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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贤德:审美调适与和谐心理的建构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19 点击: 1269 次 我要收藏

心理健康是美好人生的必要条件,只有体魄和心灵都健康的个体,才是真正健康的人。以下几点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广泛吸收各种知识以形成科学的思想方法,并对社会对人生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和亲朋好友开展积极的有意义的情感交流。除此之外,积极参与丰富生动的审美活动,对个体心理进行有效的调适,也是达到心理健康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审美调适的涵义、方式与内容以及艺术审美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的分析,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便通过个体心理的和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主体方面的必要条件。

所谓审美调适,其基本涵义就是指运用审美创造和审美欣赏的方式,通过潜移默化的审美感染,用丰富生动的美感对个体心理进行调整、改善、充实、优化,促进个体精神世界展开积极有序的活动,使心灵朝着真善美方向前进,并由此获得优化情感、陶冶情操、提升品位、坚定理想的效果,最终使人进入更高、更美、更纯的人生境界。
审美调适的核心就在于审美活动对人的心灵世界的积极干预,这种干预之所以能够产生重要作用,是由审美活动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美学理论认为,审美活动就是指人们通过对事物的生动形象的直接感知,尤其是这种直观感知中获得的审美信息与主体内在的审美理想形成的一种相互契合的状态,就会使人获得一种特殊的感受,这时个体的精神力量高度活跃并由此产生精神的愉悦和心理的满足。而作为高级情感的美感,对人的精神世界会产生强大的作用力,因此,审美活动能够把人的心灵推向一个更新更美的境界。因为这样的心理过程必然会使人的情感产生强烈的震撼,同时情感在强烈的审美体验中给人的心理带来相应的刺激,它的强大的动力作用能够让人的心理结构在震荡中发生积极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一次调整,它能使人的心灵世界进一步向着和谐、合理的方向优化,并由此完成对精神世界的提升。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这种强烈的情感体验叫做“高峰体验”,而审美体验可以说是“高峰体验”最重要的表现方式之一。马斯洛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年轻的母亲舒适恬静地享受着照进屋子里的明媚阳光,孩子们穿着整洁漂亮的服装在欢快地玩耍,丈夫在轻松悠闲地和孩子们逗乐,“当她注视着这一切的时候,她突然为他们的美所深深感动,一股不可遏止的爱笼罩了她的整个心灵。她产生了高峰体验。”[1]这种高峰体验是主客体在审美感受过程高度和谐的基础上,觉得自己已经和世界紧紧相连融为一体,并在物我两忘的状态下获得了欣喜若狂、如醉如痴、欢乐之极的极度强烈的肯定性情感。这种审美体验一下子把心灵带进了天堂,人的精神世界就像出现了最美好的奇迹,被提升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样美好的感受当然会对人的心理结构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高峰体验”所持续的时间虽然是短暂的,但是它对人的心理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却是长期的,有时甚至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因此它是审美调适的一种基本途径。
审美调适的另一种途径主要依靠审美超越的作用使心灵进入一种自由的境界。在审美活动中,人的注意力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人们全身心地欣赏眼前的美好事物,在凝神观照,物我两忘的高峰体验过程中,那些与审美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就会被置之度外,精神世界会暂时地离开红尘滚滚的现实生活,在天光美景、诗情画意中获得片刻的宁静,心灵就能栖居在诗意的天国里享受美的滋润,这就有可能使心灵在摆脱各种俗务束缚的前提下获得充分的自由。这就是说,审美活动对形象思维的生动激励,可以使人超越现实生活中功利的、物质的、感观欲望的限制,暂时地挣脱世俗生活的束缚,摆脱物质世界的纠缠,甩开功名利禄的诱惑,从而使心灵在对美好境界的全力以赴的向往、憧憬中得以自由翱翔。心灵正在这样的自由翱翔中向着真善美的高度升华,心理健康也正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审美活动能够给人的心灵带来自由,美学家很早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且有过许多精彩的论述。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曾经明确指出:“只有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因为既没有官能方面的利害感,也没有理性方面的利害感来强迫我们去赞许。”