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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胜:“去”之三味:中国美学的当代建构意识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01 点击: 1053 次 我要收藏

美学界所有人都不会轻易忽视过去三十年中国美学发生的改变。那些改变的重要之处,也许并不在于它们向我们提供了某种崭新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也不在于中国美学借助三十年“改革开放”而在整个人文学科中变得如何重要。实际上,过去三十年中国美学所带来的最重要改变,是它第一次通过对整个社会文化和大众生活进程的深切体认,初步完成了有关“当代建构”的美学意识,形成了一种以“当代性”姿态挑战既有美学建构方式的开放性话语。
这里,所谓“当代建构”的美学意识的完成,主要体现为:第一,经历了以严整结构方式精心设计各类美学概念、理论和体系之后,最近三十年,我们越来越多看到的,是一种日益明显的“去体系化”的美学态度,以及在这一态度之下人们所从事的各种理论工作。可以认为,以体系化方式满足理论上的“完善性”冲动,属于从鲍姆加通以来美学的普遍建构形态,它要求的是对于那种从概念到理论再到理论间关系的清晰表达与逻辑呈现。就这种“体系化美学”建构方式本身而言,重要的不是美学对外部世界的陈述能力,而是美学在自身理论内部进行“自陈述”的必要性与圆满性。因此,通过理论建构所形成的,其实是一种美学话语的“自我权力”——这种权力的行使不需要“证实”,但却追求“证明”,即通过理论的建构来实现理论的内部圆融,其如康德、黑格尔的美学。这一建构方式曾经被中国美学运用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直到最近三十年里才逐渐式蓝,开始被“去体系化”的美学建构意识所代替。借着文化开放的机遇,中国美学学者在最近三十年里努力追随世界性学术潮流,把“去体系化”的建构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方面,人们开始不满足于美学仅仅沿袭“体系化”的旧路子,强烈的学术趋同性追求使人们学会了从后现代理论拿来各种“去”的立场,力图在美学建构的“去体系化”姿态中寻得与世界学术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对“体系化”建构的力不从心以至心生倦怠,以及最近三十年里各种理论资源的迅速丰富,导致中国美学学者尝试避开艰苦而难见成效的“体系化”建构思路,把更多精力放在破除体系建构之后的“散点式”理论陈述工作之上,希望借此将美学的话语权利由“自我实现”转向更加明确的“社会/文化实现”方向,体现美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新的生存。显然,以“去体系化”为目标,三十年来中国美学不断寻求的,正是一种由内向外、由自我陈述到社会/文化陈述的转向。这一转向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的,“体系化”美学不断走向“去体系化”之后的“泛美学”——中国美学的当代建构越来越倾向于话语权力的社会化。
第二,与以上情势相联系,在美学建构意识层面上,中国美学“去本体化”的立场同样十分突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美学学者几乎“集体性”地转向了由文化研究/批评主导的审美文化研究,并且这种转向态势迄今势头不减。如果说,追求美学的本体化建构曾是20世纪中国美学直至80年代后期始终顽强不屈的理论意志,它不仅引导中国美学学者很长一段时期里孜孜寻求美学问题的终极解决,努力完成美学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终承诺,而且这种本体化的美学建构意愿也直接制约了人们对美学和美学问题的基本认识。尽管历经数次“美学热”,中国美学仍未能在“本体化”追求中真正展现令人满意的理论前景,但人们又似乎在“本体化”建构之外无从发现中国美学的前途。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情势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以市民利益为核心要素的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以及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大规模进入,才使得中国美学学者有机会置身前所未有的理论重建语境,以前所未有的理论勇气打破预设的“本体化”美学建构立场,借助“美学话语转型”讨论而转向对文化问题的高度关注。在这里,有两个方面相当引人注目:其一,在理论诉求上,美学开始不再以寻求“终极解决之道”作为自身的现实目标,而突出强调了美学问题的现实文化依据以及美学对现实的回应能力。在自行解除了“终极思想者”身份定位之后,美学不断向着“现实问题的回应者”方面进行积极转化。这种身份定位急速转化的结果,就是近年间美学学者“学术话语权”的迅速扩大、美学问题针对性的日益明确——这一点,正同上面所说的“倾向于话语权力社会化”的美学当代建构倾向相一致。
