家人的帮助,从他的遗稿中选用了部分资料,并最终编成了《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并由商务印书馆于1980年5月出版。此外,李泽厚负责编写的现当代西方美学专题以文章的形式发表了;苏联美学讨论专题资料基本上在刘纲纪主编的《美学述林》上发表了。这些资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学复苏和“美学热”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人们认识中国美学发展史、西方美学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美学、苏联当代美学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01年,王朝闻还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当年的资料整理工作的价值:“‘文革’之后,过去只做资料工作而未能参与撰写篇章的同志,大都能够独立作战,教授美学和出版专著,这与当年收集和整理资料是密切相关的。”(12) 而且,这些资料在今天仍然不失其重要的价值。迄今为止,其中的有些资料仍然是美学研究的基本参考书和必备书,《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和《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仍然被现在的美学研究者频繁地征引。
七、周扬与《美学原理》编写工作
周扬一生对文艺都保持了浓厚的兴趣,也研究过文艺理论、美学。1930年代周扬曾经在上海领导过“左联”的工作;1940年代曾经担任过延安“鲁艺”的院长,编辑出版过《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翻译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周扬在延安时,朱光潜给他写信,希望到延安去,但由于周扬的回信晚了一个月。当朱先生接到信时已经在嘉定教书了,错过了到延安去的机会。实际上,1950、60年代的美学讨论是在周扬提议下进行的,而且,《文艺报》的选题计划也是经周扬批准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批判朱光潜的资产阶级美学思想的消极影响。在讨论之前,周扬与朱光潜商量,先由朱光潜进行自我批评,同时还允诺他可以进行反批评,他对朱光潜是比较尊重的。(13) 1958年,周扬在北大中文系作过一次《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演讲,这也是他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口号,说明他对学苏联和“大跃进”的过激作法并不满意。周扬的这些经历当然影响到了他对美学教材的规划。
在规划大学文科教材时,周扬分别选择王朝闻、朱光潜先生担任《美学原理》、《西方美学史》的主编。不知让宗白华担任《中国美学史》的主编是否是周扬的提议,但最终也是由他决定的。因此,可以说是周扬规划了美学教材,并选定了这些教材主编。
当周扬决定由王朝闻担任《美学原理》主编之后,就鼓励他说:“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你可以按需要从全国调人。”与传统学科相比较而言,当时的美学研究力量很薄弱,研究人员也很分散,而且,《美学原理》教材编写组成立得比较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从全国各地调来了新人,搬到中央高级党校,并很快地理顺了关系,进入了正常的工作状态。这应该与周扬的支持不无关系。
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周扬更是对这部教材给予了关照,他多次到编写组,鼓舞大家的士气,并对一些包括整理美学资料、研究美的本质和美学研究队伍建设等在内的具体问题发表过意见和建议。
在整理资料期间,教材编写组曾做过几个专题性质的资料汇编,周扬在接见他们的时候,还专门肯定了他们这方面的成绩。刘宁还回忆起另外一件事。当时,从国外寄给洪毅然的材料说,马克思曾经给美国的大百科全书写过美学的辞条,编写组特意把它翻译出来,并请朱光潜等一些专家来鉴定、讨论,最后被否了。这件事也惊动了周扬,他还专门过问过此事。
美的本质是全书的核心和重点,为了取得共识,编写组付出了很大的力量,不但阅读了很多材料,还组织过很多讨论,周扬对美的本质的研究也很关心。据杨辛回忆,当时周扬曾经说过,“至少要查一查门牌号,关于美的本质,历史上有哪些人谈过这个问题?对,对在哪里?错,错在什么地方?这个工作一定要做,一定要做好调查。”这对于研究前人在研究美的本质上的得失,编写组重新认识美的本质,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编写组刚开始工作,周扬在接见编写人员时,就寄希望于他们,希望能从他们中产生几个美学家。1961年,周扬曾经说:“一个大儒(学者)在一个地区招一批徒弟(门生),一个带一批,在一批中又出几个,由这几个再去带一批,这样一来不断滚雪球地成长起来,形成一支队伍。”也就是说,如果老一代能够身体力行地起到示范作用,年轻一代能够好好地提高修养和知识水平,那么,借助于编写教材这件事,就可以不断地培养新的美学研究人才,促进美学队伍的建设。也许,在规划教材时,周扬就有这方面的考虑。实际上,教材编写活动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编写《美学原理》教材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件,本文从以上七个方面还原了这个事件的情况,希望由此了解一些编写美学教材的事实,也加深我们对中国当代美学史和这个历史时期的了解。《美学原理》的编写活动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回顾这段历史,不但可以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中国当代美学史,而且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当代美学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从而总结其经验、教训,并促进其发展。
【注释】
①他们分别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朝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李泽厚、齐一、聂振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敏泽、毛崇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杨辛、于民、李醒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马奇;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刘纲纪;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的刘宁;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周来祥;深圳大学中文系的胡经之先生共14位美学研究者。
②李世涛:“文艺美学大可为——胡经之先生访谈录”,《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
③敏泽、李世涛:“‘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敏泽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03年第2期。
④李世涛、戴阿宝:“王朝闻先生访谈录”,《东方丛刊》2002年第4期。
⑤李世涛、戴阿宝:“聂振斌先生访谈录”,《文学前沿》(十),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
, ⑥李世涛、戴阿宝:“王朝闻访谈录”,《东方丛刊》2002年第4期。
⑦李世涛、戴阿宝:“聂振斌先生访谈录”,《文学前沿》(十),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
⑧李世涛:“杨晦、周扬与文学理论教材建设——胡经之先生访谈录”,《云梦学刊》2006年第3期。
⑨戴阿宝:“美的历程——李泽厚访谈”,《文艺争鸣》2003年第1期。
⑩见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的有关章节,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1)李世涛:“于民先生访谈录”,《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4期。
(12)李世涛、戴阿宝:“王朝闻先生访谈录”,《东方丛刊》2002年第4期
(13)敏泽、李世涛:“‘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敏泽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03年第2期。
(原载《开放时代》2007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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