[2](P46)黑格尔也说过,“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欲望满足的对象而产生占有欲并加以利用。”[3]中国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同样认为审美能够激励深层精神的活跃而获得真自由,他说:“建筑形体的抽象结构,音乐的节奏与和谐,舞蹈的线纹姿势,最能表现吾人深心的情调与律动。吾人借此返于‘失去了的和谐,埋没了的节奏’,重新获得生命的核心,乃得真自由,真解脱,真生命。”[4]这些论述都充分肯定了审美活动对于精神自由的重要意义,这一点当然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对于审美何以能使心灵获得自由的内在原因的分析,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是由于上述分析只是从审美的无功利的基本特性出发,去阐释摆脱了物质欲望桎梏的精神,能够高举远慕,从一般感性的此在实际向着形上超越的方向升华,去实现那种“与道冥同”的“天地境界”。这种分析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却没能深入到问题的深处。
笔者认为,审美能使心灵获得自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美的事物对于人的潜在的本质力量的激发,把深层次的本质力量唤醒,让那深深的埋藏在精神深处的心理能量获得恣肆汪洋充分展开的机会。这种本质力量的基础就在于人与周围环境的“非特定化”关系,这是心灵自由的根本所在。从生物人类学哲学的观点看来,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人与周围环境处于一种“非特定化”的关系之中,而动物与周围的关系却是确定的。这就是说人类可以自由地对待客观世界,并且在已经掌握的社会实践能力的控制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改造世界。动物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它只能依赖自然界所提供的现成的材料去维持生命,它把自己的生命跟生存条件一一对应起来,彼此直接地交合在一起。所以,每一种动物的器官和生长习性只能适合于特定的外在条件,一旦这种条件发生变化,它就会无所适从,甚至被自然界所淘汰。相反,人类虽然没有在自然界获得一个完全现成的生存环境,但她却能够自由地对待客观世界,能够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不断地开创更加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条件。①正如恩格斯所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5]
正是由于能够自由地对待客观世界,人类才能在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的基础上一步步地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才能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果。这种由人与周围环境的“非特定化”关系所引申出来的能够自由地对待客观世界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的本质特征最基本的内涵。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6]人类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以合规律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改造客观世界的自由,以及在为保证各种创新活动的生动展开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而追求的政治上的自由,都跟作为生物人类学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息息相关,而人与周围世界这种“非特定化”关系在主体内部的反映就是心灵的自由,它是人类精神活动具有无限展开这一特性的根源。人类这种能够自由地对待客观世界的本领就是人的潜能,但是,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物质享受的诱惑、实用功利的欲望,使得原本作为人的本质力量最基本的内容——心灵的自由被屏蔽了,人的本性或者说正常的人性被异化了。审美活动恰恰就是突破物质世界和感官欲望对人的心灵屏蔽的有力武器,是克服人性异化最重要的途径。由此可见,只有经常的、深入的审美体验,才能使人的潜在的本质力量有机会得以显现,而只有这种由潜意识到显意识的转换,才能使精神在自由自在的飞翔中真切地得到人性意蕴的滋润,有力地确证本性的自由。这样,心理健康才能得到基本的保证。

审美调适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对人的心理偏差的调整,所谓心里偏差主要有下面这两种表现:一是精神世界处于某种偏激的状态,二是心理结构产生了较为明显的落差。
这里所说的精神世界的偏激,是指个体由于受到某种刺激,对特定的利害关系的体验所引起的情绪的强烈的反应。这种反应主要跟情感的强度紧密相关。情感的强度主要是指在情绪体验的作用下主体心理能量的激活水平,它的范围可以包括几乎令人察觉不到的、瞬间即逝的柔和情调,也可以包括那种像暴风雨般的迅速控制一个人,让人失去自我控制的激情。因此“强度愈大,整个自我被卷入的倾向也愈大,就是说,整个自我为情绪所支配的倾向也愈大”。[7]强度较大的情感会像一把火那样突然燃烧,又会像骤然袭来的狂风暴雨,使人在充满盛怒、惊恐、愤懑、狂喜、绝望的情况下,失去冷静的理性和自我控制的意志力。这是因为大脑皮层的某些特定中枢神经的强烈兴奋,以及这种兴奋对其他中枢的抑制,都超越了正常的限度,甚至于使高级神经活动产生错乱与障碍。不要说恐惧、愤怒、绝望这一类否定性情绪会导致心理的失常,即使是突如其来的巨大喜悦也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儒林外史》描述的范进得知中举喜讯后发疯及他的老母亲在巨大喜悦的强烈刺激中去世,其罪魁祸首就是这种心理偏激。