其二,在理论话语层面,美学逐渐脱开“玄思”方式,不断寻求自身作为一种“批评话语”的可能性。早在20世纪初,以西方近代美学作为引进、学习对象的现代中国美学,曾经在理论建构上直接承续了依照逻辑思维规律展开的抽象话语方式;理论的严密性和系统性往往直接建立在高度的抽象性和概念性基础之上,而思想的深度性同样离不开逻辑推论的完整性和严谨性。在俯视现实(包括各种具体艺术活动和现象)的思想云端,美学始终标举着不涉功利的精神纯洁性旗帜。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界仍然牢牢坚守着这一抽象思想的阵地。尽管美学的理论玄虚性也已经开始面临各种“应用美学”的挑战和切割,但依赖概念的抽象话语仍然占据主流——从80年代出版的上百种教材性质的“美学概论”那里,其实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进入90年代,由于文化研究的兴起和推动,“玄思”的美学发生动摇。一方面,面对概念抽象和逻辑推论性质的思想“深度”遭遇到的各种质疑,人们由怀疑“深度”的可能性而怀疑纯粹抽象思想的美学建构前景,逐步转向放弃单一逻辑思维形式的精神考察活动。对各种艺术/审美现象的实际热情代替纯粹思想的方式,敏感而非推论的现象批评置换了抽象分析的权威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美学作为批评活动的理论前景开始展现,“美学批评”塑造了美学新的理论形象。另一方面,作为“批评话语”的美学,更多地把视线投向以“形象”方式呈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各种文化现象本身的易变性、多变性和杂多性,决定了纯粹思想的乏力和理论抽象的空泛。美学“批评”在面对批评的对象时,不能不放弃曾经的抽象思想原则,改以具体描述方式“细读”各种现象文本,进而为美学实现自身的文化批评权力确立基本前提。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对“审美本质论/绝对论”的质疑,成为美学反思自身建构局限的具体成果。这一点,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热情呼唤“审美回归”之后,显得尤为触目。事实上,80年代“美学热”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审美本质论”的巨大胜利——以“审美论”反拨“政治论”、以审美绝对性抗拒政治意识形态一统地位,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文化“拨乱反正”、实现“正本清源”的重要举措,也是美学重建理论话语和学术本体的基本姿态,其核心在于张扬“审美”作为人类精神话语的主导权力,还原审美活动的纯洁性,捍卫人类审美的精神至上性。这一姿态体现了两方面坚定立场:一是肯定人类艺术/审美活动的超越性价值,二是肯定审美原则的精神普世性。在根本上,这两方面立场最终呈现的,其实是一种坚定的本质论立场。尤其当这种“审美本质论”美学主张彻底战胜了“政治挂帅”的美学理论之后,其本身便完成了向“绝对论”美学的理论转移——美学是一种审美的理论并且只能是关于审美的理论,除此之外,美学便不可能成为它本身。也因此,美学研究就是一种关于审美问题的讨论,美学理论就是一种有关审美问题的理性。显然,完成了这一转移的美学,已经把“审美本质论”改造成了一种“审美绝对论”,进而也拒绝了一切“非审美”或“反审美”因素进入美学视野的可能性。就此而言,90年代以后中国美学界发生的对“审美本质论”的质疑,显然是具有颠覆性的,因为它指向的恰恰就是“审美”的绝对性价值和仿佛无可动摇的地位:一方面,因为这种质疑,“审美”之外的种种“非审美”或“反审美”现象、因素开始被人们关注和讨论,“审美”之于美学的唯一性由此发生动摇。而动摇一旦发生,改变也就在所不免。更何况,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也以鲜活的形象动摇着人们对“纯粹审美”的美好信仰。另一方面,对“审美本质论”的质疑,不仅拒绝信仰审美原则的精神普世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对倡导精神纯洁性的美学权力的怀疑。从一定意义上说,90年代以后强调“审美本质”的美学建构的式微,正反映出一种特定美学权力的解体、精神绝对性的丧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90年代以后中国美学界向审美文化研究的转向,实际也就是一种重建理论信心、重建话语权力的努力,只不过这一努力的目标已不再是绝对化的审美价值话语,而是一种“审美相对主义”的理论趣味。可以说,“本质论”的美学时代已经过去。