一般说来,某种激情所引起的心理偏激往往是比较短暂的,激情的狂风暴雨过后人们就会回到正常的状态中去。但是,当某种偏激的情绪长期作用于个体心理时,就会使心理结构的基本平衡走到破坏且无法修复,最终还会转变为一种心理疾病。所以当某种偏激的情绪在人的心头挥之不去,并且成为一种特殊的情结时,就有必要加以认真对待了,当然,人们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得到疏导、缓解、使之消释,也可以通过向亲朋好友吐露心曲而让激情得到散发,但是,在一般的情形下,个体的审美体验活动也不失为解决这种偏激情绪的有效方法。这就是说,运用审美调适的途径,可以使个体心灵中那些过于强烈的情绪散发出去,从而恢复心理健康。其实,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他在谈到悲剧的审美心理功能时提出的“卡塔西斯”的概念,就是指审美活动对心理的调适。亚里斯多德说: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8](P57)他在谈到音乐审美对人的心理作用时还这样说过:“像哀怜和恐惧或是狂热之类的情绪,虽然只在一部分人心里是很狂热的,一般人也多少有一些。有些人受宗教狂热支配时,一听到宗教的乐调就卷入迷狂状态,随后就安静下来,仿佛受到了一种治疗和净化。某些人特别容易受某种情绪的影响,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音乐的激动,受到净化,因而心里感到一种轻松舒畅的快感。”[8](P96)这里所谓对情感的“陶冶”或“净化”,就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Katharsis,这个词作为宗教用语就是“净洗”的意思,在医学术语中又有“宣泄”、“求平衡”的意思。
其实,这些都是指心中过分强烈的情绪在艺术作品中找到发泄的对象从而让它散发出来,使心灵中原本偏激的情感重新恢复平衡。运用艺术作品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他们曲折的命运,可以为那些过分偏激的情感提供具体的对象,当这些对象具有令人产生强烈的情感震撼的品质时,它们能够引起人的喜悦、愤怒、悲哀、快乐、恐惧、怜悯等不同性质的情感的宣泄,从而使那些过多地积压在心中并有可能导致心理病变的情感在“对象化”的过程中消释掉,最终使偏激的心理结构趋向合理,这就是审美调适的基本方式之一。由于在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轻易地找到使偏激情绪得以宣泄的合适的对象,而审美活动尤其是艺术审美却能够比较方便地提供这样的对象,所以,审美体验尤其是艺术鉴赏也就成为调适偏激心理的最好的途径。
至于心理落差的审美调适,其基本机制跟偏激心理的调适是一样的,但对象却有所不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的精神在本质上是最为自由的,我们平常说的“心比天高”,可以说是人类自由自觉的本质特征在个体的必然反映,自由想象、无限欲望、崇高理想,既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原动力,也是个体发展的必要基础。任何一个健康的人,总是会对个人与社会充满着种种美好的期盼和憧憬,除非是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巨大挫折之后,对人类对社会深深失望的心如枯井的悲观者,才会对社会和个人的未来不抱任何理想。但是,人们主观精神的自由与随意的向往,能不能最终把它变成现实,却要受到客观实际的制约。想成为大人物、大英雄、大专家的人不知有多少,但最终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人只能作为普普通通的人,度过平凡的一生。因此,理想与现实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也就是十分普遍的事了。
问题是在这种严重的冲突面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加以化解由心理落差所引起的焦虑、紧张呢?是采取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用自欺欺人的手法进行心理上的自我安慰;或者是采用转移的方法,在某一领域碰壁之后,转换到另外一个可能更适合自身条件的领域去发展,中国古人所谓当不了良相就当良医的人生设计就是这种转移策略的具体运用;还是用更高明一些的升华法,即用更加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寻求突破,最终登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人生高峰。上述这些方法,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虽然比较消极,有时甚至有一种刻意逃避现实的愚蠢,所以鲁迅先生对此进行过鞭辟入里的批判,但也应该看到,这种方法对于化解理想与现实所造成的心理冲突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十之八九会遇到不如意处,如果面临各种各样的不如意,并不具备转移和升华的意志与能力,那么,自我安慰的方法虽不值得推崇倒也不必全盘否定它。另外两种方法应该说都很有积极意义,当然值得大力提倡了。但是,生活中也会有一些人既不屑于自我安慰的消极,也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从失落、困惑的地方转移出来,更不会把苦恼化为前进的动力,只能陷在心灵痛苦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在那些矛盾和焦虑的牛角尖中越钻越深,那就必然会导致心理疾病的发生。
对于这种固执己见的人,审美调适就会有用武之地。审美体验尤其是艺术审美能够提供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获得的各种类型的生活情景,为情感宣泄提供适当的对象,那些理想化色彩过分浓烈的情感追求能够得到适当的净化,使心理落差得以弥补,最终就会有助于心理平衡的恢复。同时,在对文艺作品的鉴赏过程中,英雄形象的不屈的战斗意志、坚贞的人格毅力和扼住命运咽喉的勇敢行动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会唤醒人的潜在力量,激励人的战斗意志,因此就有可能给人创造心理升华的机会;而那些受侮辱受损害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的坎坷命运,则会使人在同情与怜悯的同时,更清醒更深刻地感受社会的复杂,这种真善美的启迪就会让人在深层心理调整自己的理想格局;至于文艺作品中表现的丑陋、恶劣的反面人物,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引发人的优越感,就会用笑声和愤怒去批判那些否定性事物,这一方面能为正义的行为奠定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行动的条件还不成熟时释放心中过于强烈的心理能量。所有这些,都能减轻或消弭那些有害身心健康的心理落差,使心理结构重新回到和谐的状态,并且为现实生活中真正有意义的行动准备好主体方面的条件。

如何充分发挥审美调适的作用,使个体心理在积极主动的自我调整中保持动态平衡的良好状态?笔者认为必须重视这样一个问题,即怎样抓住审美调适的基本功能,坚持正面引导为主的方式,对心理结构进行长期的调养、滋润,以便形成生动活泼、健康有序的良好心态,为积极应对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内心冲突提供可靠的心理准备;同时注意适当采用合理宣泄的方法,去化解那些过分强烈的外来刺激所形成的某种心理偏差,反对那种一味采用自我压抑的方法去克制情感,以便达到有效防止心理偏差的长期积郁的目的。众所周知,抑郁和焦虑只会给身心疾病大开方便之门,只有运用调养滋润和合理宣泄这种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才能有效地发挥审美调适的效能而保障个体心理的健康。
当今社会日趋激烈的竞争已经使很多人的心灵世界变得既粗粝又脆弱,人们没有充裕的时间去表现与感受细腻的温情,更难于通过相互欣赏的方式去享受人情、人性的美好,这样的心理状态往往会导致个体精神生活的质量降低,不仅很难使人进入到优美、高雅、宁静的境界,却很容易受到那些否定性事物的侵扰。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积极养成良好的心理生活习惯,并由此形成一个灵敏坚强的心理结构,而审美调适的正面引导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所谓正面引导,是指在审美体验过程中,主要的或者说经常性的审美对象应该具有美的品质,选择那些优美秀丽、明朗洁净、活泼可爱、柔和精巧的事物进行深入的欣赏,让感官在充分感受美好事物生动、精美的外在形式的基础上,使心灵充分汲取她们的高雅的气质和美妙的神韵。这样,属于审美对象的美好品质就会通过感染作用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会使主体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结构向着均衡的方向发展。美好事物就像滋润禾苗的雨露一样,点点滴滴渗入心灵的土壤,为心灵的健康发展和个体的茁壮成长创造有利的条件。那部堪称经典的电影——《音乐之声》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情节:女主人公玛丽亚在抚慰受到雷雨和闪电惊吓的孩子们时,要他们去想美好的东西,像欢乐跳跃的小鹿、色彩艳丽的鲜花、香喷喷的巧克力、飞珠溅玉的溪水。这些事物都具有小巧玲珑、晶莹剔透、典雅精致的特质,它们会给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带来温馨、愉悦、亲切的感受。这样的感受就会使人的心灵沉浸在美好的享受之中。人们如能经常性地受到这种陶冶,那么,优美的艺术作品、美妙的自然风光、细腻的情感交流、安逸的娱乐休闲,就能使脆弱的粗粝的心灵在优美事物的作用下,变得柔美精致,美好事物的熏陶能使个体的精神世界获得更多的肯定和支持,由此形成的美好心态就会对外在世界产生更多的爱心和希望,也会对自身产生更多的信心。这样,心理结构的最优均衡的实现就有了基本的保证。
当然,世界是充满矛盾的,社会也是很复杂的。类似“好人一生平安”的说法只能是人们美好的祝愿,而挫折、失败等种种不幸倒是人生必然会遭遇到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的灾难和可能发生的灾难所造成的恐惧、痛苦之类的否定性情感,常常会给人的心理带来一丝挥之不去的阴影。对于这类否定性情感当然不能听之任之,因此,通过恰当的方式让它们及时得到宣泄就很有必要了。可见,合理的宣泄也是审美调适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如果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去体验合适的审美对象,在获得美感享受的过程中同时获得心理上的治疗,这样就能把那些积郁过多的否定性情感宣泄掉,从而使审美调适的功能得到最好的发挥。