第三,“去理性至上化”作为一种日益明确的理论倾向,近三十年中、尤其是进入21世纪,逐渐凸现为当代中国美学重要的建构意识。现代中国美学引入西方话语的一个主要形态,是它一直把理性与感性的关系处理为“内容与外观”、“精神与精神显现”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感性的不可或缺性源于理性的表达需要,而不是理性的实现需要,更不是感性自身的需要。感性的位置已如当初鲍姆加通所规定的,是人的低级层次的满足需要、从属(理性)的需要。对人的感性来说,天然低微的出身只有借助天然高贵的理性,才可能被合法化并获得认可。在整个美学体系中,感性权利首先不是自主性的,而是赋予性的——依赖理性的赋予;感性的价值不是其自身所决定,而是由人的理性活动所主导。很明显,建立在这种感性与理性关系上的美学,其强烈的认识论指向已经预设了感性与理性两者的主从性、层级性。长期以来,中国美学在自身现代建构路向上所追求的,就是这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层级化理论架构。至上化的理性不仅规定了人们对待感性的价值态度,也确立了美学对待自身的立场——对一切感性话语始终保持一份警惕的态度,唯恐感性的不良企图玷污了理性的名声,危及人类精神的纯洁性。然而,这种对理性至上性的崇奉,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遭遇了前所未见的动摇。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的感性化取向,以及理性至上性话语在实际生活中的有限性,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理性与感性的关系问题,并在其中引入对感性存在合法性的思考。人们一方面相信感性话语在认识论层面仍然是有限的和不完善的,因此必须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又开始承认,仅仅依靠理性的制度性权利也是有问题的,甚至可能产生更大的危害。因为对实际生活的人来说,感性问题不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同时是一个生存论问题。尤其在美学范围内,人的感性权利之于人的生存活动,更多体现出生存论的特性。这种生存论意义上的感性和感性活动,与人的理性权利一样具有自主的价值,并且更加生动、更加具体直接。应该说,这种对感性权利的重新认识和肯定,在否定理性至上性的天然本质之际,其实已经把美学从认识论体系引向了生存论的维度。正因此,有关“身体”问题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等,才有可能被讨论并成为中国美学的热点话题。质言之,“去理性至上化”既是当代中国美学的一种建构意识,也是中国美学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一种建构策略和方式,它所指向的,不仅是具体的美学理论,而且是人和人的生活的价值体系。
历经三十年,中国美学在“去体系化”、“去本体化”和“去理性至上化”过程中,呈现了自身的“当代建构”意识。这一意识作为当代处境中的中国美学对自身历史的反思性批判,其中既包含了强烈的颠覆性,又体现了积极的建构意愿,因而也是一种具有重构性质的理论意识。当然,对我们来说,近三十年中国美学之“去”,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它迄今仍遗留了两方面需要我们深刻讨论的问题:其一,“当代建构意识”并不等于“当代建构”。那么,中国美学真正的“当代建构”应该是什么?第二,“去”的合法性既在于“去”的过程,更在于“去”的有效性,它意味着“去”本身仍然可能因其缺少充分理据而受到置疑。那么,“去体系化”、“去本体化”和“去理性至上化”又如何被证明是有效的?
应该说,这才是中国美学界现在真正面临的问题。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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