宣泄的方法虽然同样是审美调适最基本的、经常性的功能,但它跟调养、滋润却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时间上的持续性不如后者,但在对人的作用力上却表现出较强的刺激性。正是这种较强的刺激所产生的力量才能冲击人们解开心头的疙瘩,涤荡心灵深处的阴影。这正如枚乘在《七发》中所描述的吴客用七种富有巨大冲击力的事物来震撼楚太子病态的心灵,像用那长在烈风漂霰、雷霆轰击中的“龙门之桐”制作的琴所弹奏的音乐,集天下最精美的食品烹制的珍馐奇馔,驰骋天地的骏马和气吞山河的战车,壮美旖旎的自然风光,“白刃皑皑,矛戟交错”的围猎和“涌觞并起,动心惊耳”的欢庆,曲江观涛所见到的排山倒海的惊涛骇浪和能使人产生醍醐灌顶之感的要言妙道,所有这些用美学术语来说都是属于崇高事物。这就是说,对崇高事物的鉴赏能够冲击心中的否定性情感,让人的心理结构在震荡中经受锻炼。康德曾经说过:“心情在自然界的崇高的表象中感到自己受到激动,这个激动(尤其在它开始时),能够和一种震撼相比拟;这就是这一对象对我们同时快速地交换着拒绝和吸引。”[2](P98)崇高事物在外在形式和内在意蕴上焕发出来的巨大的力量能够对审美主体形成强烈的刺激作用,这就充分说明了崇高在审美调适中具有其他类型的审美对象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悲剧艺术在审美调适中的特殊意义。现实生活中谁都不愿遭受悲剧和灾难,但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悲剧,却是美学皇冠上的璀璨明珠。别林斯基甚至用这样一段话来赞美悲剧艺术,他说:“没有一种诗像悲剧这样强烈地控制了我们的灵魂,以如此不可抗拒的魅力,使我们心向神往,给我们如此高度的享受。”[9]笔者认为悲剧对于心理健康的意义除了亚里斯多德早就指出的宣泄作用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它能锻炼人的心灵,使人能够在文艺作品中直面死亡和毁灭,而美好事物被恶势力的摧毁必然会使人感受到痛心疾首的难过和愤怒。但是,这些悲惨的事情毕竟不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之中,而是发生在具有较强虚构性的文艺作品当中,这就不会对审美主体造成实际的危害。然而,人的心灵所经受的痛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心理结构的有益作用,可以说跟现实的灾难有许多相近之处。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预防任何悲剧的发生,同样希望不要在实际的灾难中去获得心理锻炼的机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悲剧的审美调适作用限制在艺术的范围之内,而悲剧艺术对于审美调适的积极意义也就可见一斑了。
德国诗人席勒曾经认为剧院是审美教育最好的场所,热情洋溢地赞颂艺术审美对于灵魂的伟大救赎,他说:
如果悲哀在折磨心灵,如果忧郁的心境毒患了我们平静的时日,如果世界和职业令我们厌恶,如果千万种负担压迫着我们的心灵,而我们的敏感性在职业工作中面临窒息的危险,那么剧院就接纳我们——在这个艺术世界里,我们离开现实的东西去梦想,我们复归于自己本身,我们的感觉在苏醒。有益健康的激情刺激着我们的自然本性,使之热血沸腾起来。……如果人们从一切范围、区域和状态中摆脱了矫饰和时髦的羁绊,摆脱了命运的任何逼迫,通过一种包罗万象的同情结为兄弟,把自己重新融合在一个族类之中,并且忘掉世界而接近他们美好的发源地,在这种情况下,被踩到地上的自然本性随时又重新复活。[10]让我们在深入的审美欣赏过程中陶冶自己的灵魂和情操,锻炼自己的心理结构,让审美调适成为我们身心健康的保护神。
【注释】
①德国学者阿尔诺德.格伦(Arnold Gehlen,1904-1976)从人的生物学特征出发,提出人的“非特定化”与“未确定性”的观点,并以此作为揭示人的根本特征的起点。参见欧阳光伟《现代哲学人类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122页。
【参考文献】
[1][美]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M].林方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70.
[2][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3][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47.
[4]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25.
[5][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7.
[6][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3.
[7][美]克雷奇.心理学纲要(下册)[M].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393.
[8]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9][俄]别林斯基.智慧的痛苦[A].古代文艺理论译丛(第3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38.
[10][德]席勒.秀美与尊严[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18-19.
(原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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